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丨井口淳子：中國民間說唱“活的文化”如何觸達内心？

(東西問)井口淳子：中國民間說唱“活的文化”如何觸達内心？

中新社北京5月6日電 題：井口淳子：中國民間說唱“活的文化”如何觸達内心？

中新社記者 高凱

在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互動中，不僅是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引起人們廣泛興趣，豐富多元的中華傳統文化也受到越來越多關注。日本民族音樂學家、大阪音樂大學教授井口淳子，就是一位對中國民間說唱藝術有長期關注和研究的外國學者。

井口淳子曾長期在華進行田野調查，從民族音樂學角度對中國民間說唱進行藝術研究，以“他者”的眼光觀察中華傳統文化。她将中國民間說唱藝術視為農村地區的“口頭傳統”，認為這是一種極具價值的“活的文化”。

井口淳子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分享自己在這一特别研究領域的發現，回望在華深入田野調查中的“遇見”和“感動”，講述對中日民間文化交流的思考。

現将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是什麼樣的契機讓您對中國民間說唱藝術這一相對“窄衆”的領域産生興趣，下決心對其展開研究？您從中發現了什麼？

井口淳子：1987年我就讀大阪大學民族音樂學專業研究所學生時，了解到中國有300種以上的曲藝曲種，而日本隻有幾種古典說唱藝術。中國如此繁多的曲種是怎麼發展而來的？各自有怎樣的特點？而作為文化同源的藝術，它們又有着怎樣的相通相似之處？我一下子冒出很多問題，而且據我當時的了解，這其中包含很多源自中國農村的曲種，說實話很讓我吃驚。以上種種激發了我的興趣。

為研究中國民間說唱，1988年-1995年我先後五次來華進行田野調查，将流傳于河北省樂亭縣、灤南縣的“樂亭大鼓”這一說唱題材作為研究對象，探讨包括說唱在内的農村口傳文化。1993年-1994年，我以北京為基地，進行了為期9個月的文獻資料調查。

民間說唱藝術在中國農村基本以口頭傳承為中心，不需要文本書詞。長篇說唱的即興性很強，可以插入“笑話”。根據場合的不同，書詞也會發生生動的變化。說唱和聽衆的互相作用非常活躍。

我于《中國北方農村的口傳文化——說唱的書、文書、表演》一書中，對樂亭大鼓的長篇書詞“淌水”進行了詳細分析。在“活的藝術”這一點上，被稱為“淌水”的演唱者采用了能夠自由變化的書詞，明确了什麼是固定的，什麼是變化的。

但是，口頭傳承并不意味着這些藝術沒有受到《鼓詞》《大鼓詞》等刻本的影響。中國農村的說唱藝術作者中也有“作家”，他們整理舊版本，創作新書目。

井口淳子著《中國北方農村的口傳文化》。

中新社記者：您說中國民間說唱文化是一種“活的文化”，請問所謂“活”是指哪些方面？作為一種文化，總有核心内容是一直傳承的，您認為其中不變的核心元素有哪些？

井口淳子：比如，《三國演義》是中國家喻戶曉的古典劇目，說書先生不會改變故事和書詞的核心部分，但會用吸引現代人關注的方式進行創新表達。演出位于城市氣派的書場書館還是農村的廣場、表演僅限一天還是連續多天、聽衆是怎樣的人、現場反應如何等，根據這些不同的因素，表演者最終的呈現會有很大不同。越是出色的演出者，越善于做出各種靈活多變的調整。

這種“演出”自古以來就是民間說唱文化吸引人們的核心。不是固定的“文藝作品”，而是作為表演藝術而存在，沒有一個是相同的演出。我認為這是說唱文化的精神核心，其文化魅力不僅跨越國界，也能觸達内心。

河南許昌，民間說書藝人在許昌縣杜寨書會上表演。中新社發 牛書培 攝

中新社記者：您提到，“用自己的眼睛看對方國家，直接交流是很重要的”，在中國進行多年田野調查過程中，您感觸最深的是什麼？

井口淳子：中國農村有很多生活經曆豐富且極富才情的“作家”，每個人的經曆都濃墨重彩。比如我田野調查期間遇到的張建國先生(1939-2018年)，不僅精通樂亭縣的影戲、大鼓、評劇三種民間藝術，甚至還自己創作腳本。

說書先生和伴奏者中有很多擁有豐富知識和品德高尚的人，他們是研究人員的老師。我通過和他們打交道，了解到中國民間說唱中根植于生活深處的“笑話”源頭。比如我遇到的一位盲人伴奏者經曆了很多生活的艱辛，但對他人、對生活反倒愈發寬容善良。這讓我感到，藝術的傳承在内涵上永遠離不開人性的溫暖。

我早年在中國農村做調查研究時，因為在讀碩士研究所學生，手頭沒有多少積蓄，對受訪者完全談不上有什麼物質上的回報，但當地農民們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我們準備了一切。回到日本後，我了解到當時我做調查的冀東地區曾在戰争中遭受日方的嚴重破壞，但當時的村民們并沒有對我提及往事，中國農村百姓的寬容之心讓我至今深受感動。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中國民間口傳文化的鮮明特征為何？中日兩國口傳文化有何差别？

井口淳子：同日本口傳文化相比，中國各地方言都有不同的曲種，語言和音樂的結合性很強。和古典的書詞一樣，中國民間說唱的新書目也在不斷被創作出來。在日本，由于社會氛圍過于尊重古典作品，很難産生新的劇本。

我覺得中國的曲藝已成為群眾文化、娛樂和生活的一部分，戲劇、樂器和音樂類型等經常發生變化。日本的“能”與“狂言”有約650年曆史，歌舞伎和人形淨琉璃(曲藝劇)有約400年曆史，但日本幾乎不使用新的樂器。就像中國唐代樂器如今依然存在于日本雅樂演奏中一樣，日本有着“儲存原樣”的強烈傾向。

比如，人形淨琉璃的義太夫節是日本代表性的說唱音樂，腳本、音樂、太棹三味線都與江戶時代一樣沒有變化，用絲線的弦珍惜地保持着微妙的音色。雖然也有新劇本，但是人氣劇目是17、18世紀的故事，初學者看日語字幕欣賞。

日本歌舞伎表演。中新社記者 侯宇 攝

中新社記者：中日一衣帶水，音樂交流源遠流長。您如何評價曆史上兩國的音樂交流及其對文化往來産生的影響？

井口淳子：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首先是中華文化傳到日本，日本在接受影響的同時完成了本地化。以古琴樂譜為例，日本簡直就像中國的文物保管倉庫一樣，古譜和正倉院的樂器等現在仍可以在日本見到，傳統音樂交流是兩國往來的重要組成部分。

近年來，音樂學、民族音樂學等專業的碩博中國留學生突破了中日兩國語言的壁壘，發表了很多優秀研究成果。我十分期待今後有更多中國人研究日本音樂，更多日本人研究中國音樂。

因為本文化研究和異文化研究在其視點、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日本人在研究日本音樂的時候，往往會拘泥于細緻的主題和問題，有難擁有廣闊視野的傾向。而中國人研究日本尺八和日本筝的時候，自然會産生比較的視點。

除了傳統音樂，今天遊戲音樂在中日兩國的傳播也在證明“文化容易跨越國境”。比如中國的人氣遊戲在日本受到歡迎，遊戲中展現的平劇等中華文化吸引了日本年輕人。

中新社記者：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能否從您的研究出發談談您對兩國民間文化交流的感受？兩國民間文化交流應從哪些方面予以加強？

井口淳子：在民間交流層面上，了解“等身大”的對手是很重要的。我的新書《送别的餃子：中國·城市和農村肖像畫》(2021年京都：燈光舍)，描寫了在華30多年田野調查中遇到的難忘人物，記述了與河北、甯波、廈門、湖南等各地男女老少的相遇和離别。這本書意外地受到不少讀者的歡迎，我看到有讀者發出這樣的感想：“中國人在嚴峻的時代和環境中也對他人熱情、豁達、富有魅力”。

《送别的餃子：中國 城市和農村肖像畫》 (日語)

在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際，繼續加強民間交流、加深對彼此的了解，有助于兩國深化人與人之間的友誼，幫助兩國更好面向未來。(完)

受訪者簡介：

井口淳子(IGUCHI Junko)，大阪音樂大學音樂學部教授(音樂學，民族音樂學)。文學博士，大阪大學研究所學生院文學研究科博士後。主要研究課題有“對中國的音樂以及藝能的研究”“近代亞洲洋樂史”。主要著作《中國北方農村的口傳文化—說唱的書，文本，表演》(2003 廈門大學出版社)《上海租界與蘭心大戲院—東西藝術融合交彙的劇場空間》(2015,上海人民出版社)《流亡者們的樂壇—上海租界的音樂與芭蕾》(2021 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送別的餃子—中國都市與農村肖像畫》(日)(2021 京都：燈光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