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闽东地区除了游击队、赤卫队、国民党正规军、地方保安团和地主民团以外，还有一股数量庞大、内部复杂，良莠不齐的武装团体，被统称为“大刀会”。这是一种群众性的，带着浓厚封建宗教迷信色彩的武装团体，一般以“保家防匪”为号召，常被地主利用，成为宗族械斗的炮灰，还受蒙骗与红军、游击队为敌。
大刀会虽然鲜有枪支，全凭梭镖作战，但是临阵前他们主要念咒语，喝符水，弄得一个个如醉如痴，打起仗来发了疯般搞集群冲锋，声势颇为骇人。
1932年，我军拥有的武装力量就曾多次吃过大刀会的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时任闽东游击区巡视员的叶飞，曾找了一些大刀会法师座谈。了解到大刀会徒众之所以勇猛冲锋，一是迷信“刀枪不入”的“法术”，冲锋时奔跑移动，不易被子弹击中，二是他们临战时喝下肚去的符水含有一定兴奋剂成分。不过，这种土法制作的兴奋剂药力不能持久，而且摔跤和冷水刺激都会让药效提前结束。
掌握“内情”以后，叶飞等人根据大刀会主要使用梭镖的特点，摸索出了与大刀会作战要领：选择水田或隘路摆开战场，不给大刀会徒众宽大正面，让其无法发挥集团冲锋的威力。战斗时采用三人一组时，排在最前面的人手持竹叉，后面两人使用步枪。采用五人一组时，前面两人持竹叉，后面三人配备两支长矛，一支步枪。短兵相接时，持竹叉的人叉住大刀会领头人的脖颈，阻止其前进，其他人用长矛、步枪反击。
这个打法和当年戚继光的“鸳鸯阵”有异曲同工之妙。采用这种战术后，我军拥有的武装力量在与大刀会对抗时再没吃过亏，获得了全胜不败的战绩。不过，大刀会徒众数量着实很多，而且很多都是贫苦百姓。与大刀会严重对立，对争取群众支持十分不利。
叶飞就琢磨着，地主与农民群众仅仅在“保家防匪”这一点上有共同利益，就能组织起大刀会。而代表广大工农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为什么就不能组织起保卫农会的红色大刀会呢？而且红色大刀会既可以吸引政治上中立的农民群众参加，也可以掩护农民群众中倾向革命的积极分子，还可以避免过早暴露自己的武装力量。
叶飞这些想法，并非凭空而来。当时随着闽东地区农民运动的深入，一些大刀会成员已经参加了农会，甚至还有大刀会法师受到影响成为农会的会员，还有法师因表现进步而入了党。在得到了福安中心县委的同意后，叶飞就开始着手以大刀会的形式组织红色武装。这些武装对内来说，脱产的就是游击队，不脱产的就是赤卫队，对外则称为大刀会。
当时在寿宁县委工作的范浚，就是该县红色大刀会的发起人之一。范浚从他的家乡大安向西北区、东区、北区有农会组织的村庄去发展红色大刀会。具体办法是，先选择有工作基础的村子，抽调积极分子，自带粮食上山参加训练班，专门传授如何组织大刀会的技巧。训练一个时期后，再将学员分派到各村发展。到了1933年春，寿守的西区至东区、南区普遍成立了红色大刀会。
1933年七、八月间，福安南区也有了红色大刀会。闽东暴动时，我党武装力量包围霞浦县城三天三夜。其中，游击队只有百余人，红色大刀会成员却多达三千余人。此后，巩固的地区公开打出苏维埃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号，建立了赤卫队，但是仍然没有取消红色大刀会这种组织形式。
红色大刀会组织起来后，闽东地区大刀会内部关系变得错综复杂。1933年冬，福安中心县委所在地的柏柱洋地区，大多数大刀会是红色的，但是楼下大刀会控制在地主恶霸手里，山上的大刀会则中立。地主恶霸为挑拨红色大刀会与山上大刀会的关系，由楼下大刀会出面，向山上大刀会诬称叶飞是土匪探子。于是，不明就里的山上大刀会便绑了叶飞及区委书记施霖的肉票。
不过，叶飞当时的身份虽然尚未暴露，但是施霖可是反动民团悬赏缉拿的“头目”。发现惹到了共产党，山上大刀会一时不知该如何办是好，而楼下大刀会则乘机引诱他们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共匪头目”拿去领赏金。
这一招，显然是想挑动红色大刀会和山上大刀会火并。福安中心县委经过深入研究后，觉得还是以和平解救的方式为好，以利于日后争取山上大刀会。于是，他们请当地械斗的说和人当中介，上山去谈判。一方面公开承认叶飞和施霖是党员，如果这二人有闪失，必将踏平山上大刀会。另一方面，针对山上大刀会贪图赏金和爱面子的心理，又承诺可以交付与赏金相当的赎金，就当是“不打不相识”，大家彼此交个朋友。
既诱之以利，又胁之以威，这“双管齐下”的策略果然奏效。山上大刀会知道叶飞身份后，不仅爽快地释放了叶飞和施霖，而且还与我党订立了联防协议：互不侵犯，有匪情互相通报，协同保境安民。如此一来，山上大刀会反而成了红色大刀会的同盟军。
经过分化瓦解，打击首恶分子，争取广大成员，周墩、溪底、岭头等地的三十几个大刀会，绝大多数成员都被我党争取了过来。少数由地主控制的大刀会被孤立，并遭到红色大刀会重点打击，短时间内纷纷瓦解。闽东地区困扰多年的大刀会问题，遂告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