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考古文旅|王心源：絲路世遺地圖如何聯古今通中外？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電 題：王心源：絲路世遺地圖如何聯古今通中外？
中新社記者 孫自法
作為全球最大的線性文化遺存，絲綢之路上分布有多少世界文化遺産？它們記錄了什麼樣的曆史與環境的變遷？對當今世界和平和人類未來發展有什麼啟示意義？又該如何活化、利用其數千年的曆史文化底蘊？
從中國科學院空天資訊創新研究院(中科院空天院)、西安地圖出版社最新聯合研究編制出版的《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産賦存環境圖》(簡稱絲路世遺地圖)中，這些問題或許能找到思路和答案。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自然與文化遺産空間技術中心(HIST)副主任、絲路世遺地圖主編、中科院空天院王心源研究員近日在北京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表示，絲路世遺地圖呈現的既不是一般的遺産地分布圖，也不是單純的專題圖，而是希望把亞、歐、非等大洲的世界文化遺産，在陸上、海上絲綢之路的整體格局和曆史架構裡，與賦存的環境聯系起來、展現出來、活化起來。
王心源在北京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介紹最新研究編制出版的《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産賦存環境圖》。中新社記者 孫自法 攝
絲綢之路究竟是條什麼樣的路？
“世界上沒有一條路能夠與絲綢之路相媲美。”王心源指出，絲綢之路是古老的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構成的路網系統，是當時世界物流系統的“動脈血管系統”、資訊傳遞的“中樞神經系統”。絲綢之路也是古人披荊斬棘、劈波斬浪的交往之路、求索之路、信仰之路、發展之路，它交流了貨物、溝通了文化、發展了經濟、促進了繁榮。
這條偉大而厚重的人類文明之路，溝通了古老的中華文明、印度河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古埃及文明等交往，把諸多民族、衆多地區聯系在一起，連接配接成為人類千百年來重要發展時期的國際經濟貿易、科技文化交流與宗教信仰傳播的骨幹通道。
王心源介紹說，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著作《中國》中提出“絲綢之路”的概念，将中國長安與中亞之間的貿易交通往來路線稱為“絲綢之路”。其後，德國學者赫爾曼将絲綢之路的終點延伸到叙利亞，并進一步拓展“絲綢之路”的基本内涵。1913年，法國東方學家沙畹把中國古代與外國的海上貿易與交流通道稱為“海上絲綢之路”。如今，“絲綢之路”作為古代東西方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通道(線路)的代稱廣為中外學者所接受，也逐漸為社會大衆所熟悉。
2021年11月，北京，市民欣賞“莫高聲猶在”展覽。該展以投影、聲光與壁畫還原等形式相結合，開放式地再現敦煌及“絲綢之路”曾經的繁華與輝煌。中新社記者 侯宇 攝
王心源表示，最新出版的絲路世遺地圖是對絲綢之路的活化與展現，時間上沒有區分曆史上那些一段段不同時間的線路，空間上也不局限于李希霍芬定義的絲綢之路，而是涵蓋數千年來亞、歐、非等大洲的先民在生産、生活中關于物質、文化與精神等長距離交流形成的通道與路網，它包括約3.38萬公裡的草原絲綢之路、約8.53萬公裡的沙漠或綠洲絲綢之路、約1.07萬公裡的南方絲綢之路和約5.46萬公裡的海上絲綢之路，總長度超過18萬公裡。
為什麼要研究編制絲路世遺地圖？
王心源指出，今天在地表，實際很難見到或者識别過去的絲綢之路，這個曆史的遺存，過去作為交通曾産生巨大的價值，“今天我們重新提出來、畫出來，是要繼承其精神價值，促進世界和平以及各國人民和各種文化之間的互相了解”。
王心源(前右)在吳哥窟考察。中新社發 受訪者 供圖
通過絲綢之路，亞、歐、非等大洲先民很早就在遠近不同的距離展開貿易、文化、科技等交流。現有考古資料表明，草原民族借助馬匹早在數萬年前就開始進行較長距離的交往，甯夏水洞溝遺址就發現4萬年前來自北方草原文化特征的器物。新石器時代以來的各個曆史時期，中外考古更是發現大量關于陸上與海上東西方文明交流的證據。
甯夏水洞溝遺址。水洞溝是中國最早發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之一，被譽為“東方史前考古的搖籃”。中新社發 朱鴻山 攝
他表示，絲綢之路見證了亞、歐、非等大洲人類曆史上彼此從互相孤立隔絕到交流、彙合、發展的過程，沿線的文化遺存承載着東西方物質、文化和精神交流的記憶。絲綢之路沿線文化遺存總量大、類型全、等級高，具有多樣化特點和多元化内涵。正如世界遺産委員會所言：絲綢之路是東西方之間融合、交流和對話之路，近兩千年以來為人類的共同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
王心源強調，存在數千年的絲綢之路不隻是讓不同地方的貨物在流通，更使得不同地區的人們思想與智慧在交流。保護這份地球上最宏大的陸上與海上人類文化遺存，不僅要保護其本體，還要保護與之緊密相關的賦存環境，才能更好地了解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産，提出更有效的保護措施與方法。
王心源(左)在甘肅敦煌進行探地雷達地下探測。中新社發 受訪者 供圖
他認為，在數千年曆史中，絲綢之路為人類社會留下燦爛輝煌的文化遺産，“研究編制絲路世遺地圖，深入挖掘其中的曆史、文化價值，啟迪人們的思考，對凝聚我們共同的智慧、治理我們共同的家園，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與深遠的曆史意義”。
絲路世遺地圖如何凸顯賦存環境？
王心源解釋稱，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産的“賦存環境”，是指曆史上的絲綢之路産生、維持運作以及今天遺存存在所依托的自然與社會、經濟及人文環境。特定自然環境孕育了相适應的人類生産活動，某種生産活動形成相對應的人類生活方式。絲綢之路的順暢運作和千百年的延續與發展，就有賴于其自然與人文的賦存環境。
2018年12月在香港拍攝的“絲路山水地圖展”真迹。該真迹繪制于明代中後期，描繪了東起嘉峪關西至天方城(今沙特阿拉伯伊斯蘭聖城麥加)的遼闊地域範圍。中新社記者 張炜 攝
絲路世遺地圖按照世界遺産本體與賦存環境共同保護的新理念編制，把文化遺産本體與賦存環境相結合呈現，集中反映絲綢之路線路與自然及人文賦存環境背景的疊加内涵資訊，突出絲綢之路關鍵要素與衍生要素的時空展布及其接觸關系，進而引發思考絲路世遺面臨的潛在風險，為其保護提供新的視角。
他介紹說，絲路世遺地圖包括主圖和副圖，編圖範圍主要包含亞洲、歐洲、非洲、大洋洲。主圖由1個基礎底圖和4個專題圖層構成。基礎底圖由衛星遙感影像與DEM(數字高程模型)影像融合而成，表現不同尺度的自然環境特征。4個專題圖層包括遺産點圖層、路網圖層、農業生産區圖層和其他人文要素圖層。
遺産點圖層以點狀要素标注截至2020年的775項世界文化遺産地與混合遺産地，展示當今世界文化分布與不同區域背景；路網圖層包括草原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這些路網系統中的節點往往是當時重要的城鎮或港口；農業生産區圖層以面狀要素标注種植業、畜牧業等農業生産區，意在表達與該區域範圍内文化遺存相關聯的主要生産與生活方式的特性；其他人文要素圖層選擇與絲綢之路相關的文化區、長城、大運河甚至當今的亞歐大陸橋作為人文背景要素進行标注，表達絲綢之路不斷交融、傳承、演替與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王心源(左一)在突尼西亞野外考察。中新社發 受訪者 供圖
副圖“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直接采用遙感圖像作為底圖，展示節點間以及遺産本體與環境間的緊密關系，特别是自然環境條件惡劣的絲綢之路沙漠段等關鍵地段線路，在長城軍事防禦系統的保護下，沿線設定城鎮、驿站、關口以確定商旅行人的給養供應與人貨安全，進而實作跨越洲際的整個絲路交通線路貫通和順暢運作。
王心源表示，如今，“一帶一路”倡議已成為新時代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紐帶、橋梁與基石”，絲路世遺地圖對曆經數千年形成的宏偉路網系統，在一個時空架構下“整合”展現，将促進進一步挖掘古絲綢之路的曆史内涵與現實意義，推動全世界攜手解決共同面臨的氣候變化、疫病流行等諸多挑戰。同時，對開展“一帶一路”曆史對比研究、建立空間考古學和數字遺産保護學科、開展絲綢之路國際交流等，也都将發揮積極作用。(完)
專家簡介：
王心源。中新社記者 孫自法 攝
王心源，中國科學院空天資訊創新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國際自然與文化遺産空間技術中心(HIST)副主任，國際數字地球學會(ISDE)中國國家委員會數字遺産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數字“一帶一路”(DBAR)世界遺産工作組(DBAR-Heritage)聯合主席，國際古迹遺址保護協會(ICOMOS)會員，中國古迹遺址保護協會(ICOMOS-China)常務理事，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世界遺産專家委員會委員。
王心源主要從事數字自然與文化遺産保護、空間考古等研究，承擔科技支撐、863、國家重點研發、國際合作專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及重大項目、國家文物局重點項目等50餘項。他分别在絲綢之路中國甘肅瓜州-沙州段(2013年)以及古羅馬突尼西亞段(2018年)遙感考古重大發現十多處遺存，是中國科學家首次利用空間考古技術方法在國外發現考古遺址者。已發表專業學術論文170餘篇、論著5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