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時期，閩東地區除了遊擊隊、赤衛隊、國民黨正規軍、地方保安團和地主民團以外，還有一股數量龐大、内部複雜，良莠不齊的武裝團體，被統稱為“大刀會”。這是一種群衆性的，帶着濃厚封建宗教迷信色彩的武裝團體，一般以“保家防匪”為号召，常被地主利用，成為宗族械鬥的炮灰，還受蒙騙與紅軍、遊擊隊為敵。
大刀會雖然鮮有槍支，全憑梭镖作戰，但是臨陣前他們主要念咒語，喝符水，弄得一個個如醉如癡，打起仗來發了瘋般搞叢集沖鋒，聲勢頗為駭人。
1932年，我軍擁有的武裝力量就曾多次吃過大刀會的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時任閩東遊擊區巡視員的葉飛，曾找了一些大刀會法師座談。了解到大刀會徒衆之是以勇猛沖鋒，一是迷信“刀槍不入”的“法術”，沖鋒時奔跑移動，不易被子彈擊中，二是他們臨戰時喝下肚去的符水含有一定興奮劑成分。不過，這種土法制作的興奮劑藥力不能持久，而且摔跤和冷水刺激都會讓藥效提前結束。
掌握“内情”以後，葉飛等人根據大刀會主要使用梭镖的特點，摸索出了與大刀會作戰要領：選擇水田或隘路擺開戰場，不給大刀會徒衆寬大正面，讓其無法發揮集團沖鋒的威力。戰鬥時采用三人一組時，排在最前面的人手持竹叉，後面兩人使用步槍。采用五人一組時，前面兩人持竹叉，後面三人配備兩支長矛，一支步槍。短兵相接時，持竹叉的人叉住大刀會領頭人的脖頸，阻止其前進，其他人用長矛、步槍反擊。
這個打法和當年戚繼光的“鴛鴦陣”有異曲同工之妙。采用這種戰術後，我軍擁有的武裝力量在與大刀會對抗時再沒吃過虧，獲得了全勝不敗的戰績。不過，大刀會徒衆數量着實很多，而且很多都是貧苦百姓。與大刀會嚴重對立，對争取群衆支援十分不利。
葉飛就琢磨着，地主與農民群衆僅僅在“保家防匪”這一點上有共同利益，就能組織起大刀會。而代表廣大工農根本利益的共産黨，為什麼就不能組織起保衛農會的紅色大刀會呢？而且紅色大刀會既可以吸引政治上中立的農民群衆參加，也可以掩護農民群衆中傾向革命的積極分子，還可以避免過早暴露自己的武裝力量。
葉飛這些想法，并非憑空而來。當時随着閩東地區農民運動的深入，一些大刀會成員已經參加了農會，甚至還有大刀會法師受到影響成為農會的會員，還有法師因表現進步而入了黨。在得到了福安中心縣委的同意後，葉飛就開始着手以大刀會的形式組織紅色武裝。這些武裝對内來說，脫産的就是遊擊隊，不脫産的就是赤衛隊，對外則稱為大刀會。
當時在壽甯縣委工作的範浚，就是該縣紅色大刀會的發起人之一。範浚從他的家鄉大安向西北區、東區、北區有農會組織的村莊去發展紅色大刀會。具體辦法是，先選擇有工作基礎的村子，抽調積極分子，自帶糧食上山參加訓練班，專門傳授如何組織大刀會的技巧。訓練一個時期後，再将學員分派到各村發展。到了1933年春，壽守的西區至東區、南區普遍成立了紅色大刀會。
1933年七、八月間，福安南區也有了紅色大刀會。閩東暴動時，我黨武裝力量包圍霞浦縣城三天三夜。其中，遊擊隊隻有百餘人，紅色大刀會成員卻多達三千餘人。此後，鞏固的地區公開打出蘇維埃和中國工農紅軍的旗号，建立了赤衛隊，但是仍然沒有取消紅色大刀會這種組織形式。
紅色大刀會組織起來後，閩東地區大刀會内部關系變得錯綜複雜。1933年冬，福安中心縣委所在地的柏柱洋地區，大多數大刀會是紅色的，但是樓下大刀會控制在地主惡霸手裡，山上的大刀會則中立。地主惡霸為挑撥紅色大刀會與山上大刀會的關系，由樓下大刀會出面，向山上大刀會誣稱葉飛是土匪探子。于是，不明就裡的山上大刀會便綁了葉飛及區委書記施霖的肉票。
不過，葉飛當時的身份雖然尚未暴露，但是施霖可是反動民團懸賞緝拿的“頭目”。發現惹到了共産黨，山上大刀會一時不知該如何辦是好，而樓下大刀會則乘機引誘他們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共匪頭目”拿去領賞金。
這一招，顯然是想挑動紅色大刀會和山上大刀會火并。福安中心縣委經過深入研究後，覺得還是以和平解救的方式為好，以利于日後争取山上大刀會。于是，他們請當地械鬥的說和人當中介，上山去談判。一方面公開承認葉飛和施霖是黨員，如果這二人有閃失，必将踏平山上大刀會。另一方面，針對山上大刀會貪圖賞金和愛面子的心理，又承諾可以傳遞與賞金相當的贖金，就當是“不打不相識”，大家彼此交個朋友。
既誘之以利，又脅之以威，這“雙管齊下”的政策果然奏效。山上大刀會知道葉飛身份後，不僅爽快地釋放了葉飛和施霖，而且還與我黨訂立了聯防協定：互不侵犯，有匪情互相通報，協同保境安民。如此一來，山上大刀會反而成了紅色大刀會的同盟軍。
經過分化瓦解，打擊首惡分子，争取廣大成員，周墩、溪底、嶺頭等地的三十幾個大刀會，絕大多數成員都被我黨争取了過來。少數由地主要制的大刀會被孤立，并遭到紅色大刀會重點打擊，短時間内紛紛瓦解。閩東地區困擾多年的大刀會問題，遂告徹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