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蘇聯的解體，蘇聯的經濟改革也宣告失敗。從因果關系來看，蘇聯柯西金改革的失敗是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不是其結果。
事實上，自斯大林逝世以來，其後的曆任蘇聯上司人都注意到改革的重要性，也進行了一些切實的改革，但蘇聯的任何經濟改革都沒有解決蘇聯經濟發展滞後的實質性問題，包括後來卓有成效的柯西金改革。
從這一角度來說，蘇聯的經濟改革僅僅是“改”而已，并未達到革新的地步，這就注定了柯西金改革等一系列蘇聯經濟改革的失敗。
從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開始，蘇聯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開始。當時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下放企業的經營自主權，擴大蘇聯工廠在計劃管理等方面的權限。這種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還是在對斯大林模式小修小補，并未觸及根本弊端。
到了1962年，在時任蘇聯上司人赫魯曉夫的支援下，蘇聯經濟學界展開了曆時一年的“利别爾曼建議”大讨論，即深入探讨蘇聯社會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尤其在商品經濟這方面有所作為。盡管讨論也沒有形成實質性意見，但少數企業還是采用了該建議的某些實驗，獲得了企業的再度重生。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面對持續低迷的蘇聯經濟，向蘇聯經濟學界提出明确要求，希望他們展開關于如何重振蘇聯經濟的讨論。在勃列日涅夫的支援下，蘇聯經濟學界反響熱烈，其中最突出的當屬利西奇金發表的《生活提出修正》一文。該文章認為，将計劃經濟看作國家經濟發展的唯一手段是極不合理的，隻要把計劃與市場結合起來，才能獲得經濟的永續發展。
在利西奇金理論的影響下，蘇聯政府決定進行新一輪經濟改革。1965年7月3日，勃列日涅夫在克裡姆林宮接見學生時提道：“目前中央正在制定經濟改革的計劃，用以提高國民經濟中經濟刺激作用的措施”。
1965年9月27日，時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柯西金在會議上作了《關于改正工業管理的經濟刺激》的長篇報告。他提出，要完善計劃經濟工作，加強企業的經營主動性和刺激性，這标志着柯西金改革的開始。
1965年10月4日，蘇聯部長會議正式準許了《社會主義國營生産企業條例》，對企業經濟改革的諸多方面都進行了深入探讨和細緻規定。到1966年，由柯西金主持的蘇聯經濟改革已在蘇聯國内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據悉，當時全國總共有43000家企業采用新經濟政策，占全蘇聯工業總産值的94%，重量不可謂不大。
與赫魯曉夫時期的經濟改革相比，柯西金主持的經濟改革在企業自主權方面有了明顯的擴大。
一方面，它擴大了企業在利用資金進行大規模生産的自主性，同時也建立了企業自行處置的企業基金，這實質上跟今天的企業“小金庫”非常相似。另一方面，柯西金主持的經濟改革允許通過企業成員工資制度改革，使企業成員獲得物質上的滿足。而完全接近市場的“完全核算政策”，又讓蘇聯經濟實作了新飛躍。
由于實行新的經濟體制，蘇聯經濟明顯有了新增長。以1966年為例，實施新經濟改革的704家企業無論在生産總額方面，還在在産品銷售額方面都領先于全行業，所獲的利潤也遠比赫魯曉夫時期豐厚。
不過，就在柯西金改革蓬勃發展時，卻遭遇了來自蘇聯内部的重重阻礙。
除了新經濟體制本身存在的問題之外，蘇聯保守勢力的攻擊是柯西金改革舉步維艱的主要原因。
對于柯西金改革，時任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席的拉拉揚茨表示了堅決反對。他認為沒有計劃經濟中的調節作用，蘇聯經濟将會遭受難以形容的危害。為此，蘇聯保守派上司人也極力遊說勃列日涅夫，要求其立即停止柯西金改革。
而更為嚴重的是，在蘇聯保守派的操縱下，蘇聯各部委機關幾乎仍是按老一套辦法管理企業，這讓柯西金改革陷入了困境。
事實上，經過半個多世紀斯大林模式的運轉，蘇聯官僚階層已經形成了密如蛛網的權力交換關系，如果要進行改革，勢必要對蘇聯官僚階層發起沖擊，這讓官僚特權集團所不容。除了僵化的體制觀念以外，時任蘇聯上司人的勃列日涅夫也是官僚集團的主要成員，從這個方面考慮，柯西金改革遭遇滑鐵盧也是必然的結果。
到70年代後期，柯西金改革實際上已陷入停頓，經濟發展也趨于滞後。等到柯西金黯然下台後，停滞不前的柯西金改革也被實行了“安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