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保險的碩士和他們的廣州安家夢

轉載自人間theLivings

配圖 |《那年，我們的夏天》劇照

體育西路到了，這裡人潮洶湧，從東南西北彙集，又四散開去，多停留一會兒都是罪過。出地鐵站的扶梯又長又陡。有人深入地下，有人離開走遠，不知道他們是否都走在自己的康莊大道上。

2007年7月的一個傍晚，大雨剛歇。父親拖着行李箱，我背着黑色背包，一前一後，走進了武昌火車站的潮濕溽熱中。

彼時的我剛畢業，恰逢廣州某保險公司擴招，在我們學校簽了十幾個碩士。武漢到廣州的高鐵尚未開通，隻有11個小時的火車可搭乘，我就購買了晚上8點多的卧鋪。

尋到車廂，同行的兩個男生冠東和老範已經到了。老範學的是中文專業，冠東學的是保險，我則學金融。在校的時候，我們彼此不相識，是應聘通過後才互留了電話。他們都是獨身上路，我還有父親送行，仍帶着沒長大的稚氣，讓我略感窘迫。

父親則完全沒有這種感覺，他倒下箱子，往下鋪底下塞，老範就彎腰把占地的箱子往裡側挪。塞好箱子，父親又憂心忡忡地交代，說他在報紙上看到廣州火車站魚龍混雜，讓我出站時注意行李，不要跟同學走散了。

這時，冠東右臂一揮，豪氣地說：“我們這多人，哪個敢靠近？”冠東是湖南人，說自己是毛主席的老鄉，敢想敢闖敢幹。少有年輕人會用這些詞，但他昂頭挺胸、氣場自信，倒顯得合宜。

老範也搓了搓手，說：“廣州剛禁了摩，飛車搶劫是不可能了。”

父親看出我們不以為意，又念叨了兩句，就告辭了。

火車開動後，車廂走廊上的大燈滅掉了，壁上鑲嵌的昏黃小夜燈亮了。我們和衣躺在硬邦邦的床闆上。

冠東說：“大多人一提保險公司，隻知道保險代理人，為什麼？因為代理人團隊就過百萬計。咱們一去就是背景，還是省公司，以一對多，難道還不是精英？這公司碩博比率也不高，我們去的正是時候。”

老範道：“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冠東激動地拍床闆，毛茸茸的腦袋探出來，說：“對！”

我斜躺着，看着黑暗的窗格。其中快速掠過的燈火，被遙遙地牽引成斷斷續續的直線。火車的轟鳴、同學的話語、同行者的呼吸，一起在我腦中轟鳴。這一晚，我興奮得阖不上眼，好像即将被卷入某種龐大的叙事。

到達廣州，我的第一感覺是不遑多讓的熱。新人們被安置在公司旗下的招待所休息。這個招待所位于荔灣老城區，在新舊夾雜的路段上。覆寫青苔的巷陌中，間或有高樓拔地而起，我擡頭隻看到深一塊淺一塊的天空。天空向前延伸，被高樓的玻璃幕牆截斷；往後延伸，被城中村裡的水泥屋頂挂住。

稍事休整，我們來到機關報到。這是一所世界500強的老牌保險公司，省公司下還有18個地市級分公司，這次一共招聘了百來号新人。公司專門為新人開了教育訓練班，宣講公司文化和業務。晨起、午間、課前、課中，教育訓練老師都要帶着我們跳操，音箱放着“青春少年是樣樣紅，可惜太匆匆”。一群人僵硬、局促地釋放四肢，在桌椅間磕磕碰碰地踢腳扭臀。

教育訓練老師嫌棄氣氛不夠熱，說要練膽，要我們抛開羞羞答答的學生氣，完成向職場人的身份轉換。她讓大家把桌椅都移到大廳的角落，再圍成一圈，每個人單獨站在中心舞一段。

輪到我時，熱浪在我臉上湧動，我壓抑往外逃的沖動，照抄前面人的動作，左右倒騰了兩下腳。接着，老範試圖以“閃現”的方式去中間走一圈，老師上前強壓着他在中間多站了一會兒，臊得他滿臉通紅。冠東比我們強些，在中間打了一套軍體拳，算小有特點。

當然，也有自在的人。有位女孩之前兼職過車展模特，她撩起襯衣，在胸下系了個結，露出小腰，輕盈地旋轉。空氣中荷爾蒙含量突然飙升，男生們使勁地鼓掌，老師終于滿意地點了點頭。

教育訓練進行一周，同批來的一個女孩遞交了辭呈。她是我們學校的法學碩士，人力資源想挽留這個人才，動員我去做工作。此前，我與女孩聊天沒超過三句，隻能硬着頭皮去找她，結果那女孩怏怏地揮手：“每天擱這兒可勁的躁，把我整煩了。”

兩天後，她就消失在偌大的廣州城裡，像水融入海，不留一絲痕迹。

沒多久，公司改變了教育訓練方式，安排新人們分區塊去“掃樓”——就是找陌生人填寫關于保險和保險産品認知的問卷。

有外出的機會，我們一開始還很雀躍，沿着地鐵一号線，尋找白領集中的寫字樓群。在上下班高峰期，在西門口、中華廣場、體育西路這些路段，我們穿着新添置的白襯衫、黑西褲或黑窄裙，跟着衣着得體的人潮快速行進。昂首闊步間，好像我們已經成為都市精英、業界大牛了。

到了寫字樓，冠東要我打頭陣。他說女生看着沒啥威脅，陌生人的接收度更高，他和老範在左右兩側接應。

就這麼過了幾天，我們總結出了一些經驗，比如：進寫字樓時，要握住手機假裝接聽電話、行色匆匆地一晃而過，才可以避開門口保安的盤查；到達格子間密集的辦公區域，要小心翼翼打量，盡量挑選看起來面善且四周沒有同僚的人詢問；若被詢問者直接拒絕，或露出不耐煩的神色，要立刻點頭說“謝謝”。在我們之中，老範躬身的弧度尤其低，态度誠懇，絕不糾纏。

但意外就像避不開的狗屎，還是被我們踩着了。一次，我們仨正往辦公室探頭探腦，找尋合适的詢問對象。突然，身後一陣騷動，有個高亢的女聲喊道：“就他們。”

我扭頭一看，一夥保安氣勢洶洶地跑過來。我們仨扭身就跑，來不及按電梯，就推開厚重的消防門，拼命往下沖。不知道在盤旋的樓梯間裡沖了多久，終于跑出了寫字樓。

見後面沒人追來，我癱坐在花壇邊，雙腳打顫，感覺心髒要蹦出胸腔。老範的眼鏡上全是霧，他取下眼鏡，一邊喘氣一邊在衣角處擦拭。恐怕他剛才已看不清路了，全憑着直覺和眼底的餘光在沖。冠東出門前用發蠟固定的劉海此時也被蒸騰的汗氣弄塌了，白襯衫黏黏地貼在他的背上。他把劉海胡弄到兩邊，呈“八”字形耷拉在額頭上，又粗魯地扇着問卷調查表，仰頭痛罵。

但我耳邊還盤旋着樓梯間裡“哒哒哒”的腳步聲，根本聽不清他在罵什麼。

幾次驚魂落魄的被驅逐，褪去了我們對體面工作的幻想，終于明白自己隻是精緻巍峨的寫字樓群中的不速之客。好在廣州是“便利店之都”，每當掃樓空當或天氣驟變之時，我們就會鑽進一家連鎖便利店休息。

一日，我們又狼狽地進了一家便利店，打了3杯凍檸檬紅茶。我知道此時的自己滿面油光，妝肯定花了，但我懶得管，就趴在餐台上盯着飲料裡的那些漂浮的冰塊。

一旁的冠東說：“我們好歹也是名校碩士，公司招我們肯定不為了這幾張破表吧！”他靈光一閃，提筆随機快速地勾選着問卷調查表。還說聯絡電話編幾個，也可以留白，反正接受問卷調查的人也不是都會填電話，這樣看着真實度更高。

舒适的冷氣讓人漸漸坐定，我也跟着填起來。老範慢慢地勾了兩三張，就停了，他将一疊空白的問卷放回公文包，輕聲地說：“我習慣動動。”

回程的地鐵站裡，冠東興緻勃勃地描畫着地鐵線路圖，指着其中一點說：“知道嗎？這就是大廣州的CBD。”

我定睛瞅了瞅，是“珠江新城”。

冠東信誓旦旦地說：“我會在那裡買一套房。”

當時，珠江新城2萬元/平起跳的價格，對比我們的實習期每月3000多的收入，簡直像是天文數字。老範不以為然，仰頭說道：“人生處處好安家，命若江河我是沙。”

冠東搖搖頭，手搭上了老範的肩：“不買房，哪能安家？”

後續的掃樓分組變得很随意。我有時和其他人出去逛幾圈，問幾張，到點問不完的，就自己填幾張夾雜着。冠東逐漸脫離隊伍，到點再來跟我們彙合——他又跑去看樓盤了。老範也會獨行，甚至偶爾晚歸，他堅稱他上交的每一張表都是真實的。在大家懶洋洋的倦怠中，勤奮的老範就像人民内部滋生的叛徒，讓人膈應。

其實早在公司面試時，老範在一衆研究所學生當中就顯得非常醒目了。首先他年紀最大，又有些少年白，顯得成熟；其次，當時他抱着一摞報紙一樣寬、5厘米厚的冊子——這是他用發表的文章做的剪冊，實在巨大，橫過了他整個腿部，兩側搭在椅子扶手上；最後，他身旁還有個眉清目秀的少女陪着。

熟識後，老範告訴我們，那是他表妹，過來提前感受一下面試氛圍。

教育訓練進行到第二個月的時候，又有幾個人離開了。一個女生在不斷被人拒絕的過程中，懷疑自己是否做好了進入社會的準備，于是痛下決心去考博；一個在教育訓練之初積極活躍，表現得像活動組織者的男生，居然悄無聲息地找到了新工作。

上司沒想到，一場教育訓練竟然讓那麼多高材生跑路，于是這場旨在培養大家對公司和保險業熱愛的教育訓練提前結束了。那些調查問卷被收回去後，也不知道他們看了沒有。

最後，人力資源部宣布新人們的崗位，基本與個人志願一緻——冠東去了團險業務部，老範是辦公室的行政文秘崗，我去了業務管理部，倒是那個做過車模的女孩，她的專業是會計，但人力勸她去個險部做銷售支援。

在動員會上，人力資源的老總以昂揚的姿态宣布：“5年内，你們就能看到生活翻天覆地的變化。”

冠東大着嗓門插話：“能買房嗎？”

老總神秘一笑，用手指點了點他，好像頗欣賞他的大膽。但沒有直接回答，隻是給我們舉了幾個身邊的例子，說某同僚買第二套房了，在進公司第三年。另外，老總強調：“有幾個公司能解決你們的戶口問題？不能落戶的公司，怎麼能幫你們在這裡生根呢？”

這倒真是直擊我的痛點。我此前也拿過一份央企的offer，還去北京實習了兩個月，但帶我的老師告訴我，去了也隻能是編制外的，戶口無法遷移。盡管我對那份工作很喜歡，但沒有北京戶口，也隻是城市裡的一葉浮萍罷了。權衡之下，我才來到廣州。

正式入職後，我的生活變得規律且乏味。下了班，我就待在宿舍空調房裡懶得外出，由于宿舍離辦公區很近，周末也常被叫去加班。空閑的時候，隻偶爾和熟識的同僚在附近有團購價的小館子聚餐。

整個廣州，好像又從一号線周邊縮回到微小的一隅。

冠東開始憂心忡忡，他告誡我們：“情勢不容樂觀，沒發現嗎？頂頭上司都和我們差不多大。”

我們的主管經理大多是大學畢業，當時正好趕上這個國企飛速發展，大規模對外招聘。此前這所老牌保險公司人才斷檔、青黃不接，他們工作三四年後，就做到了主管經理的位置。我們碩士畢業，像老範，在讀研之前還在報社工作了一年，确實年齡相當。突然間，我們也醒悟到，雖然眼下的工作尚能處理妥當，但想要快速升職、漲薪，幾乎是不可能的。

正當大夥迷惘又苟且的時候，某天，部門同僚對我說：“你們一批進來的一個人，給老闆寫了舉報信。”

我吓了一跳，問誰把上司舉報了？那同僚說，其實不算舉報，就是揭發辦公室的醜惡行為。說完，他忍俊不禁，好像這是前所未有的滑稽。

辦公室的新人隻有老範。我解釋說，老範是一個性情平和、不喜争執的人。但又一細想，其實從調查問卷那件事就能看出，他是執拗的。

據說，老範去辦公室後，帶着高度近視的圈圈眼鏡趴在辦公桌前，一聲不吭地幹着上司交辦的工作。但在老黃牛的外表下，他默默收集着辦公室的醜惡現象，比如：浪費列印紙張、上班時串門閑聊、偷摸跑去銀行辦私事、偷接USB上外網、把機關的電腦和本子捎回家……此外，他還痛批辦公室裡拉幫結派的行為，慷慨激昂地寫道：“其劣迹有如黨争，損人心智，令氣氛萎靡。”

這封郵件他發給了辦公室主任，還一并抄送了總經理室成員。

我在聊天軟體上問老範，老範隻說：“筆似刀鋒，需慎用。”看來，他已有悔意。冠東嬉皮笑臉地去找老範打聽，但辦公室主任已經提前找老範私下談了話，老範就對外噤聲了。

沒多久，老範迅速搬離了公司的宿舍區，出去租房住了。平時隻在社交圈外圍遊離的他，這下徹底隐身了——老範結婚了，新娘竟是陪同他面試的“表妹”。我們十分吃驚，頓感平日裡寡言少語的他，内心并不簡單。

冠東個子高、聲音洪亮，即使帶點湖南口音，但在上司和同僚眼裡，似乎頗有趣味。于是，他們常邀請他去廣州市分公司和珠三角地區主持産品宣講會。

有時在大門口、電梯、過道中遇見冠東，他總夾在很拉風的一批人當中，我都來不及打招呼。有時他來我部門，部門經理還起身親熱地招呼他，讓我去給他倒茶。

冠東風風火火地來，又風風火火地走，期間即使我遞了茶，他也沒用餘光掃我一眼。我突然意識到，我們一起“掃街”的友誼好像早就瓦解了。

可沒想到，冠東的大喇喇的性格也讓他觸了礁。某日，在電梯裡，一個同僚拍着他肩膀大聲稱呼他為“東總”，喜歡開玩笑的他也以“某某總”回應。他倆搖頭晃腦地胡吹亂侃，卻不知電梯裡真有個面生、但應該被尊稱為“總”的人。

年終會議時，某上司公開批評了我們這批新人，說我們目無尊長，還喜歡搞小團體。大家頓時噤若寒蟬，之後連性格開朗的冠東也不敢再呼朋引伴了。

年底考核公布，我得了“良好”，可以拿全獎；老範被評為“優秀”，年終獎可以上漲20%，全公司隻有10%的員工有此殊榮；而一時風頭無限的冠東卻隻得了“合格”，什麼都沒撈着。

大家在飯堂吃飯，三五成群地坐着。往常總和老員工混在一起的冠東，久違地端着盤子過來，小聲說道：“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我不像之前那樣興緻勃勃地聽他講話，甚至懶得搭理他，他又自顧自地說：“交換條件！考核就是‘别再鬧了’的獎勵。”

年關将至，我們突然接到了一個緊急通知。公司說臨時有個會議安排，聯系了附近的一個經濟型酒店，要我們在兩天之内從宿舍搬過去。

來廣州這麼久，大家的家當早已不是剛來時的一個箱子，隻好大包小包一趟趟地往酒店挪。

這時，老範居然帶着媳婦出現了，盡管其實這不關他啥事了，他們還是來幫我們搬家。冠東消息靈通，說公司讓我們搬去酒店，其實是動了收回宿舍的念頭。公司招聘時，曾口頭承諾我們包1年住宿，但沒有書面協定。要是1年縮減成半年，以後每個月要多1000左右的房租開支，等于年薪少了6、7千元。

大家聚在酒店裡，忐忑不安地議論。這消息目前隻是風聲和猜測，慌張地抗議好像不合适，若是反應激烈點，恐怕工作丢了、數萬元的年終獎也會泡湯。

老範卻堅定地說：“不能等。如果已經過了上司，形成書面的意見，或者幹脆把宿舍另作安排，再收回是很難的。如果還是意向，反而有空間。”

說完，他拿起酒店的鉛筆，在信箋紙上劃了個123：“簡單點，把工資福利擺一擺，再算算房租開銷。大家團結一緻，聲明立場——當然，結尾一定要感謝公司。”

陽光透過玻璃，在老範那張沒甚表情、萬年不變的臉上晃出光斑。他媳婦就在旁邊坐着，僅僅是多了個人而已，但老範的氣場由以往的落寞孤冷陡然變為穩重靠譜。

我們誇老範“既有才華又有俠骨”，讓他主筆。老範也沒推辭，說這是君子大義。

這場沒有掀起的風波平息了。後來新人們又搬回宿舍，住滿1年，大家才各自租房。如此一來，我們私下的來往就更少了。

進了公司大樓，電梯門一開，新上的人左右點頭一圈，大家都一股腦地小幅度點頭數次，也不說話，彼此都很沉默。我看着反射如鏡面的電梯門，照出自己标準的嘴角上揚幅度，越來越像公司海報裡客服模特的表情——僵硬且無趣。

招聘時，公司說的“同行業有競争優勢的年薪”落實後，是10萬多，在當時的廣州還算體面，但也普通。工作第二年，父親給了我10萬元，讓我在機關附近買了一個單間。

本以為冠東會肯定我，他卻批評道：“女的買房就很難嫁人了啊，獨居女性也是現代都市的社會問題了。”

我不想給自己貼标簽，但當我從機關的集體戶口中遷出來、拿到我做戶主的戶口本時，我也不免俗氣地感到，我算是真正在廣州住下了。

工作第三年，冠東的家裡也給他資助了50萬，讓他在番禺祈福新村購置了個三房一廳。到了周末時，他還是去參觀珠江新城的新盤，感歎自己的好眼光——我們入司時，珠江新城還是塵土飛揚的工地，像個半成品。随着越來越多的高樓大廈拔地而起，珠江新城成為了商務資源集中的經濟引擎，房價在兩年内翻了兩倍有餘。

他眼光沒錯，但更買不起了。

工作第三年年底，公司調整了部分人的崗位。

冠東換了部門。他說，保險公司三大營銷管道：“個險”、“團險”、“銀保”，他都立志要晃一圈。而老範變化最大，得從省公司辦公室去東莞分公司辦公室。

離别送行，我們找了個晚上開業的走鬼檔燒烤攤，聚坐在折疊桌前。肉串在火上滋滋作響，一根電線牽扯的燈泡在頭頂上搖搖欲墜，昏黃的燈光投射出一丈光明，喧嚣散去後廣州顯得格外安穩和悅。

冠東攬着老範的肩膀說：“好事！要想提拔，就得先去下面走一遭。沒點基層經驗不行。”

老範笑得很淡然：“世事難料，福禍相依。但廣州生活成本過高，可能就在東莞安家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感歎：“這是準備買房了麼？”

“難道在城市安居的标準最終都難逃買房麼？”冠東敲着桌子再次強調，“不買房要戶口幹嘛？沒有家留在廣州幹嘛？清高如老範也脫不了俗。”

老範舉起啤酒瓶，搖晃着，白色氣泡湧出，順着他的手臂淌下。他恍然念道：“且求容立錐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廬心便足，敢辭湫隘與嚣塵。”

“老範就是有才！”我也沒聽太明白，就着大家一起起哄拍掌鼓噪着。事後，冠東神秘兮兮地告訴我，老範早就是上司心中的“刺頭”了，是以也是這次基層鍛煉的“重點動員”對象。

公司私下也動員過冠東去分公司，畢竟那裡難得招到學曆高點的人。可冠東很警醒，他覺得雖然提拔要基層經驗，但自己在廣州根基不穩，萬一去了底下又騰挪不上來，就難辦了。

于是，他拒絕了這個工作安排，一口咬定：“入司時簽訂的協定說了，工作地點是廣州。”

在我們公司，有一部分人的生活像候鳥一般。家安在廣州，長期在不同的分公司之間進行職位的跳動、升遷。平日裡，也不是每個周末都能回家，可能等到小孩出生、讀國小、國中也未必能回廣州上班。在系統内談選擇城市很奢侈，個人隻能被動地跟着公司的需求走。

我内心很為這種不由自主怅然，但女生好像在職場的初選環節中就已經被篩掉了，連下分公司的機會都少有。我們那批入司時，碩士還算小比例，大學占大頭。自我們之後的招聘，已是非名校碩士不招的局面了。

我開始負責報表，幾乎所有的假期都在加班，也沒有補休。身邊的人也大多如此，沒什麼可指責的。一天，财務和我對接報表的女生突然消失了。幾日後，同僚去她租的小房子敲門，發現她在，隻是不想上班，也不想接電話。

後來，這個女生在醫院診斷出“重度抑郁”，就辭了職。因為很突然，沒有找下家，也沒有太多存款，身為外地人的她很快就離開了廣州。

她走後的某一天，在微信上聯系我，說辭職以後她在老城區裡亂晃，陸陸續續地退出了十幾個工作群，才聽到身邊的鳥語花香、蟲鳴風吼，仿佛整個天地都為她打開了。

說來也巧，老範離開廣州之前也和媳婦去爬了白雲山。從朋友圈的照片看到，小而連綿的山峰環繞着最高峰的魔星嶺，下面是雲霧缭繞的都市。山頂的風景開闊而壯美，等到陽光灑下，浸沒萬物，整個廣州都金光閃閃、耀眼又平靜。

廣州很美，隻是我還沒有時間和心情去體會。

這時候，冠東一邊在銷售部門間挪移，一邊将空餘時間投入相親大業。除了機關工會聯絡的，連街道組織的聯誼活動也去，他陸續見了銀行、通訊、房地産等諸多行當的單身女青年，卻始終沒有成功。

保險公司是一個奇怪的存在，說起來是世界500強的金融機構，收入也不低于銀行系統。但對方一聽冠東是保險公司，就會想到四處求人的保險業務員，這使他在相親市場上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冷遇。

痛定思痛後，冠東得出結論：“大家都講‘夠曬威’，必須考公務員，還得趕在30歲之前。”

他确實是能調轉過頭就狠下功夫的人，連周末外出做教育訓練宣講都會偷偷溜回酒店房間，見縫插針地看書做題。兩次嘗試後，冠東如願以償地進入了廣州的一家金融監管機構，還和某三甲醫院的女醫生一見鐘情，迅速領證結婚。

上司同僚再說起冠東來，都贊不絕口，說他活成了同輩學習的典範。我感歎，原來在保險公司這種宣講文化浮誇盛行的地方，也覺得公務員更好。

那時候，我的一篇賠付率分析報告在公司内部得了獎，也被總公司上司注意到了。經理找我談話，問我有沒想過在公司的發展路線，還說我很适合管理崗位。我内心點燃了一絲升職的希望，冠東走後，我繼續做着本職工作，被考核、被揀選，等待不知幾時來到的升職。

可是在入司的第五年，就是當初教育訓練時人力老總說會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一年”裡，我生了場大病，成了失路之人。我不得不離開廣州，被動地淡出了社交圈，回到湖北老家開始漫長又輾轉的治療。

但最離奇的還是老範。他到東莞後，隻過了一年就突然離婚、辭職，接着便落發出家了。聽旁人說，是因為分公司辦公室人少、分工沒那麼細，總有些喝酒應酬的事，使老範疲于應對。

我猜這也不是全部原因，但即使老範在，他也不會多說自己的事，隻會說：“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

我治療結束後回到廣州，頂頭上司已是比我晚一兩年入司的人了。被陌生、年輕、有激情的同僚環繞，被當成平庸且落伍的前輩，我再次陷入真實的扁平生活。

以前的同僚和上司都勸我注意身體，有人是發自真心的關愛，有人是帶着自上而下的憐憫。當然，也有人勸我凡事不要在意，好像我生病之後性格也會出問題。

某日，我在地鐵上偶遇冠東。盡管我們的聯絡方式都沒變，但早已沒有了聯系。他略胖了點，穿得比之前在保險公司裡随意了許多，還是頗為熱情。

他說，一次他出去旅遊，在杭州某名刹好像看到了老範。他搖頭晃腦地評價着：“如果是那個寺廟的話，去的難度恐怕不亞于考公了。”

體育西路到了，這裡人潮洶湧，從東南西北彙集，又四散開去，多停留一會兒都是罪過。我跟冠東說“有空再聚”，就匆匆告别了。

出地鐵站的扶梯又長又陡。有人深入地下，有人離開走遠，不知道他們是否都走在自己的康莊大道上。

（文中人物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