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小時新聞首席記者 鮑亞飛
對於潛來說，蘇轼不能隻是一個人，而應當是一個符号；不能隻停留在古籍和記憶裡，而應當經常跳出來出現在我們面前。
前幾日，特地跑了百十公裡去找寂照寺，找綠筠軒，去找他筆下的於潛女，踽踽而行，遍訪不得。
蘇轼是一位在詩詞書畫上俱可開派的人物：散文與歐陽修并稱“歐蘇”；詩與黃庭堅并稱“蘇黃”；詞與辛棄疾并稱“蘇辛”；書法與黃庭堅、米芾、蔡襄并稱“宋四家”；繪畫他和表兄文同開創“湖州竹派”；在學術論述、醫學、水利等方面也有極高造詣，甚至還有堪比宰相的理政之才。
這樣的一個人曾和杭州臨安於潛有過親密的交集：他把杵臼之交的朋友留給了這裡；他把名聲籍甚的詩歌留給了這裡；他把對官員昆山片玉的評價留給了這裡……
友，是情誼；詩，屬文脈；評，顯思想——如此說來，蘇轼留給於潛的是至少一半的靈魂。
△三蘇祠蘇東坡雕像/圖檔來源CFP
【一】
蘇轼一生多次離京外放，其中兩次是來了杭州：初到杭州時是通判，再到杭州時任知州。
熙甯四年（1071年）底，蘇轼第一次來杭州任通判，34歲。六月出發，十一月底才到，待了三年。
這三年，無論是蘇轼的杭州還是杭州的蘇轼，都是柔軟的——杭州的山都不高，出入自如，平易近人，猶如隐士；杭州的水可鑒心，連而不斷，勾留甯靜，催促傷逝。于是，他可以在這裡銜觞賦詩，訪佛寺、問民風；左采菱、右放歌。在杭州，他不用故作堅強，風是溫潤的，山是深翠的，水是清碧的。
元祐四年（1089年），52歲，他再踏杭州，四月出發，七月到任。
這一次他修繕西湖、治理水災、疏通管道……一切都是民生，都是生活。他不必豪放，不必躊躇滿志，他隻要真誠地生活。蘇轼之于杭州，是習慣；杭州之于蘇轼，是港灣。
△西湖。裡爾/攝
【二】
蘇轼和於潛的緣分，始結于通判杭州。
他至少兩次進入於潛，一次是熙甯六年，一次是熙甯七年，觀政、遊曆、留詩。
熙甯六年時的於潛縣令是刁璹（shú）。聽聞蘇轼來於潛視政，他按耐不住高興——蘇轼是他的同年，蘇轼的二伯蘇渙和他的叔叔刁約也是同年進士。兩人是上下級，兩人又是世交。刁璹知道蘇轼的品行喜好，特地将蘇轼安排在自己覺得最幽靜的綠筠軒。
綠筠軒在於潛寂照寺内，寺廟裡有僧人慧覺。一面是佛門佛學，一面是“臨窗遠眺，滿目皆是茂林修竹”。東坡坐而忘日，寫下《於潛僧綠筠軒》。
當然，蘇轼此次來是為了視政，在縣令刁璹的陪同下，他去往鄉間，走于鄉道。一路民情村風，所到之處，鄉野無不笑面相迎。蘇轼奇之，問：“為何？”答：“刁令熟久矣。”
這個時候蘇東坡才知道刁璹天天走田過地，深為治下百姓所愛，大家熱情相迎的原因不在自己，而在刁璹。回觀這幾天所曆，他頗有所感——可以肯定，這種印象一定非常之深，并在蘇轼的心裡保留非常之久，乃至于蘇轼欣然寫下《於潛令刁同年野翁亭》—— 一方面說於潛被刁璹治理得“吠犬足生氂（máo）”，一方面擔憂“但恐此翁一旦舍此去，長使山人索寞溪女啼”。
第二次蘇轼再抵於潛時，少了些第一次的輕松。當時飛蝗自西而來，彌天塞地——於潛一帶，蝗害甚重。
他一邊組織人員捕蝗一邊急切地向朝廷報告，在蘇轼後來到任密州時寫的《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中曾有追叙：“轼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望蕭然。”
於潛這個地方山秀水靈且人風淳善，是一個堪輿絕佳之地，自古以來少災少害。在蘇轼“災傷手實書”中可以知道，這一次的蝗蟲是由外地蔓延而來，并最終導緻了當地百姓種無可收。
在所謂“止水之禱未能踰月，又以旱告矣”的艱難時光裡，蘇轼一直都守在於潛，于是也就有了後來的《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苶（nié），有懷子由弟二首》。
△於潛風光/臨安區委宣傳部提供圖檔
【三】
陪着蘇轼捕蝗的，是刁璹的繼任毛國華。
《蘇轼年譜》記載：熙甯七年八月蘇轼撲蝗。二十八日，還至於潛，晤縣令毛國華……也正是這一天，蘇轼和縣令毛國華、縣尉方武去走訪了於潛明智寺，宿西菩山。
這一夜的明智寺和一年前的寂照寺不同：那夜是刁璹的安排，這晚是蘇轼的有意為之——明智寺是他的至交辯才法師的“三皈依”之地——換成是我，到了好友初入佛門的寺廟，也必然是要去拜谒的。
辯才法師，俗姓徐，於潛縣人，10歲在西菩山明智寺出家，16歲落發受具足戒。他18歲開始遊方問法：離西菩寺去杭州上天竺，師從慈雲法師；25歲時已名聞東南，被宋神宗賜紫衣袈裟、賜法号“辯才”。
這樣一位大師見法問法的地方，蘇轼慢慢走去，心性虔誠。他先說寺前“雲晦”、“遙望”兩山的“石瘦”，再說寺内“清涼”、“明月”兩池的水清，最後還說這種景緻以及修行不是靠追求而是“須天付”的結果。
想必蘇轼是極為尊敬法師辯才的，不然他不會專門去明智寺。當然，他們兩人的關系也一定是非常深的，不然不會有寒冷欲雪裡的空等，不會有蘇迨的“剃落摩頂”，不會有元祐四年的樂以忘憂“過溪亭”……人生零落百十年，故人稀、三兩個。
其實，他們的故事，絕大部分都發生在杭州，是因為辯才是於潛人，是以兩人的交往才被當地人所記。相較于這些千百年前的記憶，蘇轼留給於潛的《與毛令方尉遊西菩提寺二首》更為人熟知，文獻、縣志有記載，甚至連一些族譜在歸納本宗本族名人的經曆時，也會把眼光打開一些，零碎或者片段地将之收錄。
△杭州龍井村辯才與蘇東坡/圖檔來源CFP
【四】
我想多留一些文字給道潛（号參寥子，俗姓何，於潛浮村人）。一則因為他是於潛的大德；二則因為他和蘇轼的交情非其他任何人可以替代，當然，還因為希望今人能再有這樣的情誼，而不隻是功和利。
第一個要說的就是1080年東坡被貶黃州（今湖北黃岡）。他任團練副使，一個類似于現在“按縣團級待遇”調研員之類的虛職。實際上當時的蘇轼屬于朝廷的監管人員，不能随意離開。他放筆拿鋤耕50畝山坡于城東，于是有了“東坡”。
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心情抑郁——于是道潛禅師不遠千裡去黃州探望，陪了一日又一日，竟然居留一年有餘。
我是一個喜歡朋友的人，陪三五天，最多一周，十天就是極限，像道潛這樣一陪就是年餘的，可能需要50個我。有一個形容至情有愛的詞叫“煮粥焚須”，但我覺得這個詞還不夠。
道潛和蘇轼的初見應當是在1074年之前。蘇轼赴任杭州路上見道潛《臨平道中》詩并刻之為石後不久，尋于西湖，并一見如故、輔車相依——熙甯七年（1074年）秋，蘇轼調密州知州，道潛到密州；熙甯十年蘇轼改任徐州，道潛從杭州到徐州；元豐二年（1079年）蘇轼調湖州知州，道潛又到湖州……湖州任上不足三月，“烏台詩案”發，湖州蘇知州被貶黃州蘇東坡。
額外地說一下，“烏台詩案”的最先舉報者就是那個錢塘沈括。此人不足評。他寫《夢溪筆談》而“坐标中國科學史”，但由他最先點燃的“烏台詩案”受牽連者39人，包括驸馬都尉王诜、李清臣、司馬光、黃庭堅等——這在文學史上是一次浩劫——于是在心裡對他頗為不喜。
不再展開了，不然就談了半個北宋，還是回到道潛這裡來。
元祐四年（1089年）東坡任杭州知州，道潛赴杭州；元祐六年蘇轼自杭調京赴颍州知州；次年二月任揚州知州；再一年又任定州知州——三年三徙，道潛無一次不往……
有些人覺得蘇東坡是個文豪，調動再多，大小總是個官員，這個從於潛浮村出來的和尚說不準是個酒食征逐之輩？
如果這樣想，那就真的陰暗了。
東坡先生曾給李端叔寫過一封信：“得罪以來……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大家都恐避之不及，隻有道潛不離不棄。因與東坡關系太近，他還被治罪、被開除僧籍，甚至被勒令還俗，但護守依然——紹聖元年（1094年）六月，東坡被貶甯遠軍節度副使、再貶惠州、三年後終貶海南儋州——據說放逐海南，在北宋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道潛聽聞，又要從杭州轉海南相訪。
蘇東坡覺得自己可能有去無回，死活不同意，專門作書勸止，道潛才作罷。
蘇東坡是“一蓑煙雨任平生”，道潛是“半聲木魚随君去”。
将近30年的情誼，不為功、不為利、不為名，隻有伯埙仲篪（chí，古代的竹管樂器，像笛子），隻有灼艾分痛——於潛潺潺2000年，這樣的人，無有；這樣的故事，無有；這樣的取艾自炙真意，無有。
△宋：李嵩《赤壁賦圖》絹本，設色，局部/圖檔來源CFP
【五】
曾有人考證，蘇轼留給於潛共有8首詩。這種說法不太嚴謹：有幾首畢竟寫于於潛之外——如果這樣都算，那蘇轼還有更多的詩詞是寫給或生于於潛或活于於潛的人的，比如慧覺，比如辯才，比如道潛——把這些詩都集合起來，加上批注和解析，大抵可以做一本很厚的書：字比書貴，書比人重。
如果再學一學蘇轼刻石《臨平道中》，這一首首就能做成一面詩牆，讓於潛中學的孩子們知道教舍一側的山上曾有綠筠軒，軒中曾住過蘇學士，這個蘇學士應當變成他們耕讀成文的“心向往之”。
自然，更希望現在的於潛鎮能多做一些關于蘇轼的文字收集或考據，多多愛護這位剛過完985歲生日的國寶級人物。
（感謝臨安區委宣傳部大力支援，感謝臨安區委黨史研究室稽核）
【之前，我們寫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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