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传（1170-1217年），字贯之，一字仲贯。南宋隆州井研（今属四川乐山市）人。庆元二年（1196年），进士，授四川利州司户参军，徙蓬州教授。嘉定二年（1209年），召为太学博士，累迁太学博士兼沂王府小学教授、秘书郎、著作佐郎兼权考功郎官。嘉定六年（1213年）知真州。
南宋时真州成为抗金前线，号“护风寒之地”,州城遭受严重破坏。明隆庆《仪真县志》记载：“自宋高宗辛巳（绍兴三十一年即1161年），金兵入寇，迄开禧（1205-1207年）太定，再罹 （lí） 烽燹（xiǎn），诸署宇往迹，一切扫灭。”
宋廷三次与金签订屈辱和约，划淮而治，其间曾有几十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真州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乾道四年（1168年），郡守张郯修复城池，“凡城之度如其初。”原来的城门中，闭塞“通阗”，保留五门，“各建楼橹于上”。外凿城濠，南通长江，北接山溪。开禧三年（1207年），郡守林伯成因前役甓甃 [ pì zhòu ]五百二十六丈八尺，凿濠八百五丈，深一丈七尺。嘉定元年（1208年），郡守郭超广之，阔十有八丈。三年（1210年），郡守潘友文增城规，建楼橹三十五、屋百八十七。五年（1212年），郡守徐景加修甓甃六百三十四丈二尺。动作多多，共同之处是“因军城旧矩修筑”，都属修复工程。
李道传到真州时，宋金战争已经进入尾声。他接着前任的作为，首先命人用砖把局部毁坏的城墙砌好，筑起两道石坝来护卫沿江两岸的居民，加深两条护城河，又在陈公塘设堤，有警报就决开堤坝作为屏障，以稳定人心。《宋史 李道传传》记载：“城圮弗治，道传甓之，筑两石坝以护滨江居民，益浚二壕，又堤陈公塘，有警，则决之以为阻，人心始固。”其实不仅于此，李道传在真州还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即向朝廷正式呈报请求增筑东西两翼城工程。
《宋史 李道传传》
他给朝廷的《申文》叙述了真州的形势：“淮东路程，自滁州取六合，自盱眙取天长，两路会于真州，两昼夜可到。既到真州，四十里可渡镇江，六十里可渡建康，实为陆路要冲。城内居民，比城外仅十分之一。自转运司以及富豪大贾之家、交易繁会之处，皆在城南。”
增筑东西两翼城势在必行。《申文》说：“照得州城狭窄，所以前任尝议增筑，包裹东、西两厢阛阓数千家于新城之内。然累任守臣莫敢申其说者，工役不小，用赋殷广。朝廷科降或艰，未免添贴。州郡分外责任，徒尔自劳。规模有绪，则后人享成终之名。工役中缀，则一身受罔功之责。” 可见增筑东西翼城并非李道传的原创，而是前任们早有设想和打算。累任知州没有正式向朝廷提出请求，是因为心存顾虑。当时知州任期很短，一般只有两三年，有的甚至只有一年，而筑城工程浩大，投资也多，所以在一个任期内根本不可能完成。工程搞得不好还要承担责任，搞好了功劳却是后任的。所以虽有想法，却一直没有能够付诸实施。
李道传性格沉稳, 接手这项议题向朝廷呈报是经过审慎考虑的。他在《申文》中明确表示：“道传窃谓筑城夫役，固不可迫。积日累月，自见成功。”又说：“道传前来所申，固不敢谓任内可以了毕。”只是认为“要当以果断立事而不牵以浮言，以持久成功而不责于近效，庶几财不大伤，人无虚扰。” 并提出了实施计划，“前人尝欲筑两翼城，但费大，非仓促可成。道传当先立规制，使后来可继。欲从朝廷借会子十六余万贯，付本州作本，以其利息充版筑之费。历以岁月，渐见次第。所有城砖，且从本州增窑烧办。一二年后，版筑稍成，砖数亦积。后来者为之不缀，不患不成。”第二年，再次向朝廷呈文请求，终于得到批复，“准借交会共五万贯，付真州作本营办。”
遗憾的是，当年秋李道传即迁任提举江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离开了真州。
不过，李道传既已破题，正如他所期望的，“后来者为之不缀。”继任知州丰有俊趁势而上，任内开工筑东翼城九十二丈八尺，凿河百丈。接着经过连续几任知州的努力，直到宝庆元年（1225年），郡守兼运判上官奂友全面完成了东西两翼城增筑工程，“两翼之形始备。” 南城则因地制宜，依托潮河为天然屏障。因为“城之南，面江，其势缓，且重迁民居，难议版筑。乃即潮河之南，创开重濠，垒土为垅，与东、西两翼城形势相接，为城门、拖板桥各一。”至此，实现了将城南的重要设施和繁华区包入翼城内，形成外濠内城、水阻屏蔽的布局，达到遏金骚扰、守城居安的目的，真州城在原来建安军城的基础上也扩大了规模。可谓 “形势天成，江山改观。”
真州东西翼城增筑工程前后历经七任知州，历时13年。李道传任内未及一砖一瓦，但是他率先呈报朝廷，“先立规制”，倡导功成不必在已任，推动了工程的实施，实属功不可没。《宋史 李道传传》评价他“居官以惠利为本”。李道传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讲求的是惠利于地方，惠利于百姓，是有大胸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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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记者：仪征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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