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上海震旦学院的女教师宋庚一在课堂上发表错误言论的视频被传上互联网，一时间舆论大哗，多数网民对此义愤填膺。过了两天即12月16日，该学院回应称，宋庚一已被开除。对于震旦学院对宋的处理，绝大多数网民是持支持态度的。然而近日舆论场上却有另一股声音，他们指责将宋庚一错误言论曝光的网民，称其为所谓“告密者”，并对其进行网暴。而支持将视频曝光的一方则将该网民的行为称之为检举、吹哨，一时间网上沸沸扬扬。
先说结论：曝光宋庚一错误言论的人当然不是“告密者”。持“告密”一说者，是把抗日战争当作非正义性的，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义性的否定，更是对反军国主义的否定。他们的立场是站在军国主义法西斯一边的，是站在日本右翼一边的。
那么何为“告密者”呢？在什么前提下“告密”才有贬义呢？乍一看，“告密”一词似乎是中性的，假如一个犯罪集团的成员向警方“告密”，制止了一个巨大的阴谋，那么这种“告密”就是正义的，是检举揭发。“告密”呈贬义必须至少有两个前提：时代不正常，和你这个“秘密”它具有正义性。
例如在“二战”刚刚结束后不久的联邦德国，就发生过一个案件，后世称之为“告密者”案。案件是这样的：1944年，一个德国士兵在执行任务期间，曾短暂回家探亲。有一天，他私下里向妻子发了一些牢骚，说了一些他对希特勒和纳粹其他领导人物的不满。他离开不久，他的妻子因为在他长期在外服役期间已经投向另一个男人的怀抱，并有意谋害亲夫，就把他的言论报告给当地纳粹党头目。结果，她的丈夫被当局逮捕，并被军事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经过短时间囚禁，由于战事吃紧，他还没被处死，又被送到前线。
纳粹政权倒台后，那个妻子因构陷其丈夫而被送上法庭，妻子的抗辩理由是：据当时有效的法律，她丈夫对她所说的关于纳粹党的意见已经构成犯罪。因此，当她告她丈夫时，她仅仅是让一个罪犯接受应有的审判。对这个案件，战后的德国法院援引了“良知”和“正义”之类的概念，认为“妻子向德国法院告发其丈夫，导致丈夫的自由被剥夺，虽然丈夫是被法院以违法的理由判刑的，但是，‘这种法律违背了所有正常人的良知和正义的观念’。”
请注意，正是因为纳粹法西斯政权的非正义性，所以其法律“违背了所有正常人的良知和正义的观念”，因而丈夫批判纳粹和希特勒这个“秘密”它就具有了正义性。因此，有正义感和“所有正常人的良知”的人就有保守秘密的道德义务。
再有，在革命战争或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与敌人斗争，一些无畏的隐蔽战线战士，潜伏在敌人的心脏地区。这些人需要严守组织的秘密，以便更好地潜伏。如果有个别人因无法忍受敌人的威胁，甚至高官厚禄美女的引诱，主动向敌人泄露了组织的秘密，致使组织遭受巨大的损失，他们也可以说是告密者。这样的“告密者”，也是卑鄙无耻的代名词。
再如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自“9·18”事变后，带领游击队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周旋。从1931年到1940年十年间，和无数日寇、土匪、伪军作战无数次，威震敌胆。但是最终因为伪排长赵廷喜的告密，敌人最后找到了筋疲力尽的杨将军，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濛江三道崴子，杨靖宇将军壮烈牺牲，时年35岁。赵廷喜可谓是告密者，这样的告密者，自然是可恶的，因为杨靖宇将军的“秘密”同样有正义性。
现在回到开头的问题，将宋庚一老师讲课的视频发到网上，是不是“告密”呢？要想弄明白这个问题，首先得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宋庚一讲课的内容是不是秘密？第二，假设这个内容是秘密，它有没有正义性？他人有保守秘密的道德义务吗？
宋庚一她讲的是课，既然是课，她就有被学生带出课堂的可能，没有保密需要。除非她知道自己讲的是错误的，才怕被曝光，那既然明知是错误，你为什么还要在课堂上讲呢？误人子弟嘛。这样一来，两方面都是她不对。
假设这个内容是秘密，它有没有正义性？他人有保守秘密的道德义务吗？答案是没有。宋庚一讲的内容，其核心就是通过质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确切数字，达到议题置换、避重就轻的目的，是日本右翼的惯用伎俩，就好比问一个强奸受害者，你被进入多深？冷漠而龌龊。
那些认为需要为宋庚一保密的人，是没有是非观的，其立场是日本右翼的。所以他们的“告密”一说，是对抗日战争正义性的质疑，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义性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