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要是發展着的社會，就阻擋不了人類文明交流的腳步。于是，曆史上也便有了長安與羅馬的那場分明是命中注定的豔遇。在這場豔遇裡，人們聽見羅馬的一位哲學家近于無奈地這樣述說：“我曾見過一些絲綢制成的衣服，它既不蔽體，也不遮羞。女人穿上它實在不能說自己不是裸着身子。這種衣服是通過正常的貿易管道花巨資從不知名的國度進口而來的，這是為什麼？為的隻是讓我們的婦女們在公共場所也能像在她們的私房裡一樣，裸體接待情人。”
長安（今西安），這個長治久安的地方，是中國文化曆史長河中最為璀璨的城市。她站在那裡，雍容華貴，博學大智，恢弘無限，展現着中國精神與中國文明的高度。同時，她又暗藏着中國曆史的底片，向世界亮出了中國文化的名片。今天，當人們站在中國西部的大地上，胸中裝下長安的山山水水，并在不經意間冒出來的某一處烽火台上審視那段曆史時，一切都變活了。古老的絲綢之路越沙漠戈壁，過高原、草地、湖泊，把東方的中國與羅馬帝國連在了一起。
這一連，便是7000多公裡，是一條若明若現、斷斷續續，又充滿着無限榮光的路，讓歐亞大陸熠熠生輝。
史記中說，西安（長安）這方長治久安之地是“金城千裡，天府之國”。這座當年的世界第一大都市有九條主要街道，漢朝政府除了讓自己的官員與居民生活在城内，還把長安的蒿街開辟為外國人的居住區，即所謂的“蠻夷邸”。城市人口數十萬，城區面積達36平方公裡，是當時羅馬城的四倍。
漢朝的統治者把著名的“長安九市”，分為東市三市和西市六市，東市是商賈雲集之地，西市則密集着各種手工業作坊。來自亞成各國的商戶拿出他們的奇珍異寶，在這交換着絲綢和瓷器。史書上還說，西安（長安）不但宮室林立，而且金錢和糧食儲備都十分充足。随着絲路的開啟，獅子、孔雀、大象、駱駝、寶馬這些珍禽異獸陸續來到了長安，出現在漢朝皇家林苑，被皇帝用來打獵和娛樂。同時，胡麻、辣椒、菠菜、番茄、大蒜、檸檬這些物什在長安的市場上交易，豐富着皇家與百姓的生活。
古老的絲綢之路，在這時已基本形成。公元1868年至1872年間，德國的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中國進行了七次的地質學調查，采集了大量的地質學标本，并在回國之後的1877年，撰寫出版了《中國：我的旅行成果和以之為根據的研究》。在這本書裡，李論述了中國與中亞、印度等國家地區的古代交通貿易路線。同時，他還注意到絲綢在古代中國與西方交往的重要價值，在曆史上希臘、羅馬有關中國的詞彙seres,serica等，都來源于絲綢一詞。是以，創造了“絲綢之路”這一詞彙。
李希霍芬給絲綢之路下了這樣的定義：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連接配接中國與河中（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中國和印度之間絲綢貿易的通道。他還根據史記的記載，并把絲綢之路的開通定在公元前114年，即以張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為開端。是以，今天人們說到絲綢之路時，張骞是被提到的第一個人，但事實是在張骞之前，希臘人是有可通過草原遊牧民族獲得絲綢的，隻不過是數量很少而已。
當時，希臘人說的“賽裡斯”是東方一個可與印度相提并論的國家。學者研究認為，“賽裡斯”絕對不僅是指當時的中國，它是一個籠統的對于産絲國家的稱謂。而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說，人們仿佛可以肯定，絲綢不可能一下子傳播得那麼遠——它大約是在戰國中期走出國門的，走的是歐亞之間的草原之路，遊牧于黑海、裡海、鹹海一帶的斯基泰人和其他遊牧民族無疑是歐亞草原之路的開拓者——其時，絲綢之路其實已經存在，隻不過是民間的、自發的、沒有組織的。
羅馬人第一次見到絲綢據說是在公元前53年。盡管當時的政府禁止平頭百姓穿絲綢，并對絲綢制作的技術進行保密，但絲綢還是被民間傳到了羅馬。
得來不易的，即是神秘的、貴重的。當年的羅馬人對于絲綢也是一樣的。絲綢剛傳入羅馬時，羅馬人認為，其原料來自于東方的一種樹，這種樹上會梳下一種比羊毛還精細的東西。此時，張骞已通西域，大量的絲綢已進入中亞。羅馬的執政宮、叙利亞總督克拉蘇在卡萊與安溪人作戰，安息人亮出一種鑲着金邊的用絲綢做的、色彩豔麗的軍旗，羅馬人慘敗，克拉克亦被安息人砍掉了腦袋。之後不久，凱撒便穿着絲綢做的衣物出現在公衆場合，由羅馬帝國的獨裁者變為時尚達人。
真正的時尚，歡喜着自己也愉悅着别人。有了凱撒的“引導”，再加上羅馬人對于身體之美的熱衷，絲綢這種半透明的物什很快便在羅馬上層社會流行，并以其光潔與柔軟等特性也很快成為了羅馬人生活中的奢飾品。
“我曾見過一些絲綢制成的衣服，它既不蔽體，也不遮羞……”羅馬人是喜歡但也無奈的。這就是當年的絲綢對于羅馬帝國的影響，它沒有由西域傳入中原的獅子和大象的狂野，但卻比獅子和大象來得更為持久與猛烈。
今天，人們雖很難說清，絲綢當年在羅馬到底有多貴（據說，價格高的時候，一磅絲綢可以換一磅黃金），但透過古羅馬作家普林尼的感歎，分明還是能看到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的——這位作家說，羅馬人每年在這些來自中國和印度的奢侈品上的花費已經超過了一億賽斯特斯（古羅馬貨币）。
也許，正是因為價格的原因，羅馬的元老院曾禁止男性臣民穿着絲綢，對于女性使用絲綢也進行過一些限制。然而，這一切都未能阻止羅馬成為絲綢消費大國，由于需要量大、價格高，又要完全依賴進口，羅馬甚至不惜與絲綢中轉并且高價壟斷的安息帝國和薩珊波斯發生戰争。
今天，翻閱古羅馬的相關史料，人們不難發現，在一些海關條約、和平條約，甚至商行的章程裡都能有絲綢的影子。羅馬政府為了增加收入，還專門開征了“絲綢稅”。甚至，絲綢的價格成了羅馬帝國經濟的“晴雨表”，充當了貨币的職能——政府将絲綢囤積起來，以達到保值與增值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