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時代道德篇（七十一）：不惡小人，有禮君子。
民國六年的料峭春寒中，一戰的勝敗之局已見分曉，“戰勝國”的名頭擺在那裡，北洋廟堂在列強的角力中自然也受到波及。在宦海風向還不明朗之際，北洋群雄心照不宣的一個事實，是段祺瑞與黎元洪之間的沖突，是以在對德宣戰的态度上也表現各異。不過正如楊增新所言：“武戲演幾出，文戲亦應演幾出，若盡演武戲，則人人皆不欲觀已。”是年二月二十日，此時北洋軍閥最大的地方實力派、北洋軍閥元老馮國璋，以“疏通意見與研究對德問題”的名義動身北上，一路上對沿途各省北洋軍閥的态度進行了一次摸底，津浦路沿線成為這位“長江三督”之首的表演舞台。
其後，安徽督軍倪嗣沖陪同馮國璋到徐州，“長江巡閱使”張勳親自到車站迎接，三人在“長江巡閱使署”舉行了一次會談，馮國璋定下的調子是應該在對德問題上嚴守中立，這與倪嗣沖和張勳的意見，非常默契的保持一緻。馮國璋乘坐的火車經過濟南時，山東督軍張懷芝也上車迎候，并陪同到德州才折回濟南，不用說态度也是和馮國璋不謀而合。兩天後抵達天津時，直隸督軍朱家寶也登車陪同馮國璋到黃村，自然也是一番通氣。馮國璋的入京，段祺瑞本認為自己主張宣戰又多了一個幫手，其實這群北洋袍澤完全不具備段祺瑞的遠見，這些俨然諸侯的“草頭王”，真正在意的事情，隻有自己安身立命的地盤與人馬是否會是以受損。
但是，這些不僅是北洋群雄的小算盤，也與總統黎元洪的局限歪打正着。黎元洪及其幕僚團隊，如哈漢章、金永炎等人都是想借助對德态度問題上推翻段祺瑞，至于宣戰與否，是否有利于北洋，是不願多加考慮的，黎元洪的局限就在于此，而且已經開始物色取代段祺瑞的人選，他希望由王士珍或者徐世昌出面繼任閣臣之首。段祺瑞的遠見無論在北洋軍閥地方實力派，亦或是黎元洪陣營看來，都是“事不關己高高挂起”。段祺瑞提出的參戰籌碼，“除德國賠款全部撤銷外，緩付庚子賠款”，“廢止在天津周圍二十裡内不得駐紮軍隊”，說明剛愎自用的“北洋之虎”，既有一種與洋人叫闆的桀骜，也有一種卓爾不群的遠見。然而黎元洪的局限以及北洋袍澤的不了解，段祺瑞舉步維艱。
最終，段祺瑞攜全體閣員在是年三月四日，請黎元洪在“絕交案”的咨文上蓋印。結果卻是一番争執之後，面對木頭人一樣不再言語的黎元洪，段祺瑞隻得“半鞠躬”一聲不響地退出來，在當天晚上沒有與黎元洪作别，即乘車前往天津準備辭職。黎元洪召集馮國璋、王士珍以及徐世昌商量對策，徐世昌對于閣臣之首，王士珍對于陸軍總長，都是極力推辭不肯擔任，馮國璋在獲得黎元洪讓步的承諾之後，出面請段祺瑞返職，并陪同段祺瑞一起谒見黎元洪。段祺瑞先是向黎元洪“一鞠躬”，接着坐下來嚴肅地談了有利理由，黎元洪終于可以嚴肅地聽着，卻沒有開口說話，這位善于沽名釣譽的宦海演員，似乎看透了“段芝老”的目光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