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8日，经过密谋策划后，汪精卫率其党羽周佛海等人潜离重庆，29日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为日本侵略中国辩解，劝说国民政府与日本进行所谓的“和平”谈判，标志着他公开投敌当了大汉奸。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充当日本侵略的爪牙和帮凶。
不甘心给蒋介石当二把手
汪精卫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24年参加国民党“一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当上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地位比蒋介石高。但蒋介石在1926年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迫使汪精卫出国，当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又提出“整理党务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务，夺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排挤了汪精卫的势力，地位在汪精卫之上。
此后，虽然汪精卫大搞政治手腕，也曾经逼迫蒋介石下野，但绝大部分时间都屈居蒋介石之下，很多时候还没有实权。汪精卫对于蒋介石大权独揽极为不满，更不甘心坐第二把交椅，但又斗不过老蒋，只能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以便坐上傀儡政权的第一把交椅。
害怕与共产党合作
大革命时期，汪精卫长期追随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还在进步势力的支持下当上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等要职，与蒋介石建立的南京政权分庭抗礼。
但汪精卫最终也背信弃义，走上了反共反人民之路，并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并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对口号，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汪精卫主张对日本侵略者妥协，竭力反对联共抗日方针，选择了投靠日寇的道路。
昔日留学的亲日思想
汪精卫1904年留学日本，了解到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状况，产生了亲日思想。回国后，多次与日本人交往，亲日思想进一步发展，认为只有效法日本，才能使国家兴盛。当日本发动侵华的“九一八”事变后，他到处宣扬“战必败”的民族失败主义情绪。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大肆散布“再战必亡”的亡国谬论和中日是“兄弟之邦”的“亲善论”，主张与日本和谈“救国”，并与日本侵略者互通信函，互派信使，进行了一系列妥协投降活动，直至最后认贼作父。
日本方面不遗余力的诱降
除了汪精卫媚日情绪和贪恋权位、有奶便是娘的内因外，日本诱降政策这一外因也起了作用。尤其是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日寇由于战线太长，人力、物力、财力不足，抗日根据地又威胁其后方，因而改变侵华方针，集中主要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对汪精卫等人则加紧了政治诱降。1938年11月，日本首相近卫连续发表对华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作为诱降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