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襖教和粟特人在古代山西境内的影響和貢獻
早在隋唐時期之前，
襖教
就已經在山西境内的粟特胡人中廣泛流傳，并州已是一個大型的粟特聚落區，而襖教正是維系這個龐大的粟特胡人群體的精神支柱。政府實行積極的西域政策和開明的宗教态度，開薩寶府，并設定專門的襖教官職來管理襖教。
到公元845年，唐武宗罷黝佛教和其他宗教的同時，襖教也受到了牽連，當時很多襖教、景教和摩尼教的祠廟被拆毀，僧侶被勒令還俗者達3000人，從此一撅不振。後來宣宗時佛法再興，襖教也有一定程度的恢複，但成效不大，仍在胡人及漢人中傳播。
五代至宋初，中原王朝解除對襖教的禁制，民間繼續流行奉祀火神的習慣，宋至元代，山西地區的襖神崇拜成為民間信仰和習俗的一部分。
唐朝
是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之一，極具大國風度，對外開放，招徕西域。在意識形态領域更是采取寬松的政策，各種宗教流行。這種主動接納包容而非拒絕排斥的态度，加速了胡人在社會上的積極融入，促成了唐代文化的多元特征。朝廷為管理龐大的胡人群體，還專門設有薩寶府，其下轄有襖正、襖祝主持宗教事務。
自
北朝
開始，中原王朝就設有
薩寶府
兼領西來商胡販客的民事與宗教事務，但其時尚未有專設襖正、襖祝的記錄。而到了唐代，在薩寶府下專設這些官職，表明唐朝廷對胡人宗教信仰的重視。即使在開元初罷視品官時，薩寶府及下襖正、襖祝還得以保留，可見當時襖教勢力的影響。
有學者認為唐朝對襖教特别重視，雖然西域有諸多宗教的傳布，但認為襖教是粟特胡人信奉的主流宗教，因而在外交上盡量争取控制其上層人物，“隻要争取控制了該教的上層人物，便能招徕西域，西域移民便能與漢人相安無事，國土便可安甯。唐政府對外交事務的這種認識，看來是符合當時西域宗教信仰狀況的。”
正是由于唐政府為滿足自身統治需要來确定宗教政策，才保證了西域胡人所主要信奉的襖教一度流行。
對于襖教徒的主要宗教場所襖祠，從唐代始，史籍開始有了襖祠在中土的記錄，故陳垣先生說:“唐以前中國有拜胡天制，唯未見有襖祠，唐代之有襖祠，當以西京布政坊西南隅之襖祠為始。”
在播仙鎮、石城鎮、北庭、伊州、敦煌、武威、長安、洛陽、幽州等地的粟特聚落中，都有襖祠的存在，可以看出早期襖祠的分布是與粟特胡人沿絲綢之路東遷相一緻的。
1.粟特胡人在山西境内的商業活動
粟特是一個極富經商頭腦的民族。他們通過古代陸路絲綢之路，在其沿線經商貿易，并在沿途建立了諸多粟特聚落，襖教信仰就是維系這個粟特商業民族的強力紐帶。
出土文物及相關文獻顯示，胡商在絲路上經營的商品，主要是體積小且輕便卻價值高昂的奢侈品，此外還進行女脾及馬匹貿易。中國境内發現的帶有異域風格的器物以及波斯金銀币與粟特胡人的商業活動是密不可分的。
南北朝時期在山西境内并州、肆州已有大量粟特商胡的存在。在以市場為地理中心形成的胡人聚居區内，盡管己有一小部分胡人入仕中原王朝，但大部分還是以經商為生。“襖祠舉行的祭祀活動中，活動的主體及目的都是以商胡為中心。
“每歲商胡祈福，烹豬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以求阿胡拉·馬茲達的佑護，自己和家人平平安安，貿易順順利利。北魏時爾朱家族世跨并、肆二州，以畜牧為業，為朝廷供應良馬，财貨豐盈，經濟實力雄厚。
此外，薩珊銀器、銀币在山西境内屢有發現，這無疑也是通過粟特人的商業活動傳來的。1970年，大同北魏城址出土的銀八曲長杯、銀碗，1981年大同出土的北魏時期波斯銀盤，1988年大同北魏墓葬出土的銀碗，都是典型的薩珊波斯銀器，都曾出現了半獸半鳥神，在薩珊時代，它是幸運和富貴的象征。
1958年，在太原南郊發現薩珊銀币一枚，是薩珊朝庫思老二世(590-627)的銀币。綜合近年來在其他地區出土的波斯薩珊金銀币，銀币的式樣有以下特征:銀币的正面是統治者的頭像，面向右，頭頂王冠，王冠被“認為是王權和上天力量結合的象征”。
每個王即位以後都重新鑄币，是以頭像各不一樣，特别是他們的王冠各不相同，甚至同一個王也在錢币上更換王冠的樣式，有些錢币上還有王後和王儲的像，以此強調王位的傳承。
邊緣镌刻有“信奉馬茲達的神聖國王某某(國王名)，伊朗的王中之王，是諸大神後裔”等銘文，表明薩珊王朝的國王是堅定的襖教信奉者;背面是兩名襖教祭司面對拜火壇，手拿石榴枝條。拜火壇有三支腳的，後來呈柱狀，上面有熊熊火焰，阿胡拉·馬茲達或其他神也出現在上面，通常上面還有宗教的詞彙，諸如“公正的”、“勝利的”等等。
此外，還有鑄币的地點與年代。正反兩面周邊都有月亮、星星圖案裝飾。薩珊銀币的發現足見粟特經商足迹之廣布，并充分證明了襖教曾在山西流行的情況。
随着粟特商胡的足迹，大量西域器物進入山西。胡瓶為皇室自用之物，由國外朝貢或者經由胡商帶入中原地區，非常珍貴，虞弘墓石棺上有手抱胡瓶的場面，在同為襖教性質的安伽墓、史君墓的石棺上也有刻畫。
2.襖教徒以其富有為統治者見知
襖教徒利用宗教身份進行商業活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往往成為巨富。《魏書·爾朱榮傳》記載爾朱榮“家世豪擅，财貨豐盈”，“朝廷每有征讨，辄麻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爾朱家族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馴養良馬，勇猛善戰，而為北魏統治者重用，祖上曆任并州、肆州刺史。
在魏末天下喪亂、軍閥蜂起之時，爾朱榮甚至扛起大旗，試圖争霸。薩寶府長史龍潤之孫《龍靓墓志》則記：“大父世義，朝散郎。才兼蔔張，富垮陶白，以雄豪自處。”龍姓家族以其富有為李唐見知，在李淵起兵太原的過程中發揮了一定作用。
3.襖教對古代山西文化藝術的影響
襖教藝術及其文化對古代山西民間文化的影響深遠，極大豐富了古代山西人民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生活。楊景平在《華粟特人服飾影響及變化》中提到，北朝是各民族服飾互相借鑒互相融合的時期，在這個融合大潮的影響下，粟特人為中原帶來了西域的胡風，同時也在改變自己，逐漸接受了漢化和其他民族的影響，以緻出現了“胡着漢帽，漢着胡帽”的現象。
徐顯秀墓及婁氰墓都發現了大量翻領服飾陶俑，同時二者墓葬及文物中應用了大量聯珠紋進行裝飾。聯珠紋是一種骨架形的紋樣，在薩珊波斯時期頗為流行，紋樣主題也往往與宗教有關。
考古發現表明，我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聯珠紋開始進入中國，并逐漸得到人民群衆的認可，在日常生活中應用頗廣。
4.波斯技藝東來
山西的琉璃裝飾工藝和玻璃吹制技術，有明顯的西域因素。北魏向山西傳來琉璃技術的是“大月氏人”和隋代負責琉璃技術的何稠是粟特人的後裔，都是來自襖教流行區域的外來民族裔民。從介休襖神樓脊頂之畏獸型天神、胡服騎瑞獸琉璃塑像以及襖神樓琉璃飾件中常見的蓑曹紋樣來看，都有着濃郁的西亞波斯風格。
北魏太武帝(424-452)時，玻璃吹制技術傳到平城一帶，“其國人商販京師，自雲能鑄石為五色琉璃。于是采礦山中，于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于西方來者。-一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琉璃遂賤，人不複珍之。”
此外，早在5-6世紀，薩珊波斯金銀器已經輸入中國，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在大同北魏城址及墓葬中出土了銀盤、銀碗、銀八曲長杯，這些銀器做工精美，工藝精湛，或為波斯使者帶來，或為北魏得自西域或中亞。
山西境内的襖教徒，他們有的因為經商獲得雄厚的财力，有的精于西域各種工藝和西域樂舞，有的擔任襖教官職，有的作為使者出使西域各國，在山西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對古代山西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産生了深刻影響。
尤其是近年來在山西境内出土的北齊婁氰墓、徐顯秀墓和隋虞弘墓，這些墓葬的發掘和考察，為我們了解襖教在當時山西社會的傳布情況及影響力提供了豐富素材。本文認為，襖教文化與其他宗教文化一道，同中古山西的傳統文化融合在一起，迸發出亮麗的火花，共同構成了古代山西輝煌燦爛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