一位阜城籍中國遠征軍的傳奇

随着電視劇《我的團長我的團》的熱播，一段塵封的中國遠征軍的曆史又一次擺在了人們的面前，戰士的英勇、戰鬥的慘烈、戰争的悲壯無不震撼着後人的心。我們今天為您講述的這個故事，可以視作現實版《我的團長我的團》，它比電視劇更震撼更真實——

高汝益/口述 金秋/記錄

高汝益，阜城縣東街村人，1932年在山東德州博文中學讀書，1937年“七七”事變後，學校全部男女學生集體參加了國民黨軍，奔赴抗日前線，成為中國遠征軍的一員

1942年高汝益參加了中國駐印遠征軍，這支隊伍是抗日戰争時期中國政府為支援英軍在緬甸抗擊日本法西斯、保衛中國西南大後方而派出的跨境作戰部隊。同年由于指揮不利，加之英軍進展緩慢，遠征軍各部被敵各個擊破，于是上級決定撤退。

高汝益所在的中國遠征軍第五軍，走出緬甸後，進入了荒無人煙的叢林。這兒長年陰雨連綿，長年不見人影，到處是能“吃人”的水沼子。更加可怕的是那些專吸人血的螞蟥，一片片一堆堆到處都是，時刻等着吸光戰士的血。

當時高汝益任第五軍96師288團三營機槍連連長，全連共178人。他們沿着無路可走的叢林，邊走邊用槍支、木棍探路，同時不斷拍打防止各種蚊蟲及吸血蟲的襲擊，有的戰士身體非常虛弱，身上都化了膿，難聞得很，有的甚至生了白花花的蛆蟲，讓人看了心裡難受。

高汝益帶領連隊進入這一地區後，各排各班患病的人數逐漸增多。又沒有相應的醫藥治療，實在沒辦法，隻能眼睜睜看着一個個生龍活虎的戰士被疾病和殘酷的環境折磨而死。更為嚴重的是“缺水”。這裡雖然天天下雨，處處是池沼，但是所有的水面都漂浮着蚊蟲蒼蠅肮髒不堪，沒有一處可供戰士們飲用。在這極為緊張而又無奈的情況下，士兵們實在幹渴的沒辦法了，隻好偷偷地躲到一邊用雙手撥開一處水面上的髒物，捧起發黑的水喝上幾口。

這樣的生活又引起了很多不知名的疾病以及霍亂傳染。在這極端危困的情況下，遠征軍實在無法再繼續走下去，上級改變了回國路線，并同中國駐印聯軍聯系，就近轉向印度方面。

遠征軍轉向印度後，随即進入了荒無人煙的“野人山”，這個名字是遠征軍經過時起的，并不是這片荒山野嶺的真實名字。

“野人山”是被高大的原始樹林濃濃密密地覆寫着的一塊山地。在這裡，遠征軍的士兵、馬匹仍然被嚴重的疾病所折磨。

進山不久，走在高汝益身旁的一名河南籍戰士倒下了。高汝益跑過去，雙手抱住他說：“堅持住，起來，起來，堅持就是勝利。”河南籍戰士在高汝益的呼喊中慢慢睜開了眼睛，無神地望着高汝益說：“連長，我不行了，請你告訴我的父母我是死在打鬼子的路上的……”“你是哪兒的，父母叫什麼？”高汝益大聲地喊叫着，最終也沒有聽清他的話。他死了，就這樣被疾病折磨死了。他是名普通的戰士，死在了打鬼子的路上，他感到了自豪，死得心甘。

幾個戰士過來，掩埋了他，而後遠征軍又上路了。

就在這緊張的時刻，遠征軍接到上級指令：把彈藥全部丢掉，重兵器和笨重器械，一定要把零件卸下來，破壞後再扔掉。當時機槍連有一名戰士撫摸着與他出生入死的重機槍哭了。

“小張，别哭了，隻要我們走出‘野人山’武器會有的，我保證給你再弄一挺新的。”高汝益隻記得他姓張是我們河北籍的老鄉，他最終沒能走出‘野人山’。

遠征軍抛棄了武器彈藥後，負擔減輕了，部隊的行軍速度快了，可要命的是糧食沒有了。原準備進入山地後就可以利用飛機空投。哪裡知道‘野人山’是原始森林，濃濃密密，森林頂端那高大粗壯的樹枝相連接配接，遮掩得長年不見天日，無法進行空投，自然也就無法補給糧食藥品。沒辦法面對這嚴酷的饑餓，他們就在死馬身上那些沒有生蛆的地方割下點兒肉來充饑。由于馬肉的污染以及亂吃東西而造成的疾病又開始傳染流行開來。

此時又出現了一種更可怕的惡性疾病，這種病無藥醫治，七八個小時人就會死亡。遠征軍行進中發現沿路兩旁和用樹枝搭起的棚子裡到處都是死屍。

高汝益帶領着他的連艱難行進着。此刻的疾病猖狂到了極點，時時襲擊着士兵們，高汝益的身邊前後不時有士兵倒下，我們已無力照顧他們了，以免傳染，上級的要求是隻要活着走出“野人山”就是勝利。

我邊走邊鼓勵戰士們，不幸的是我也得了這種疾病。正在我吩咐二排長代理我的職務時，第五軍通訊營的蔣醫生從後面趕了上來。之前我就跟他很熟，問清了我的病情後，他就讓士兵煮飯，他用煮飯時鍋蓋上的蒸餾水，給我注射了一支“九一四”（他帶來的藥）。

蔣醫生走了，我擡頭望着他走遠的身影，眼淚一下子流了下來。過了多半天我在兩名戰士的攙扶下走了一段路，後來覺得身子有了勁兒，也不感到累了。就這樣我又走了兩天，忽然看到茂密的大森林前邊有了邊緣，一絲陽光明亮亮地灑在了眼前。

我們走出‘野人山’了！

我突然仿佛有了千鈞之力，步子也邁得大了起來，如同久别的孩子見到母親，一片歡天喜地。我們走出來後，有人跑過來迎接我們，并親切地告訴我們這兒是“塔巴長”是專為從山裡走出來的人設的兵站，在這兒可以領到食物，也有醫生看病，并可領到治病的藥物。

“祝賀你走出了‘野人山’。”一個年輕的軍醫走到我面前抓住我的手激動地說。

“謝謝。”我激動了，一時說不出話來。來到這裡我的病全好了，休息了一天，領了兩天的食物又繼續前進了。

兩天後我們到了印度最東部的大車終點站——裡巴克馬尼。這裡也有人接待，安排食宿，我們在這兒做了簡單的體檢，洗了澡，換了新軍服，至此我連從緬甸出發時的178人，到達這裡僅剩我們8人。我連8人在裡克尼休息一天，即乘火車到達印度西部的藍伽。這是一座很大的營房，住有從國内空運來的補充部隊和從緬甸英軍來印度的38師，其餘全是從‘野人山’走出來的人員。随即我被編入中國遠征軍司令部警衛團第二營四連任連長。不久又改為二連繼續任連長。

回到祖國為新中國貢獻力量

中國駐印度軍中指揮部成立後，率軍推進到新太平洋，我帶領二連負責司令部各部門的警衛、彈藥、器械，糧庫等。因為我連任務煩雜，駐地分散，接觸外籍人員較多，是以派來一位美軍“聯絡官”，專門負責為外籍機關的業務聯系工作。

1945年由于種種原因，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糊裡糊塗地被免了職。就在我被免職的第二天，總指揮部高射炮營調回昆明。他們二連的連長是我德州時的同學，是以我就乘他們的飛機回到了昆明，又恰好我的老部隊第五軍96師駐紮在昆明，老首長黃翔任96師長。我到後任警衛連連長。

1948年我升任57A215師643團一營營長，1949年12月參加了在四川新都的起義并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起義中我營擔任起義指揮部的警衛工作，為起義成功立了功，同年我調任解放軍四川省劍閣軍分區司令部任見習參謀長。1952年轉業後任教，1976年退休至今。

退休後，我始終堅持學習并做了大量筆記和心得體會，還結合我所走過來的道路，寫了很多文章，用來教育後代子孫。要讓他們懂得新中國是無數革命烈士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來之不易。讓他們知道，隻有好好學習，學好本領，才能建設好我們的偉大祖國。為此在我任教的學校裡，我一直定期為學生們上愛國主義教育課。望着一個個生龍活虎的孩子，我心裡感到那麼的幸福。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還時時想起那些沒能和我一起走出“野人山”的戰友們，假如他們還活着也會和我一樣為新中國的建立貢獻自己的力量。

原載《衡水晚報》2009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