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考古學家們疑惑的是，這麼大的墓地按常理周圍應該有人類生活的遺址，但為什麼始終沒有找到這樣的遺址，孤零零的隻有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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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記者 劉旻 編輯 胡傑 校對 吳興發
2003年，新疆塔裡木盆地東部最低處的羅布泊地區，小河墓地被正式挖掘，其宏大的規模、奇特的葬制、數量衆多的幹屍、豐富的羅布泊早期文明資訊……有考古學者慨歎，世界上沒有任何墓葬與之類似。
墓地最上一層的“小河公主”出土後，這位沉睡了3800多年的美女面部特征，引起了考古學家和體質人類學家的注意，對其種族衆說不一，其中一種觀點是，該女屍顴骨較高，眼窩深陷，鼻子尖而高，嘴唇薄且細長，毛發呈棕色……這些都是歐羅巴人種的典型特征。
新疆地處亞歐大陸腹地，絲綢之路要沖，一直是歐亞大陸東西部人群進行文化、技術，以及遺傳交流的重要通道。新疆史前人群的起源和遷徙一直是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但小河人群的起源此前并無定論，曾有過“草原起源假說”、“綠洲起源假說”等。
今年10月27日，吉林大學生命科學院崔銀秋教授團隊利用最新的古基因組技術成功獲得了小河墓地早期人群的基因組資料，這也是中國新疆迄今最早的古人類基因組資料，相關論文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Nature》上發表。
古基因組研究結果表明，小河墓地早期人群在遺傳上是一個由古北亞和古東亞成分組成的人群，其祖先成分形成時間距今9000年左右，該成分曾廣泛存在于歐亞草原中、東部廣袤區域。這一古老遺傳譜系與青銅時代的歐亞草原人群以及中亞綠洲人群都沒有直接的遺傳聯系，也沒有顯示出與任何其他全新世群體混合的迹象，産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塔裡木盆地獨特的地理環境形成的天然遺傳屏障，造成塔裡木盆地古代人群長期的遺傳隔離。
但長時間的遺傳隔離并未阻斷該地區與外界文化的交流，研究人員采用古蛋白質組技術在小河人牙結石中發現了小河人群長期大量食用奶制品的證據，加之墓葬中小米以及小麥等考古發現，都呈現出了小河早期人群有文化交流的現象。崔銀秋團隊論文的發表為學術界廣泛關注和争議的小河人群的來源問題提供了新的颠覆性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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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古DNA測序
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博士研究所學生張乃凡換上連體防護服，端着一盆古動物材料，裡面有一根粗壯彎曲的來自小河墓地的牛角，先經過風淋間，倒計10秒把塵土吹掉，然後進入古DNA室的磨骨間進行樣本處理。
樣本分骨骼和牙齒。處理牙齒樣本會先用棉花蘸取次氯酸鈉溶液擦拭牙齒樣本表面污染物，用氯酸納溶液浸泡後，依次用無菌水和無水乙醇沖洗一遍，放在超淨台中紫外線照射每個表面。等牙齒幹燥後，用牙用鑽頭手動磨成粉末，——20℃儲存以備下一步抽提DNA。
▲吉林大學生物考古實驗室。新京報記者 陳傑 攝
骨骼樣本的處理要先切成1cm3左右的小塊，之後的流程大緻相同。
吉林大學生命科學院碩士研究所學生李建解釋說，此後骨粉被加入各種溶劑進行裂解，釋放古DNA，用二氧化矽層析柱進行純化洗脫，得到古DNA提取液，之後是二代測序的文庫建構，然後上機測序，得出下機資料即原始資料，還要進行一系列複雜的資料處理分析才能獲得真實的古DNA資料。
古DNA是指古代生物遺體或遺迹中殘存的DNA片段，包括古代人類DNA、古代動植物、微生物DNA。古DNA研究為建構和複原古代人群遺傳結構和種族屬性、群體間的交流及遷移模式，以及滅絕物種的系統發育學等研究打開了通道。
資料顯示，DNA測序技術一直是分子生物學研究中最常用的技術手段之一，目前，二代測序方法在生命科學的各個研究領域都已普及。
自然科學方法在考古學中的應用源于上世紀80年代，遺傳學家開始把自然科學中的分子生物學技術應用到考古學研究中，用DNA檢測技術來研究古代人的遺傳學結構，這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一些發達國家紛紛建立考古DNA的實驗室。
當時，吉大邊疆考古研究中心體質人類學朱泓教授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學科前沿的發展方向，說服了生命科學院的周慧教授加入這項工作，于是1998年，我國考古學界第一個從事古DNA研究的專業實驗室吉大考古DNA實驗室成立。
吉林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崔銀秋解釋說，古DNA與現生人群DNA不同。細胞死亡後，除了細胞中内源性的酶會對DNA進行降解，外源性的物質也會導緻DNA出現破裂。相關資料表明，DNA中30億個堿基對的線性分子最後會變得很短，很快變成30-70個堿基對的小片段，并伴有高度損傷，造成可提供遺傳資訊的高品質DNA含量極低。
古DNA的儲存狀況不僅取決于樣本材料的年代，更重要的是受遺址所處環境的影響。一般來講，寒冷和幹燥的環境對古DNA儲存更加有利，而溫暖潮濕的環境，古DNA普遍被破壞得比較嚴重。
而對于古代人類的遺骸來講，不同部位DNA的儲存情況也不一樣，牙齒和颞骨岩部的儲存是最好的，其次是長骨，比較緻密的骨骼對DNA也有保護的作用。
古DNA至少要30個堿基對以上的長度才能測序，短到一定程度可信度就非常低了。新疆的樣本DNA儲存相對較好，一般片段長度在150個堿基對左右，有的能達到200個堿基對。
崔銀秋說，對做古DNA研究的人來說，新疆是個特别好的研究對象，被稱為人類的基因庫。幹燥的氣候使它能儲存下很多幹屍和骨骸，同時新疆是歐亞大陸人群遷徙的重要通道，人來人往，遺傳會留下來，故事也會很多。像小河公主那樣的幹屍基本都留在了新疆，而大部分小河墓地的骨骸都在吉大考古學院人類學的庫房裡。這個庫房總共有3萬具古代人類骨骸，是亞洲第一。
▲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博士研究所學生張乃凡換上連體防護服，端着一盆古動物材料，裡面有一根粗壯彎曲的來自小河墓地的牛角。新京報記者 陳傑 攝
由于這些古代遺骸太珍貴了，采集樣本的原則是盡可能少破壞或者不破壞，比如頭骨，先用三維的方法進行定位，再進行取樣，在顱底用很細的鑽頭提取一點材料，頭骨放回去以後，外觀上看不出來。
去年崔銀秋團隊開始對部分樣本嘗試無損取樣，把牙齒直接浸泡在裂解緩沖液裡，把最外面那層裡的古DNA溶解釋放出來，牙齒除了顔色變白形态基本沒有變化。但這種新方法能拿到古DNA，但量不一定足夠。
記者了解到，整個古DNA測序流程要分别在兩處實驗室完成。吉大古DNA室按照古DNA研究的國際規範，分為PCR(指生物學的聚合酶鍊反應)前和PCR後兩部分，兩部分采取實體隔離分别位于兩個建築中，PCR前的流程在校園外的文科樓裡進行，PCR後的工作在校園内生命科學院的樓裡開展。兩樓相距有15分鐘的步行路程，“這樣可以有效阻斷生科樓裡充滿了現生人群DNA氣溶膠的環境，等到古DNA的量被擴增後，就可以跟現代DNA一樣進行處理。”崔銀秋說。
“小河”傳奇
“2003年的10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伊弟利斯所長來電話邀請我帶着學生去小河墓地做幹屍和古人骨體質人類學鑒定，我就很興奮了，因為小河墓地對我們來講是可望不可及的考古遺址，2000年它被重新發現之前，小河墓地在世界考古界中名氣就很大，引人注目!”，朱泓說。
小河墓地位于羅布泊地區孔雀河下遊河谷南約60公裡的羅布沙漠中，東距樓蘭古城遺址175公裡，西南距阿拉幹鎮36公裡。墓地整體由數層上下疊壓的墓葬及其遺存構成，是平緩的沙漠中突兀而起的一個橢圓形沙山。沙山高出地表7.75米，面積2500平方米。沙山表面矗立着各類木柱以及木栅牆。
“世界上出土幹屍最多的墓葬”;“這個墓地給人一種最陰慘可怕和難以置信的感覺!”; “整個墓地猶如一個插滿了筷子的饅頭”……這些是小河墓地最初留給考古學者和媒體的印象。而小河墓地的發現史本身也充滿了傳奇。
據相關史料，1910年到1911年間，生活在這片區域的羅布獵人奧爾德克發現了這座時人傳說“有上千口棺材”的墓地，1934年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邀請奧爾德克擔任尋找這座墓葬的向導。貝格曼和奧爾德克沿着孔雀河向南分支出的一條小河道南行，這條無名小河道被貝格曼随口稱之為“小河”。
▲小河墓地考古現場。受訪者供圖
1934年6月的一天，他們在小河西向約4公裡處找到了這個墓地,貝格曼将其命名為“小河五号墓地”，并發現了他認為是“世界上儲存最完好的木乃伊”，但是他和探險隊踏遍小河流域，沒有找到小河人群的古聚落遺址。
1939年,貝格曼在斯德哥爾摩發表《新疆考古研究》一書，對他在小河流域考古調查及發掘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小河墓地宏大的規模、奇特的葬制、以及所蘊含的豐富的羅布淖爾(羅布泊古代時的稱謂)早期文明的資訊,引起了世界各地學者的廣泛關注。
貝格曼考察小河後,一直到20世紀末60多年間,再無任何後繼者抵達。小河墓地深藏在羅布沙漠之中，失去了蹤影。
2000年12月11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炳華随一個紀錄片攝制組,借助地球衛星定位儀進入羅布沙漠，再次找到小河墓地。2002年,經國家文物局正式準許,對小河墓地及周邊遺址進行考古調查和小範圍試掘。2003年10月，國家文物局準許啟動小河墓地全面發掘項目，時任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伊弟利斯·阿不都熱擔任小河考古隊隊長。
伊弟利斯認為，這個墓葬在國内獨一無二，在世界上也沒有任何墓葬與之類似。要準确地揭示小河墓葬的秘密，僅僅依靠考古和曆史學的知識是不能完全解釋的，應該将各學科的一流專家請到發掘現場，置身于真實環境中具體研究，包括考古、環境、人類學、植物學、動物學、原始宗教學等多學科專家參與，隻有這樣發掘研究工作才能進行得更快更好。
朱泓記得，那次同去的還有兩個畫家專門去繪圖。考古學裡，在遺址提取文物前，要對每個遺迹、墓葬、灰堆都會繪制平面圖、剖面圖，一般是由考古隊裡的繪圖員來完成，但小河墓地很難畫，多是幹屍，不是簡單的人骨架躺在那裡，幹屍周身上下的氈帽、靴子、羽毛飾件、毛鬥篷有很多細節;一般墓葬的随葬品是青銅器、陶器、石器、玉器這些很簡單的器型，但是小河墓地的每個墓穴裡都有帶橫梁、形态各異的草編小簍、牛皮做的香囊，還有大量的牛頭，小麥、黍、奶酪以及小河人群身上覆寫大量的麻黃草枝條。
兩根胡楊樹幹被加工成一對比人體稍長一些的“括号”形，這是棺木的側闆，“括号”兩頭對接在一起，将擋闆楔入棺闆兩端的凹槽中固定，沒有棺底，棺蓋是10多塊寬度依棺木弧形而截取的小擋闆。
棺木上都有一層牛皮，考古學家們推測出當時的情景：活牛被當場宰殺剝皮，整個棺木被新鮮的牛皮包裹。牛皮在幹燥的過程中不斷收縮，沙漠中幹旱的氣候會蒸發掉牛皮中所有的水分。最後牛皮緊緊地、嚴密地将棺木包裹，表面變得像盾牌一樣堅固，棺蓋——那些擺放上去不加強定的小擋闆便是以非常牢固。然後在木棺前後栽豎象征男根女陰的立木、立柱。最後在墓坑中填沙、堆沙。
伊弟利斯告訴記者，考古發掘發現小河墓地從上至下共分為五層，到2005年2月最終發掘了167座棺木，出土了大量儲存完好的幹屍，碳十四測年表明整個墓地使用年限為距今約3980—3540年，跨度約500年，這暗示最底層出土的人很可能是這一地區最早的定居者，而最上一層青銅時期帶有歐洲人體質特征的“小河公主”的發掘引起了全球考古學家的興趣。
▲伊弟利斯（圖中），朱泓（圖右）在小河遺址進行考古挖掘工作。受訪者供圖
伊弟利斯說，根據小河墓地的上層遺存，反映的應是墓地晚期的文化面貌。從棺木形制、死者裹屍鬥篷、随葬的草編簍、麻黃枝等文化因素分析，小河墓地與1979年在孔雀河北岸發掘的距今3800年左右的古墓溝第一類型墓葬、1980年在羅布泊北發掘的鐵闆河墓葬發現的 “樓蘭美女”有不少共性，樓蘭美女曾被認為是中國最古老的具有歐亞西部特征的女性幹屍，也在距今3800年左右。
學界一種普遍觀點是，距今4000年前的青銅器時代，有歐羅巴人種先到了塔裡木盆地。有考古學者認為，這是印歐人種中一支古老的吐火羅人，他們的文化源于印歐人的發祥地，即西方的裡海、黑海北岸的顔納亞草原文化(距今5300年前)。
開棺驗屍後，朱泓認為，“小河人群總體是個混雜人群，既有東部歐亞，黃種人成
分，也有西部歐亞，白種人成分。墓地底層(四-五層)最早期的小河人個體，黃種人的成分占比要高些。墓地上層(一-三層)晚期的小河人，白種人成分增加了一些”。朱泓解釋說，小河人群早期儲存的幹屍較少，但從骨骼特征來看也完全能觀察出來。黃種人特征是臉寬顴骨高，鼻梁低，面部比較大，長得像晚期 “小河公主”那樣的眼窩深陷，鼻子尖而高，嘴唇薄且細長的，在早期是極少的。
為了進一步揭開小河人群的來源問題，建構新疆古代居民種族分布以及演化的曆史，2004年9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組成聯合考古隊，正式開展合作研究，項目負責人由伊弟利斯·阿不都熱蘇勒和朱泓共同擔任。
吉林大學生科院進階工程師李春香說，考古人員在古DNA技術人員的指導下，對小河墓地出土人骨進行了采集。2005年，吉大古DNA實驗室選取了92例儲存完整、沒有裂縫和磨損的骨骼和牙齒進行DNA測試分析，并獲得了57個人類個體的線粒體高可變序列。
被“隔離”的古代人群
對小河群體的DNA測序和相關結論，走過了一個漸進的過程。
2011年，經過多年研究，吉林大學生科院進階工程師李春香通過一代古基因測序技術得出的成果，發表了小河人群母系遺傳多樣性研究論文。論文顯示：距今4000年前，最早到達新疆塔裡木盆地東部地區的人群可能是來自南西伯利亞或其西部的東西方混合人群，随後不斷有新的人群加入進來。其中，西北部或是北部人群對塔裡木盆地東部的影響更大更早，而西部和東部人群的影響相對較小，并且很可能是間接的影響。
論文還推測小河的黃牛可能随着早期人群由西向東遷徙最先到達新疆地區，然後繼續向西北-中原傳播。對小河墓地那些草編小簍裡裝的麥粒和粟粒進行古DNA分析，證明了新疆在歐亞大陸東西部的農業傳播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橋梁作用，小河是黍由東向西傳播，小麥從西往東傳播的中心的節點。
但是這些結論仍然回答不了小河早期人群的起源以及塔裡木盆地人群遷徙及交流的具體情況。2012年以後，崔銀秋團隊開始嘗試使用新一代基因測序對新疆人群的基因組進行分析，二代測序技術具有低成本、99%以上的準确度的優勢，1次可對幾百、幾千個樣本的幾十萬至幾百萬條DNA分子同時進行快速測序分析。
▲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體質人類學朱泓教授。新京報記者 陳傑 攝
“一代的原理是基于雙脫氧法進行，一次測一條，是對特定片段進行測序，二代的原理是邊合成邊測序，測出混合的所有基因組的所有片段，再用生物資訊學的方法在計算機上與各種相關參考序列進行比對，把目标片段call出來。”崔銀秋說。二代測序獲得的生物資訊量較一代大得多，并能夠區分内源DNA和外源污染DNA，解決了一代測序最關鍵的古DNA真實性問題。
有了這種高通量測序技術，2015年開始，崔銀秋團隊的研究目标就放在了小河人群的全基因組測序和分析比對上。
最終，團隊提取了18具幹屍的基因組DNA，其中13具來自小河文化，可追溯至青銅時代中期(大約公元前2100年-前1700年)，5具來自新疆北部準噶爾盆地，可追溯至青銅時代早期(公元前3000年-前2800年)，這是首次對新疆地區史前人口進行基因組規模研究。
崔銀秋說，首先，在人類起源資料庫得到2077個現代歐亞個體以及已發表的古代人類資料，進行主成分分析。歐洲人群、東亞人群，西伯利亞人群分别立在PCA圖的三個角上，中亞人群在中間，把小河早期人群投射到現代人群的背景中，可以看到小河早期人群和任何現代人群都不聚類，隻與銅石并用時期的哈薩克的波泰人群有重疊，這表明它的基因特征并沒有被現代人群遺傳下來。
接下來的分析更有意思，在PMR(成對錯配率)圖裡，可以看到小河早期個體之間，呈現出極低的錯配率值，這表明他們之間的關系差異度幾乎相當于一級親緣關系(一個人的父母、子女以及親兄弟姐妹)，遺傳多樣性極低。
小河早期個體之間究竟是否是一級親緣關系?崔銀秋說，之後的ROH純合性分析表明，他們之間并不是血親關系。
崔銀秋解釋說，實際上，小河早期人群的遺傳多樣性的急劇降低，是由于出現了種群的瓶頸效應，而不是由近親繁殖導緻的。瓶頸效應可能是因為塔裡木盆地不易進入的地理位置，使得小河有效人群量(指能夠婚配産生下一代的)特别少，此時群體中基因的多樣性會被極度降低或極度丢失，形成強隔離的遺傳特征，即形成了隔離群體(受空間、時間等障礙不能進行基因交流或基因交流顯著降低的群體)。
進一步用QPADM祖先成分來分析，可以模組化為ANE(古北歐亞人)和AEA(古東北亞人)7:3的混合，小河人群的祖先成分形成時間至少在183代以前，也就是距今9000年左右，與生活在歐洲東部黑海的顔那亞草原人群、中亞阿姆河的巴克特裡亞綠洲農業人群、南西伯利亞葉尼塞河附近的阿凡納謝沃遊牧人群沒有關系。
再用小河早期人群的成分為model來分析所有的青銅早期人群，可以看到小河早期人群作為隔離人群，所代表的是一個非常古老的遺傳成分，曾經是分布在更新世紀晚期整個西伯利亞南部的狩獵和采集人群的主要成分。
▲吉林大學生命科學院崔銀秋教授。新京報記者 陳傑 攝
崔銀秋說，可以設想，小河人群的祖先最早從北邊遷徙而來，到達塔裡木盆地這個隔絕的地理環境中，因而小河早期純ANE+AEA的成分得以保留，并獨立發展起來。在遷徙和定居至少9000年内，這些人并沒有與外部發生過基因交流的情況，也許他們在來到塔裡木定居之前，就已經遭遇到了遺傳瓶頸。而在定居之後，這樣的遺傳瓶頸也沒有解除，而是愈演愈烈。而北歐亞大片地域曾經擁有同樣成分的其他人群在遺傳上被替換或混合了。
崔銀秋表示，“小河成分代表了從舊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早期，在北歐亞大片地域分布着一個以前從未發現的譜系，它的發現對于重塑我們對整個歐亞大陸北部人群的起源曆史至關重要。探究小河人群遷移曆史的主要意義也就在這裡”。
多學科交叉研究的範例
今年10月27日，崔銀秋團隊題為《青銅時代塔裡木盆地幹屍的基因組起源》的論文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Nature》上發表，但不少人對于小河早期人群文化是與外界相通，基因是隔離的結論，仍感到難以了解。小河早期的基因隔離會不會也是個“假說”，難道伴随文化交流就沒有基因往來嗎?
朱泓認為，帶“古”字号的研究，比如古人類，古動植物、考古學、古地質學，都是得到了少量的古代材料，通過自然科學的方法，進行分析得出研究結論，這還是屬于推論，輕易不太能達到終極真理，還需要更多的驗證。
李春香認為，小河人群的隔離原因地理環境可能隻是一方面，考慮到有文化的頻繁交流，它的隔離也可能與宗教信仰有關。
▲朱泓（圖左）在給“小河公主”開棺驗屍。受訪者供圖
“生物演化是為了适應環境和更好的生存繁衍，從早期基因交流上看，有替代、有融合，也有種群瓶頸效應下的隔離人群，都是不同的模式，怎麼發生的，當時發生了什麼，是很有趣的現象”，崔銀秋也認為如何解釋也是接下來工作的一個重點：已經做完的小河墓地底層(4-5層)揭示的是小河早期人群的來源問題，小河墓地上層(1-3層)的分析還在進行中，将為解決後期小河人群的東西方譜系混合的過程，以及他們的遷移路線提供線索。
“古DNA研究領域，國内外的成果都在不斷增加資料，整個的遺傳背景已經建構出來了。随着技術的進步，新的分析方法可以更好地解釋之前無法解釋的問題”。另外，崔銀秋認為，古DNA在探索史前不同文化人群遷徙與交流方面有着獨特的優勢，然而，古DNA本身并不能回答人群遷徙的動因，古DNA的最大價值也必須依靠與考古學以及其他學科的交叉才能充分實作。小河墓地就是多學科研究的特别好的例子。
崔銀秋講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我們發現小河人群的牙結石很多，有的大得像個套一樣，這可能跟小河人所處的環境或食譜有關”。
崔銀秋說，通過對小河人古蛋白質組序列的測定，可以證明其牙齒中的乳蛋白的來源是牛或者羊，很有意思的是，回頭去查小河個體的基因組會發現，雖然他們大量地消費乳制品，但是小河個體并不具有現在西方個體常見的乳糖耐受基因。
之前，中國科學院大學考古學與人類學教授楊益民團隊發表過文章，在小河遺址中發現了牛奶發酵的方式，古人首先用乳酸菌和酵母菌處理牛奶，制成一種特殊的酸奶——開菲爾，然後将其加工成奶酪來吃，小河蛋白質組的研究正好驗證了小河個體并不具有乳糖耐受基因，但是他們仍然可以通過乳蛋白的發酵技術來消化這些乳蛋白。
從事古蛋白組研究的吉大生科院教師徐陽認為，交叉學科運用起來能解決很大的問題，傳統的考古學研究更多的依賴于遺址中人類動物等遺骸的形态學鑒定，墓葬形制以及陪葬器物等特征，對研究人員的經驗具有很高的要求;而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就是采用一套标準的實驗流程，将遺址中保留的生物資訊(包括DNA，蛋白，有機殘留物等)從骨骼，牙齒，牙結石，陪葬器物，甚至土壤中提取出來并進行分析，進而擷取古代人群遺傳和文化相關的直接證據，來證明一些或者排除一些假說，能夠更真實地回答人類曆史文化演變的過程。
崔銀秋說，對于古人群研究來講，任何一個學科都無法隻靠自身就得到一個非常肯定确切的結論，需要各個學科的互相支撐，從不同的角度對問題提出它的證據，然後才能逐漸得到确切的結論，這才是多學科交叉的目的，也是它的優勢。
在考古學家看來，沒有生産工具，小河墓葬出土的随葬品種類還不足以還原這群人日常生産生活的場景。隻有找到更多的東西，才能去和其他文化進行類似因素的比較。讓考古學家們疑惑的是，這麼大的墓地按常理周圍應該有人類生活的遺址，但為什麼始終沒有找到這樣的遺址，孤零零的隻有墳墓。
新疆文物考古所原所長伊弟利斯·阿不都熱蘇勒近二十年來每年都要進入塔克拉瑪幹沙漠，尋找小河的人類生活場景的遺迹。但是，至今為止沒有任何發現。
朱泓則期待着在新疆地區或者中亞有新的考古發現來對比應證。
崔銀秋說，近些年來古DNA的研究領域開始應用于傳染病和瘟疫曆史等領域的研究，她的團隊對新疆東天山地區的遊牧聚落遺址緻病菌研究，推測了古代沙門氏菌進入到新疆遊牧聚落的可能的傳播途徑， “小河人群作為隔離人群，非常珍貴，它或許會有某種特征性疾病，如果有，可能我們會進一步做功能基因組的分析。接下來能做的實在太多，我們先是把最容易的做了。”崔銀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