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傳（1170-1217年），字貫之，一字仲貫。南宋隆州井研（今屬四川樂山市）人。慶元二年（1196年），進士，授四川利州司戶參軍，徙蓬州教授。嘉定二年（1209年），召為太學博士，累遷太學博士兼沂王府國小教授、秘書郎、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嘉定六年（1213年）知真州。
南宋時真州成為抗金前線，号“護風寒之地”,州城遭受嚴重破壞。明隆慶《儀真縣志》記載：“自宋高宗辛巳（紹興三十一年即1161年），金兵入寇，迄開禧（1205-1207年）太定，再罹 （lí） 烽燹（xiǎn），諸署宇往迹，一切掃滅。”
宋廷三次與金簽訂屈辱和約，劃淮而治，其間曾有幾十年沒有發生大規模戰争，真州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複。乾道四年（1168年），郡守張郯修複城池，“凡城之度如其初。”原來的城門中，閉塞“通阗”，保留五門，“各建樓橹于上”。外鑿城濠，南通長江，北接山溪。開禧三年（1207年），郡守林伯成因前役甓甃 [ pì zhòu ]五百二十六丈八尺，鑿濠八百五丈，深一丈七尺。嘉定元年（1208年），郡守郭超廣之，闊十有八丈。三年（1210年），郡守潘友文增城規，建樓橹三十五、屋百八十七。五年（1212年），郡守徐景加修甓甃六百三十四丈二尺。動作多多，共同之處是“因軍城舊矩修築”，都屬修複工程。
李道傳到真州時，宋金戰争已經進入尾聲。他接着前任的作為，首先命人用磚把局部毀壞的城牆砌好，築起兩道石壩來護衛沿江兩岸的居民，加深兩條護城河，又在陳公塘設堤，有警報就決開堤壩作為屏障，以穩定人心。《宋史 李道傳傳》記載：“城圮弗治，道傳甓之，築兩石壩以護濱江居民，益浚二壕，又堤陳公塘，有警，則決之以為阻，人心始固。”其實不僅于此，李道傳在真州還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即向朝廷正式呈報請求增築東西兩翼城工程。
《宋史 李道傳傳》
他給朝廷的《申文》叙述了真州的形勢：“淮東路程，自滁州取六合，自盱眙取天長，兩路會于真州，兩晝夜可到。既到真州，四十裡可渡鎮江，六十裡可渡建康，實為陸路要沖。城内居民，比城外僅十分之一。自轉運司以及富豪大賈之家、交易繁會之處，皆在城南。”
增築東西兩翼城勢在必行。《申文》說：“照得州城狹窄，是以前任嘗議增築，包裹東、西兩廂阛阓數千家于新城之内。然累任守臣莫敢申其說者，工役不小，用賦殷廣。朝廷科降或艱，未免添貼。州郡分外責任，徒爾自勞。規模有緒，則後人享成終之名。工役中綴，則一身受罔功之責。” 可見增築東西翼城并非李道傳的原創，而是前任們早有設想和打算。累任知州沒有正式向朝廷提出請求，是因為心存顧慮。當時知州任期很短，一般隻有兩三年，有的甚至隻有一年，而築城工程浩大，投資也多，是以在一個任期内根本不可能完成。工程搞得不好還要承擔責任，搞好了功勞卻是後任的。是以雖有想法，卻一直沒有能夠付諸實施。
李道傳性格沉穩, 接手這項議題向朝廷呈報是經過審慎考慮的。他在《申文》中明确表示：“道傳竊謂築城夫役，固不可迫。積日累月，自見成功。”又說：“道傳前來所申，固不敢謂任内可以了畢。”隻是認為“要當以果斷立事而不牽以浮言，以持久成功而不責于近效，庶幾财不大傷，人無虛擾。” 并提出了實施計劃，“前人嘗欲築兩翼城，但費大，非倉促可成。道傳當先立規制，使後來可繼。欲從朝廷借會子十六餘萬貫，付本州作本，以其利息充版築之費。曆以歲月，漸見次第。所有城磚，且從本州增窯燒辦。一二年後，版築稍成，磚數亦積。後來者為之不綴，不患不成。”第二年，再次向朝廷呈文請求，終于得到批複，“準借交會共五萬貫，付真州作本營辦。”
遺憾的是，當年秋李道傳即遷任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離開了真州。
不過，李道傳既已破題，正如他所期望的，“後來者為之不綴。”繼任知州豐有俊趁勢而上，任内開工築東翼城九十二丈八尺，鑿河百丈。接着經過連續幾任知州的努力，直到寶慶元年（1225年），郡守兼運判上官奂友全面完成了東西兩翼城增築工程，“兩翼之形始備。” 南城則因地制宜，依托潮河為天然屏障。因為“城之南，面江，其勢緩，且重遷民居，難議版築。乃即潮河之南，創開重濠，壘土為垅，與東、西兩翼城形勢相接，為城門、拖闆橋各一。”至此，實作了将城南的重要設施和繁華區包入翼城内，形成外濠内城、水阻屏蔽的布局，達到遏金騷擾、守城居安的目的，真州城在原來建安軍城的基礎上也擴大了規模。可謂 “形勢天成，江山改觀。”
真州東西翼城增築工程前後曆經七任知州，曆時13年。李道傳任内未及一磚一瓦，但是他率先呈報朝廷，“先立規制”，倡導功成不必在已任，推動了工程的實施，實屬功不可沒。《宋史 李道傳傳》評價他“居官以惠利為本”。李道傳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講求的是惠利于地方，惠利于百姓，是有大胸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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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體記者：儀征史志
編輯： 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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