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8日，經過密謀策劃後，汪精衛率其黨羽周佛海等人潛離重慶，29日在越南河内發表“豔電”，為日本侵略中國辯解，勸說國民政府與日本進行所謂的“和平”談判，标志着他公開投敵當了大漢奸。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正式在南京成立了僞國民政府，充當日本侵略的爪牙和幫兇。
不甘心給蔣介石當二把手
汪精衛1905年參加中國同盟會，1924年參加國民黨“一大”，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1925年當上廣州國民政府主席和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主席，地位比蔣介石高。但蔣介石在1926年制造“中山艦事件”打擊共産黨，迫使汪精衛出國，當上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主席;又提出“整理黨務案”，當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等職務，奪取了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排擠了汪精衛的勢力，地位在汪精衛之上。
此後，雖然汪精衛大搞政治手腕，也曾經逼迫蔣介石下野，但絕大部分時間都屈居蔣介石之下，很多時候還沒有實權。汪精衛對于蔣介石大權獨攬極為不滿，更不甘心坐第二把交椅，但又鬥不過老蔣，隻能走上叛國投敵的道路，以便坐上傀儡政權的第一把交椅。
害怕與共産黨合作
大革命時期，汪精衛長期追随孫中山，與共産黨合作，堅持“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汪精衛還在進步勢力的支援下當上了武漢國民政府主席等要職，與蔣介石建立的南京政權分庭抗禮。
但汪精衛最終也背信棄義，走上了反共反人民之路，并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并提出“甯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反對口号，大肆屠殺共産黨員和革命群衆。抗戰爆發後，國共兩黨實作第二次合作，汪精衛主張對日本侵略者妥協，竭力反對聯共抗日方針，選擇了投靠日寇的道路。
昔日留學的親日思想
汪精衛1904年留學日本，了解到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狀況，産生了親日思想。回國後，多次與日本人交往，親日思想進一步發展，認為隻有效法日本，才能使國家興盛。當日本發動侵華的“九一八”事變後，他到處宣揚“戰必敗”的民族失敗主義情緒。
全面抗戰爆發後，他大肆散布“再戰必亡”的亡國謬論和中日是“兄弟之邦”的“親善論”，主張與日本和談“救國”，并與日本侵略者互通信函，互派信使，進行了一系列妥協投降活動，直至最後認賊作父。
日本方面不遺餘力的誘降
除了汪精衛媚日情緒和貪戀權位、有奶便是娘的内因外，日本誘降政策這一外因也起了作用。尤其是抗戰相持階段到來後，日寇由于戰線太長，人力、物力、财力不足，抗日根據地又威脅其後方，因而改變侵華方針，集中主要兵力進攻共産黨上司的抗日根據地，對汪精衛等人則加緊了政治誘降。1938年11月，日本首相近衛連續發表對華聲明:“提出“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三原則，作為誘降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