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商王朝的历史，就不得不提盘庚迁殷。商朝也是以盘庚迁殷这条线，来区分前后期的。盘庚迁殷后，也才算正式跨进奴隶社会。
据《古本竹书纪年》所载，商族的迁徙历史，就是在盘庚迁殷后，那时候商族养成了“不常宁”“不常厥邑”的生活习惯，那为什么盘庚不跟随先祖一样继续屡迁，而是选择定居呢？对于这个原因，也是众说纷纭。其中就有以下这几个观点：
迁徙对百姓更有利，留恋故居对百姓不好（记载于《尚书·盘庚》），这个观点一看就很扯蛋。
避河水之患（出自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学生蔡沈之口），这个观点好像比较正常，但是据《盘庚》记载商族屡迁，都不出两三百里的范围，那既然如此，“河患”的观点就很难坚持。
商人当时可能过的是游牧经济生活（记载于《中华文化史》），但其实从很多历史可以取证，当时商朝的陶器已经很精美，而游牧民族是很少用陶器的，因为陶器十分脆弱，长途迁徙很容易碎。
且商朝当时没有吃牛奶制品的习惯，而游牧民族是以喝牛奶和吃牛奶制品的习惯，这也变相佐证了。据地下考古文献记载，商人在盘殷之前，农业经济就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所以更不可能放着农业经济的。
盘庚时期，百姓反对盘庚换都城，原因是“恋旧情深”（记载于《尚书正义》），这里的“恋旧情深”肯定不单单指对故地有感情了，自然也与经济相关。
商族很早前就进入了以农业为核心的社会，之前老是迁徙，原因可能也是每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几年时间，轮换了几种作物，但是还是发现不适合种植，于是无奈选择迁徙。
其实换位思考，就跟我们现在老是换城市一样，又有几个人愿意呢，就想得通了。而到了盘庚时期，百姓不想再迁徙，也说明此时的地方很适合种植，且适合生活。
此时盘庚迁殷后，停止屡迁，也促使生产技术不断改进，奴隶劳动的使用也随之增多，也为后期步入奴隶制社会奠定基础。
商代后期的阶级斗争
商族在盘庚迁殷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社会生产力也进一步发展，此时奴隶制逐渐成为社会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贫富差距逐步扩大。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在新的设防城市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坟墓，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据地下考古挖出来的可知，商王朝前期已出现的“城郭沟池”和宫殿建筑，已经开始透露出商代前期的阶级分化和对立，标志着此时商王朝已临近奴隶制国家的边缘了。
到了商代后期，尤其盘庚迁殷后，阶级斗争更加明显。
通过地下考古发掘和相关文献的佐证下，可以清楚看出商代后期阶级对立的情况，以商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锦衣玉食、豪华富丽，而奴隶的地位可能连猪狗都不如。
国家的出现：两个对立阶级的出现，也就逐渐出现了国家。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为了使这些对立，这些经济相互矛盾的各阶级，不要在无益的斗争中互相消灭而使社会同归于尽，于是一种似乎立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似乎可以缓和冲突而把它纳于‘秩序 ’之中的力量，便成为必要的了。这个从社会发生而又高居于社会之上而且日益离开社会的力量，便是国家。”
从这段话，不难看出国家的两个本质，一个是“和大众分离的社会强制力”，一个是“按地域标准”来划分统治下的居民。
商代的阶级矛盾及氏族内部经济利益的矛盾，使原来氏族、宗亲赖以为系的血脉纽带废弛了。个别家族、宗族离开了原氏族的土地，去往新的地方生活和开垦。
再加上商人的商业已经兴起，劳动分工越来越详细，商贾和工匠来往奔波谋生，这也导致了氏族成员与一定地域联系的解除，从而破坏氏族在地域上的完整性，以及不同氏族的杂居村落的出现。
久而久之，以地域代替血缘区分其统治下的百姓，也会慢慢诞生出新的国家。
当时的部队已经有一定的规模，并且都是有编制的，可能还是常备兵（记载于《殷代社会生活》）。
当然除了部队，还有刑罚、牢狱的出现，这也是之前所没有过的。因为在原始社会，社会秩序由氏族道德或习惯来维持，但到了商代后期则不然，各种刑法和刑具都已具备。
总体来看，商代在盘庚迁殷后，国家的两个特征都具备了，可以说，商代在这时才正式成为了国家。
国家的出现，其实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意味着它的出现背负着一定的历史使命。主要的是使当时两个对立的阶级，不至于在阶级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掉（即便不会消灭，但也会导致经济停滞不前）。
所以在人类古代史上，国家的出现也是一个进步因素，这也是我们首先要看到的，当然是它的进步，也不能排除是靠对异己阶级力量的排挤。
商代后期奴隶的数量
既然商代后期已经进入到奴隶社会，那肯定有人好奇在这个时代，奴隶的数量到底达到多少呢？
据各类文献和考古的记载，当时的人殉和人牲数量是十分惊人的，但不完完全全都是奴隶，也有战俘的存在。而在奴隶社会，统治阶级人祭和人殉，虽然都是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但两者却有所不同。
人祭是为了活着的王族的利益，幻想继续在阴间能继续他们的王族生活。
而人殉和人牲的作用不同，因此所选牺牲者的身份也会不一样。
总结下来，商代后期奴隶的存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王族祭祀所用的人牲不会全是战俘，也可能有为数不多的奴隶。
人殉中有一部分奴隶。
各国向商王贡纳奴隶。
存在仆、臣、妾等奴隶。
俘获的羌人基本用于祭祀，少部分留用为生产奴隶。
上述的这些奴隶，在商代后期的农业生产中不是主力，在整个社会劳动生产中，他们也不是多数。当时的生产劳动者中，数量大的是“众”或“众人”，这部分人决定了商代后期的社会性质。那什么是“众”或“众人”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众或众人的身份
众或众人在商代后期是主要的生产劳动者，还参与了田猎和畜牧，也是被排挤和剥削的对象。
他们自己是没有土地所有权的，被牢固地束缚在王族的农业共同体中，负担着王族统治阶级的兵役、贡纳、徭役等。
所以，他们虽然不是典型的奴隶，但也处于与奴隶主阶级对立的地位。
这里可能有人会问，那“众人”被奴役、受剥削如此严重，但为什么不是奴隶呢？
这是因为他们的待遇，远不是典型奴隶所能比。
众或众人可以参加商族的祀典，众的先祖也一样受祭。
众或众人是商王主要的征兵对象。兵役是众人较为繁重的负担之一，那是从被剥削的角度上说的。
但从另一方面上看，当兵又是当时平民的一种权利。因为在奴隶社会，一般来说奴隶是没有资格当兵的。
部队是奴隶主的一种自卫力量，又怎么将自己的枪杠子交给与自己敌对的奴隶呢？
众或众人经常受到统治阶级的关心，也是因为众或众人不仅是商农业的主要劳动者，也是战时为商王披坚执锐的战士。所以，众是商王权主要的依靠力量，出于卫护王权的需要，商王对他们非常关心。
所以综上所述，商代后期的众或众人是当时主要的农业生产者，他们与商王为同族，受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在“族”的共同体中担负着繁重的贡纳、徭役和兵役，但是他们又确非奴隶。
根据对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古代世界普遍存在着“农村公社”的组织。商代的“族”和“邑”是否就是这种“农村公社”组织呢？“众”或“众人”的社会特征，与“农村公社”的成员很相近。所以，“众”或“众人”的身份就是商代的“农村公社”的成员。
在奴隶制社会，真的是奴隶不当人啊，甚至比牲畜还不如。
盘庚迁殷后，也让商王朝逐步进入奴隶制社会，开始了等级鲜明的制度，也标志着华夏慢慢向文明时代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