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上海震旦學院的女教師宋庚一在課堂上發表錯誤言論的視訊被傳上網際網路，一時間輿論大嘩，多數網民對此義憤填膺。過了兩天即12月16日，該學院回應稱，宋庚一已被開除。對于震旦學院對宋的處理，絕大多數網民是持支援态度的。然而近日輿論場上卻有另一股聲音，他們指責将宋庚一錯誤言論曝光的網民，稱其為所謂“告密者”，并對其進行網暴。而支援将視訊曝光的一方則将該網民的行為稱之為檢舉、吹哨，一時間網上沸沸揚揚。
先說結論：曝光宋庚一錯誤言論的人當然不是“告密者”。持“告密”一說者，是把抗日戰争當作非正義性的，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争正義性的否定，更是對反軍國主義的否定。他們的立場是站在軍國主義法西斯一邊的，是站在日本右翼一邊的。
那麼何為“告密者”呢？在什麼前提下“告密”才有貶義呢？乍一看，“告密”一詞似乎是中性的，假如一個犯罪集團的成員向警方“告密”，制止了一個巨大的陰謀，那麼這種“告密”就是正義的，是檢舉揭發。“告密”呈貶義必須至少有兩個前提：時代不正常，和你這個“秘密”它具有正義性。
例如在“二戰”剛剛結束後不久的聯邦德國，就發生過一個案件，後世稱之為“告密者”案。案件是這樣的：1944年，一個德國士兵在執行任務期間，曾短暫回家探親。有一天，他私下裡向妻子發了一些牢騷，說了一些他對希特勒和納粹其他上司人物的不滿。他離開不久，他的妻子因為在他長期在外服役期間已經投向另一個男人的懷抱，并有意謀害親夫，就把他的言論報告給當地納粹黨頭目。結果，她的丈夫被當局逮捕，并被軍事特别法庭判處死刑。經過短時間囚禁，由于戰事吃緊，他還沒被處死，又被送到前線。
納粹政權倒台後，那個妻子因構陷其丈夫而被送上法庭，妻子的抗辯理由是：據當時有效的法律，她丈夫對她所說的關于納粹黨的意見已經構成犯罪。是以，當她告她丈夫時，她僅僅是讓一個罪犯接受應有的審判。對這個案件，戰後的德國法院援引了“良知”和“正義”之類的概念，認為“妻子向德國法院告發其丈夫，導緻丈夫的自由被剝奪，雖然丈夫是被法院以違法的理由判刑的，但是，‘這種法律違背了所有正常人的良知和正義的觀念’。”
請注意，正是因為納粹法西斯政權的非正義性，是以其法律“違背了所有正常人的良知和正義的觀念”，因而丈夫批判納粹和希特勒這個“秘密”它就具有了正義性。是以，有正義感和“所有正常人的良知”的人就有保守秘密的道德義務。
再有，在革命戰争或抗日戰争時期，為了與敵人鬥争，一些無畏的隐蔽戰線戰士，潛伏在敵人的心髒地區。這些人需要嚴守組織的秘密，以便更好地潛伏。如果有個别人因無法忍受敵人的威脅，甚至高官厚祿美女的引誘，主動向敵人洩露了組織的秘密，緻使組織遭受巨大的損失，他們也可以說是告密者。這樣的“告密者”，也是卑鄙無恥的代名詞。
再如抗日民族英雄楊靖宇，自“9·18”事變後，帶領遊擊隊在白山黑水之間，與日寇周旋。從1931年到1940年十年間，和無數日寇、土匪、僞軍作戰無數次，威震敵膽。但是最終因為僞排長趙廷喜的告密，敵人最後找到了筋疲力盡的楊将軍，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濛江三道崴子，楊靖宇将軍壯烈犧牲，時年35歲。趙廷喜可謂是告密者，這樣的告密者，自然是可惡的，因為楊靖宇将軍的“秘密”同樣有正義性。
現在回到開頭的問題，将宋庚一老師講課的視訊發到網上，是不是“告密”呢？要想弄明白這個問題，首先得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宋庚一講課的内容是不是秘密？第二，假設這個内容是秘密，它有沒有正義性？他人有保守秘密的道德義務嗎？
宋庚一她講的是課，既然是課，她就有被學生帶出課堂的可能，沒有保密需要。除非她知道自己講的是錯誤的，才怕被曝光，那既然明知是錯誤，你為什麼還要在課堂上講呢？誤人子弟嘛。這樣一來，兩方面都是她不對。
假設這個内容是秘密，它有沒有正義性？他人有保守秘密的道德義務嗎？答案是沒有。宋庚一講的内容，其核心就是通過質疑“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确切數字，達到議題置換、避重就輕的目的，是日本右翼的慣用伎倆，就好比問一個強奸受害者，你被進入多深？冷漠而龌龊。
那些認為需要為宋庚一保密的人，是沒有是非觀的，其立場是日本右翼的。是以他們的“告密”一說，是對抗日戰争正義性的質疑，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争正義性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