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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瘾之路上,我們是誰的獵物?

煙瘾、酒瘾、毒瘾、賭瘾、網瘾、性瘾……這麼多的「瘾」從何而來?又是什麼讓人陷入「瘾」中無法自拔?「瘾」究竟是法律問題、道德問題還是醫學問題?

面對一系列的疑問,「偶爾治愈」從今日起将用一系列文章進行解析。

七八歲時,我第一次對「瘾」有近距離的清晰認知,是在一位長輩身上。

他總自嘲或遭戲谑,「肚子裡有酒蟲」。

他并不隻在社交場合喝酒,獨處時也喝很多,這好像是他維系生活的燃料。許多年過去,我仍然記得他喝到滿面通紅的樣子,不飲酒時雙手無意識震顫,以及常常說不到幾句話就開始暴怒。

自然,後來的我已經知道,作為成瘾性物質,酒精自有其影響大腦神經遞質系統的方式。會有易感特質一說,家庭環境、社會文化等也會成為飲酒的驅動因素。

但在當時,作為對「瘾」毫無認知的普通人,是很難把一個嗜酒者條分縷析地分辨清楚,隻會将一切打包對待 —— 在你面前的,是一個沒有自控能力、情緒不穩定、生活和工作失意的成年人。

20 多年後,面對另外一位對酒精出現依賴的朋友,我們像聊任何一種疾病一般,不帶道德色彩。

基于所掌握的神經科學知識,她在酒精中的「獲益路徑」也越發清晰。

大腦皮層像盤繞的細胞地毯一樣,覆寫了大腦的全部。在大腦皮層中,200 億個神經元彼此連接配接,形成最複雜的彙路。每個神經元都有成千上萬的連接配接,它們在其中交流資訊,喋喋不休地産生脈沖。

一個神經元對另一個神經元的影響有兩種方式:興奮或抑制;興奮的神經元發送谷氨酸(Glu),抑制的神經元發送 γ-氨基丁酸(GABA)。

當酒精在朋友的身體中積累時,她的大腦皮層同時通過兩條途徑産生了功能紊亂,一方面乙醇分子讓神經元抑制的化學物質受到了提振,另一方面又使得讓神經元興奮的化學物被封口,資訊流變得遲滞,注意力、記憶力和感覺覺都下降了。

對她來說,這種「下降」算是一件好事。等待睡着的過程太過煎熬,任何風吹草動都讓一個獨居者感到害怕。

而随着越來越多的乙醇分子流入,神經元抑制了外部的一切,清理了大腦環境,那些嘶嘶的、嘈雜的背景聲被靜音。同時,GABA 的作用便是微調思維和視覺,讓它們變得更清晰。

「我有些暈,但我喜歡這種感覺。你能感受到腦子裡是『嗡——』的聲音,心髒撲通撲通跳動的聲音被放大」。

她仿佛在清晰地思考,但在酒精清理之後,毫無内容。

我從 7 歲到今天的看法的變化,在某種程度上,好像曆史上人類對成瘾認知的演變:

最早,「成瘾」被認為是一種标記「道德」問題的行為,源于個人性格缺陷,強調精神層面的道德和意志的缺乏。但随着科學研究的深入開展,在醫學生物學的角度,「成瘾」被定義為一種慢性複雜性的腦部疾病。

同時,成瘾相關的問題又不僅僅是單純的生物學問題,也并非簡單的、老生常談的多巴胺快樂大法,它的背後是一整套複雜的運作機制,涉及生物學、心理學,同時還有社會文化、環境等因素的影響。

基于此,面對成瘾問題,我們不應簡單地施加道德批判或對個體進行懲戒,也不能僅僅仰賴醫生或生物學手段。惟有多方共同施力,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

什麼讓我們上瘾?

在我們談論成瘾的時候,繞不開的話題是,什麼會使我們上瘾?

醫學界主要将其分為物質成瘾和行為成瘾。後者的提出和研究更晚一些,至今仍存在一定的争議。

在物質成瘾中,我們常談論的是精神活性物質(psychoactive substance),它們是指能夠影響人類精神活動并産生依賴性的化學物質。大緻可分為 3 類,毒品、精神活性藥物和其他物質(比如尼古丁和酒精)。

前兩者時有交叉,精神活性藥物強調的是雙重性,即在臨床上用于疾病的預防、診斷和治療,當出于非醫療目的擷取時,則轉化為毒品。

比如經常用于治療失眠、焦慮、驚恐發作的鎮靜催眠藥 —— 苯二氮 類藥物,就具有這種雙重性。

每天,都有大量的苯二氮 類藥物,如勞拉西泮、奧沙西泮、阿普唑侖,出現在醫生的處方單上,被移交到患者手中。

苯二氮 類藥物目前在臨床各科室被廣泛應用,是處方量較大的常見藥物之一。但苯二氮 類藥物的成瘾風險卻容易被醫生和患者所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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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IC photo

「是良藥也是『毒品』」,深圳市康甯醫院成瘾醫學科主任醫師楊梅這樣評價苯二氮 類藥物。

盡管相關治療指南、專家共識都推薦苯二氮 類藥物應在 2 到 4 周之間短期應用,但實際上長期應用的患者仍較多,成瘾醫學科的醫生們還遇到過吃了十幾年甚至數十年苯二氮 類藥物的患者。

還有一些病人,在戒毒、戒酒後大量服用苯二氮 類藥物,以尋求吸毒飲酒時的欣快感,最終卻出現苯二氮 類藥物依賴,不得不面對戒斷「藥瘾」的事實。

「從某種意義上講,越是好的東西,也就越有可能成為壞的東西」,楊梅說。

在今天,除了藥物和毒品之外,酒精、煙草的濫用問題也十分顯著。

以酒依賴為例,2002 年曾有一個形容,中國每年耗酒量相當于一個西湖的水量。這一數字正在以驚人速度上升。有資料顯示,2020 年每年人均酒精消耗量接近 6 升。

此外,流行病學資料顯示,青少年期和中年後期是發生酒依賴的兩個高峰階段。

吳為,一位中國嗜酒者互誡協會(簡稱 AA 協會)的成員告訴我們,他在協會聽過很多經曆分享,大部分人都會提及自己的童年,「我的了解是,比較不幸福」。

他花了很長時間給我們講述自己 22 年的飲酒史,曾如何對酒精追逐與渴望。

即使得知妻子懷孕時,他最大的喜悅不是孩子的到來,而是停酒三個月後,「今天可以喝到酒了」。

人們走到這個未來的父親面前,表達祝福。

吳為舉起酒杯,「來,我們喝。」

成瘾,一種疾病?

同很多成瘾者一樣,吳為起初很難相信自己對酒的渴求是「一種病」。

即使他開始每天腹瀉,也認為「可能是啤酒惹的禍,換白酒就好」。醫生說,「手抖也是一種症狀」,他的第一反應是「可是我喝到酒就會好啊,就沒有問題了啊」。

人們對酒精等成瘾問題的認識起源于 18 世紀。

一位簽署過美國《獨立宣言》的醫生 Benjamin Rush 在其 1784 年的論文中提到,自我控制能力喪失是強迫性飲酒行為的關鍵,而導緻控制能力喪失的原因是酒本身,與成瘾者自身無關。

Rush 的學說催生了「酗酒成瘾是一種疾病」的概念。

但他和後來者也推動了另一種觀念:如果酒精導緻了酗酒,以及相關的家庭暴力、鬥毆、貧窮和堕落 —— 那麼禁止銷售和使用酒類就會終結,或者減少這些問題。毒品也被認為同理。

基于此種社會認知,在 20 世紀初,許多國家開始立法禁止酒精和毒品的使用。但這并未如執政者所預期的,公衆的道德水準被提高。相反,高利潤的黑市私酒崛起,大量工業酒精被盜。

為防止盜竊,1926 年,柯立芝政府勒令制造廠家必須向工業酒精當中添加甲醇、汽油等有毒物質。那一年,僅紐約市就有 1200 人是以中毒、400 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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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班·夏恩(Ben Shahn)在美國禁酒令時期繪制的作品。

這一局面直到十年後才得到改善,酒精及毒品成瘾的治療機構大量湧現。各國先後成立學術組織進行研究,成瘾相關的神經生物學和遺傳學認知也得到極大豐富。

逐漸地,成瘾醫學從起源到成熟,人們對成瘾的認識和治療理念更趨全面。目前,醫學界普遍接受的觀點是:成瘾是一種慢性複雜性的腦部疾病。

但這一觀點近年來也遭遇挑戰。

2015 年,發育神經系統專家 Marc Lewis 提出,成瘾不應被看做疾病。Marc Lewis 本人就曾有多種物質成瘾的經曆,包括酒精、海洛因、大麻等等。

在他看來,毒瘾,是一種需要意志力和動機來克服的行為問題。

「将毒瘾看作疾病」,Marc Lewis 說,這意味着「你隻是個需要聽從醫生囑托的病人,任人擺布,失去了戒毒的動力」。

相較于已經發展成熟的物質成瘾,目前人們對「行為成瘾」仍存在争議。

2013 年,在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出版的《精神障礙與統計手冊(第 5 版)》(DSM-5)中,首次提出了非物質相關障礙,并将「賭博障礙」列于其中。6 年後,世界衛生組織在《國際疾病分類》第11版(ICD-11)中,将「遊戲障礙」歸類為「成瘾性疾病」。

這些舉措也遭到了部分人的反對。

反對者們認為,這可能将無限制地擴大行為成瘾的範圍,導緻成瘾行為無處不在。同時,将這些社會問題「醫學化」,意味着将社會問題變成疾病,可能會人為擴大精神障礙群體的範圍。

對于「遊戲障礙」入病,在醫學界之外,我們接觸到的遊戲玩家和遊戲設計者也表達出不同程度的擔憂,「遊戲未必是罪魁禍首,隻是我們習慣了将一切問題推給遊戲承擔」。

在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精神病學科主任醫師郝偉看來,這種批評存在合理之處,由于目前研究受限,一些行為成瘾的病因、影響因素、診斷治療和預後都需要進一步研究和探索。

「但這些行為已經嚴重影響個人、家庭與社會;根據相關研究,從臨床表現及生物學角度來看,行為成瘾與傳統的藥物依賴具有一些共同特征,理應合并為一種疾病類别。」

洶湧的不隻是多巴胺

魯丹,一位 25 歲的苯二氮 類藥物成瘾患者告訴我們,當她情緒失控時,她會一片又一片地吃勞拉西泮,直到焦慮、緊張的情緒被平複,「欣快甯靜的感受占據上風」。

成瘾醫學科的醫生們見過許多與魯丹相似的患者。有人甚至一天要吃 40 多片苯二氮 類藥物,否則就會坐立不安,無法正常工作。也是以,會有人因過量服用藥物出現中毒反應。

許多成瘾者和魯丹一樣,當 ta 們談論某一種或多種物質對自己的影響時,「快樂」一詞出現的頻率極高。

這些精神活性物質(毒品、藥物、尼古丁或酒精)進入一個人的身體,通過胃黏膜進入血液,穿過黑暗的通道,直抵分隔大腦與身體的血腦屏障。通過關卡後,這些分子四散開,從腦中的大血管到小動脈,再到毛細血管,最後到腦組織 —— 這裡就是一切體驗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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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接受脫毒治療的阿片類藥物成瘾者。

腦細胞或神經元吸收這些分子之後,産生了變化。成瘾的科學原理也始于此,即體外分子與細胞産生交流。

在生物界漫長的進化中,生物具備了一種重要的能力,即能辨識體内外哪些刺激有利于個體生存和種族延續,并對這種經驗形成較牢固的記憶。

凡能使機體産生愉悅和欣快刺激的,就有利于個體生存和種族延續。出現的欣快和愉悅感越高,該刺激就越強,形成的記憶也越牢固。

當一個人對精神活性物質的渴望在湧動時,多巴胺沿着過度擴張的軸突湧出,離開腹側被蓋區,去往三個主要目的地:

腹側紋狀體,負責給行為發出指令,集中和釋放行為;眶額皮層,多巴胺在此處注入與物質價值有關的細胞;杏仁核,它能喚起一個人記憶中關于物質的畫面和氣味。

并不隻有多巴胺參與成瘾的建構,幾乎所有已知的中樞神經遞質都不同程度參與其中。

早期,一個人的痛苦和渴望能夠通過某種物質得到了緩解,但一次又一次,突觸變得精細,好像花園裡的凹槽,雨水不斷沖刷,形成越來越深的凹槽,這條通道越來越凝固和窄化。

選擇減少,對世界的興趣變窄,隻剩下對這種物質的渴望在一遍遍重複。但到了後期,這種快感也會消失,你聽到大腦裡的聲音:「如果想要快樂,你需要更多。」

許多物質都具備這樣的狡猾。我的朋友曾經每天隻需 50 毫升酒就能「昏睡」過去,如今則需要 250 毫升才能入睡。

失控也是成瘾的标志之一。我們接觸到的許多成瘾者花了大量時間來控制自己的行為,但大腦總會敗下陣來。

「每天晚上在默念不喝酒也能睡着,」朋友說,「但總會鬼使神差去喝酒,理由是今天喝了明天不喝。」

這其中,大腦前額葉皮層正中的弓形組織 —— 背側前扣帶回 —— 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裡掌管着選擇、自我監控,受到背側前扣帶回的影響,人們試圖抵禦住渴望,「不要去拿酒!不要起身!」

但控制很難,背側前扣帶回不斷地工作,以控制不斷循環的神經沖動,幾乎耗盡了所有的能量供給。如同一個人展開雙臂保持半小時,這樣簡單的動作,起初五分鐘很容易,但維持太久,也會耗盡力量。

于是,在花了許多時間對抗之後,ta 們到底屈服了。

不隻靠醫生來解決

于是,我們在成瘾門診見到許多精疲力竭的人們,成瘾者和家屬。在經曆了一段時間的拉鋸之後,ta 們選擇向現代醫學尋求幫助。

嚴謹的醫生們自有一套診斷和鑒别标準。

即使是目前尚有争議的「遊戲障礙」,真正達到「入病标準」的人也少之又少。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臨床心理科主任醫師田成華告訴我們,在「遊戲障礙」一詞尚未出來之前,2008 年左右,他任當時衛生部網瘾診療标準課題組的負責人,曾聯合北京 3 家三甲醫院精神病專科副主任醫師以上職稱的醫師們進行病程标準的測查,就「病理性上網」制定了極其嚴格的診斷标準:

其中包括:對上網是否有強烈渴望或沖動,用于上網的時間是否越來越長,是否出現戒斷反應,上網模式是否變得刻闆,是否因上網忽視其他的快樂和興趣等 12 條診斷标準。

成瘾之路上,我們是誰的獵物?

圖源:視覺中國

在臨床上,醫生們也見到許多因玩遊戲影響正常生活和學習的患者。

一個大學生,一個學期沒有上課,在宿舍打遊戲,甚至忘記吃飯和睡覺,因為挂科嚴重被學校警告。

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每次來到診室,全程盯着手機,顧不上與醫生交流,他來挂号隻是因為父親承諾,來看一次病,就給他買一雙鞋。

密歇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博士後饒一晨曾在 2014 年探訪過一家「網瘾治療機構」,在當時,這家機構還隸屬一家北京三甲醫院。在裡面,除了對孩子進行治療,還會對家長進行治療和教育。

「心理醫生們往往提到一點,這些家長教育自己孩子的時候,會優先滿足自己的焦慮。舉個例子,當孩子不願意去上學的時候,家長提出帶孩子去麥當勞,再提出讓他上課。其實是家長通過物質的刺激或滿足,緩解焦慮,而孩子也會形成一種習慣,更加渴望通過物質的短暫刺激來滿足自己」。

而遊戲模拟了一種更加「短頻快」的連接配接,相比現實中通過漫長的學習和競争獲得認可,已經養成習慣的孩子們可能會沉浸在遊戲的模式中,通過更短路的方式,随時獲得快感和滿足。

「家長們總以為問題是因為遊戲才産生的,但事實上,遊戲隻是承載了這些問題,」一位醫生說。在她看來,「遊戲障礙」的孩子的背後,大都存在有問題的親子關系。

田成華也表示,他所了解的情況是,大部分成瘾孩子的家庭中,父親角色是缺位的,或者父母對孩子教育理念不一緻,亦或存在太過嚴苛的教育方式。

是以,常見的成瘾療法中,除了個體治療,還有家庭療法。

但醫療機構的治療隻是第一步,成瘾者們總會走出去。

醫生們大都見過,有的患者前腳走出醫院,後腳就進了酒館。

吳為也曾在戒斷中心治療過酒瘾,均以失敗告終。對他來說,醫生能幫助他身體「脫瘾」,安全渡過生理戒斷期,但想要遏止心理對酒精的渴求,抵禦「心瘾」,對他而言,更有效的是團體治療。

比如在 AA 協會裡,他找到了一種融入感和歸屬感,大家都有共同的身份标簽,「一個酒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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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奧克蘭,一塊指向 AA 協會的招牌。

這是他戒酒的 2129 天,他學會不給自己設定更高的目标,隻要保持在「今天不喝酒」就好。

一位精神科醫生提醒我們,不要隻看到成瘾者,「不要問成瘾者,為什麼是你?為什麼隻有你這樣軟弱?我們需要看到的是,這是一種病。也需要看到,成瘾者的背後是什麼。」

就像饒一晨在調研結束之後,提出了疑問:

「我們是不是也該反思我們單一導向的教育政策?這種教育體系,讓學生感覺學習是『設計得很爛的遊戲』。也許,網瘾少年們并不是逃避競争,可能隻是厭倦或畏懼那個看似沒有終點的、缺少人性的單一賽道。」

本文由北京大學藥理學博士研究所學生、執業醫師 李陽陽 稽核

撰文:蘇惟楚

監制:李晨

首圖來源:IC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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