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商王朝的曆史，就不得不提盤庚遷殷。商朝也是以盤庚遷殷這條線，來區分前後期的。盤庚遷殷後，也才算正式跨進奴隸社會。
據《古本竹書紀年》所載，商族的遷徙曆史，就是在盤庚遷殷後，那時候商族養成了“不常甯”“不常厥邑”的生活習慣，那為什麼盤庚不跟随先祖一樣繼續屢遷，而是選擇定居呢？對于這個原因，也是衆說紛纭。其中就有以下這幾個觀點：
遷徙對百姓更有利，留戀故居對百姓不好（記載于《尚書·盤庚》），這個觀點一看就很扯蛋。
避河水之患（出自宋代理學家朱熹的學生蔡沈之口），這個觀點好像比較正常，但是據《盤庚》記載商族屢遷，都不出兩三百裡的範圍，那既然如此，“河患”的觀點就很難堅持。
商人當時可能過的是遊牧經濟生活（記載于《中華文化史》），但其實從很多曆史可以驗證，當時商朝的陶器已經很精美，而遊牧民族是很少用陶器的，因為陶器十分脆弱，長途遷徙很容易碎。
且商朝當時沒有吃牛奶制品的習慣，而遊牧民族是以喝牛奶和吃牛奶制品的習慣，這也變相佐證了。據地下考古文獻記載，商人在盤殷之前，農業經濟就已經占了很大的比重，是以更不可能放着農業經濟的。
盤庚時期，百姓反對盤庚換都城，原因是“戀舊情深”（記載于《尚書正義》），這裡的“戀舊情深”肯定不單單指對故地有感情了，自然也與經濟相關。
商族很早前就進入了以農業為核心的社會，之前老是遷徙，原因可能也是每到一個地方，那個地方幾年時間，輪換了幾種作物，但是還是發現不适合種植，于是無奈選擇遷徙。
其實換位思考，就跟我們現在老是換城市一樣，又有幾個人願意呢，就想得通了。而到了盤庚時期，百姓不想再遷徙，也說明此時的地方很适合種植，且适合生活。
此時盤庚遷殷後，停止屢遷，也促使生産技術不斷改進，奴隸勞動的使用也随之增多，也為後期步入奴隸制社會奠定基礎。
商代後期的階級鬥争
商族在盤庚遷殷後，社會發生了重大變革，社會生産力也進一步發展，此時奴隸制逐漸成為社會制度的主要組成部分，社會貧富差距逐漸擴大。
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有句話是這麼說的：“在新的設防城市周圍，屹立着高峻的牆壁并非無故，它們的壕溝深陷為氏族制度的墳墓，而它們的城樓已經聳入文明時代了。”
據地下考古挖出來的可知，商王朝前期已出現的“城郭溝池”和宮殿建築，已經開始透露出商代前期的階級分化和對立，标志着此時商王朝已臨近奴隸制國家的邊緣了。
到了商代後期，尤其盤庚遷殷後，階級鬥争更加明顯。
通過地下考古發掘和相關文獻的佐證下，可以清楚看出商代後期階級對立的情況，以商王為代表的統治階級，錦衣玉食、豪華富麗，而奴隸的地位可能連豬狗都不如。
國家的出現：兩個對立階級的出現，也就逐漸出現了國家。
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有句話是這麼說的：“為了使這些對立，這些經濟互相沖突的各階級，不要在無益的鬥争中互相消滅而使社會同歸于盡，于是一種似乎立于社會之上的力量，似乎可以緩和沖突而把它納于‘秩序 ’之中的力量，便成為必要的了。這個從社會發生而又高居于社會之上而且日益離開社會的力量，便是國家。”
從這段話，不難看出國家的兩個本質，一個是“和大衆分離的社會強制力”，一個是“按地域标準”來劃分統治下的居民。
商代的階級沖突及氏族内部經濟利益的沖突，使原來氏族、宗親賴以為系的血脈紐帶廢弛了。個别家族、宗族離開了原氏族的土地，去往新的地方生活和開墾。
再加上商人的商業已經興起，勞動分工越來越詳細，商賈和工匠來往奔波謀生，這也導緻了氏族成員與一定地域聯系的解除，進而破壞氏族在地域上的完整性，以及不同氏族的雜居村落的出現。
久而久之，以地域代替血緣區分其統治下的百姓，也會慢慢誕生出新的國家。
當時的部隊已經有一定的規模，并且都是有編制的，可能還是常備兵（記載于《殷代社會生活》）。
當然除了部隊，還有刑罰、牢獄的出現，這也是之前所沒有過的。因為在原始社會，社會秩序由氏族道德或習慣來維持，但到了商代後期則不然，各種刑法和刑具都已具備。
總體來看，商代在盤庚遷殷後，國家的兩個特征都具備了，可以說，商代在這時才正式成為了國家。
國家的出現，其實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産物，也意味着它的出現背負着一定的曆史使命。主要的是使當時兩個對立的階級，不至于在階級鬥争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掉（即便不會消滅，但也會導緻經濟停滞不前）。
是以在人類古代史上，國家的出現也是一個進步因素，這也是我們首先要看到的，當然是它的進步，也不能排除是靠對異己階級力量的排擠。
商代後期奴隸的數量
既然商代後期已經進入到奴隸社會，那肯定有人好奇在這個時代，奴隸的數量到底達到多少呢？
據各類文獻和考古的記載，當時的人殉和人牲數量是十分驚人的，但不完完全全都是奴隸，也有戰俘的存在。而在奴隸社會，統治階級人祭和人殉，雖然都是為了自己的階級利益，但兩者卻有所不同。
人祭是為了活着的王族的利益，幻想繼續在陰間能繼續他們的王族生活。
而人殉和人牲的作用不同，是以所選犧牲者的身份也會不一樣。
總結下來，商代後期奴隸的存在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王族祭祀所用的人牲不會全是戰俘，也可能有為數不多的奴隸。
人殉中有一部分奴隸。
各國向商王貢納奴隸。
存在仆、臣、妾等奴隸。
俘獲的羌人基本用于祭祀，少部分留用為生産奴隸。
上述的這些奴隸，在商代後期的農業生産中不是主力，在整個社會勞動生産中，他們也不是多數。當時的生産勞動者中，數量大的是“衆”或“衆人”，這部分人決定了商代後期的社會性質。那什麼是“衆”或“衆人”呢，我們接着往下看。
衆或衆人的身份
衆或衆人在商代後期是主要的生産勞動者，還參與了田獵和畜牧，也是被排擠和剝削的對象。
他們自己是沒有土地所有權的，被牢固地束縛在王族的農業共同體中，負擔着王族統治階級的兵役、貢納、徭役等。
是以，他們雖然不是典型的奴隸，但也處于與奴隸主階級對立的地位。
這裡可能有人會問，那“衆人”被奴役、受剝削如此嚴重，但為什麼不是奴隸呢？
這是因為他們的待遇，遠不是典型奴隸所能比。
衆或衆人可以參加商族的祀典，衆的先祖也一樣受祭。
衆或衆人是商王主要的征兵對象。兵役是衆人較為繁重的負擔之一，那是從被剝削的角度上說的。
但從另一方面上看，當兵又是當時平民的一種權利。因為在奴隸社會，一般來說奴隸是沒有資格當兵的。
部隊是奴隸主的一種自衛力量，又怎麼将自己的槍杠子交給與自己敵對的奴隸呢？
衆或衆人經常受到統治階級的關心，也是因為衆或衆人不僅是商農業的主要勞動者，也是戰時為商王披堅執銳的戰士。是以，衆是商王權主要的依靠力量，出于衛護王權的需要，商王對他們非常關心。
是以綜上所述，商代後期的衆或衆人是當時主要的農業生産者，他們與商王為同族，受商奴隸主階級的統治和剝削，在“族”的共同體中擔負着繁重的貢納、徭役和兵役，但是他們又确非奴隸。
根據對社會發展史的研究，古代世界普遍存在着“農村公社”的組織。商代的“族”和“邑”是否就是這種“農村公社”組織呢？“衆”或“衆人”的社會特征，與“農村公社”的成員很相近。是以，“衆”或“衆人”的身份就是商代的“農村公社”的成員。
在奴隸制社會，真的是奴隸不當人啊，甚至比牲畜還不如。
盤庚遷殷後，也讓商王朝逐漸進入奴隸制社會，開始了等級鮮明的制度，也标志着華夏慢慢向文明時代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