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袄教和粟特人在古代山西境内的影响和贡献
早在隋唐时期之前，
袄教
就已经在山西境内的粟特胡人中广泛流传，并州已是一个大型的粟特聚落区，而袄教正是维系这个庞大的粟特胡人群体的精神支柱。政府实行积极的西域政策和开明的宗教态度，开萨宝府，并设置专门的袄教官职来管理袄教。
到公元845年，唐武宗罢黝佛教和其他宗教的同时，袄教也受到了牵连，当时很多袄教、景教和摩尼教的祠庙被拆毁，僧侣被勒令还俗者达3000人，从此一撅不振。后来宣宗时佛法再兴，袄教也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成效不大，仍在胡人及汉人中传播。
五代至宋初，中原王朝解除对袄教的禁制，民间继续流行奉祀火神的习惯，宋至元代，山西地区的袄神崇拜成为民间信仰和习俗的一部分。
唐朝
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极具大国风度，对外开放，招徕西域。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是采取宽松的政策，各种宗教流行。这种主动接纳包容而非拒绝排斥的态度，加速了胡人在社会上的积极融入，促成了唐代文化的多元特征。朝廷为管理庞大的胡人群体，还专门设有萨宝府，其下辖有袄正、袄祝主持宗教事务。
自
北朝
开始，中原王朝就设有
萨宝府
兼领西来商胡贩客的民事与宗教事务，但其时尚未有专设袄正、袄祝的记录。而到了唐代，在萨宝府下专设这些官职，表明唐朝廷对胡人宗教信仰的重视。即使在开元初罢视品官时，萨宝府及下袄正、袄祝还得以保留，可见当时袄教势力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唐朝对袄教特别重视，虽然西域有诸多宗教的传布，但认为袄教是粟特胡人信奉的主流宗教，因而在外交上尽量争取控制其上层人物，“只要争取控制了该教的上层人物，便能招徕西域，西域移民便能与汉人相安无事，国土便可安宁。唐政府对外交事务的这种认识，看来是符合当时西域宗教信仰状况的。”
正是由于唐政府为满足自身统治需要来确定宗教政策，才保证了西域胡人所主要信奉的袄教一度流行。
对于袄教徒的主要宗教场所袄祠，从唐代始，史籍开始有了袄祠在中土的记录，故陈垣先生说:“唐以前中国有拜胡天制，唯未见有袄祠，唐代之有袄祠，当以西京布政坊西南隅之袄祠为始。”
在播仙镇、石城镇、北庭、伊州、敦煌、武威、长安、洛阳、幽州等地的粟特聚落中，都有袄祠的存在，可以看出早期袄祠的分布是与粟特胡人沿丝绸之路东迁相一致的。
1.粟特胡人在山西境内的商业活动
粟特是一个极富经商头脑的民族。他们通过古代陆路丝绸之路，在其沿线经商贸易，并在沿途建立了诸多粟特聚落，袄教信仰就是维系这个粟特商业民族的强力纽带。
出土文物及相关文献显示，胡商在丝路上经营的商品，主要是体积小且轻便却价值高昂的奢侈品，此外还进行女脾及马匹贸易。中国境内发现的带有异域风格的器物以及波斯金银币与粟特胡人的商业活动是密不可分的。
南北朝时期在山西境内并州、肆州已有大量粟特商胡的存在。在以市场为地理中心形成的胡人聚居区内，尽管己有一小部分胡人入仕中原王朝，但大部分还是以经商为生。“袄祠举行的祭祀活动中，活动的主体及目的都是以商胡为中心。
“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以求阿胡拉·马兹达的佑护，自己和家人平平安安，贸易顺顺利利。北魏时尔朱家族世跨并、肆二州，以畜牧为业，为朝廷供应良马，财货丰盈，经济实力雄厚。
此外，萨珊银器、银币在山西境内屡有发现，这无疑也是通过粟特人的商业活动传来的。1970年，大同北魏城址出土的银八曲长杯、银碗，1981年大同出土的北魏时期波斯银盘，1988年大同北魏墓葬出土的银碗，都是典型的萨珊波斯银器，都曾出现了半兽半鸟神，在萨珊时代，它是幸运和富贵的象征。
1958年，在太原南郊发现萨珊银币一枚，是萨珊朝库思老二世(590-627)的银币。综合近年来在其他地区出土的波斯萨珊金银币，银币的式样有以下特征:银币的正面是统治者的头像，面向右，头顶王冠，王冠被“认为是王权和上天力量结合的象征”。
每个王即位以后都重新铸币，因此头像各不一样，特别是他们的王冠各不相同，甚至同一个王也在钱币上更换王冠的样式，有些钱币上还有王后和王储的像，以此强调王位的传承。
边缘镌刻有“信奉马兹达的神圣国王某某(国王名)，伊朗的王中之王，是诸大神后裔”等铭文，表明萨珊王朝的国王是坚定的袄教信奉者;背面是两名袄教祭司面对拜火坛，手拿石榴枝条。拜火坛有三支脚的，后来呈柱状，上面有熊熊火焰，阿胡拉·马兹达或其他神也出现在上面，通常上面还有宗教的词汇，诸如“公正的”、“胜利的”等等。
此外，还有铸币的地点与年代。正反两面周边都有月亮、星星图案装饰。萨珊银币的发现足见粟特经商足迹之广布，并充分证实了袄教曾在山西流行的情况。
随着粟特商胡的足迹，大量西域器物进入山西。胡瓶为皇室自用之物，由国外朝贡或者经由胡商带入中原地区，非常珍贵，虞弘墓石棺上有手抱胡瓶的场面，在同为袄教性质的安伽墓、史君墓的石棺上也有刻画。
2.袄教徒以其富有为统治者见知
袄教徒利用宗教身份进行商业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往往成为巨富。《魏书·尔朱荣传》记载尔朱荣“家世豪擅，财货丰盈”，“朝廷每有征讨，辄麻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尔朱家族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驯养良马，勇猛善战，而为北魏统治者重用，祖上历任并州、肆州刺史。
在魏末天下丧乱、军阀蜂起之时，尔朱荣甚至扛起大旗，试图争霸。萨宝府长史龙润之孙《龙靓墓志》则记：“大父世义，朝散郎。才兼卜张，富垮陶白，以雄豪自处。”龙姓家族以其富有为李唐见知，在李渊起兵太原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3.袄教对古代山西文化艺术的影响
袄教艺术及其文化对古代山西民间文化的影响深远，极大丰富了古代山西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杨景平在《华粟特人服饰影响及变化》中提到，北朝是各民族服饰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时期，在这个融合大潮的影响下，粟特人为中原带来了西域的胡风，同时也在改变自己，逐步接受了汉化和其他民族的影响，以致出现了“胡着汉帽，汉着胡帽”的现象。
徐显秀墓及娄氰墓都发现了大量翻领服饰陶俑，同时二者墓葬及文物中应用了大量联珠纹进行装饰。联珠纹是一种骨架形的纹样，在萨珊波斯时期颇为流行，纹样主题也往往与宗教有关。
考古发现表明，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联珠纹开始进入中国，并逐渐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在日常生活中应用颇广。
4.波斯技艺东来
山西的琉璃装饰工艺和玻璃吹制技术，有明显的西域因素。北魏向山西传来琉璃技术的是“大月氏人”和隋代负责琉璃技术的何稠是粟特人的后裔，都是来自袄教流行区域的外来民族裔民。从介休袄神楼脊顶之畏兽型天神、胡服骑瑞兽琉璃塑像以及袄神楼琉璃饰件中常见的蓑曹纹样来看，都有着浓郁的西亚波斯风格。
北魏太武帝(424-452)时，玻璃吹制技术传到平城一带，“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一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
此外，早在5-6世纪，萨珊波斯金银器已经输入中国，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大同北魏城址及墓葬中出土了银盘、银碗、银八曲长杯，这些银器做工精美，工艺精湛，或为波斯使者带来，或为北魏得自西域或中亚。
山西境内的袄教徒，他们有的因为经商获得雄厚的财力，有的精于西域各种工艺和西域乐舞，有的担任袄教官职，有的作为使者出使西域各国，在山西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对古代山西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尤其是近年来在山西境内出土的北齐娄氰墓、徐显秀墓和隋虞弘墓，这些墓葬的发掘和考察，为我们了解袄教在当时山西社会的传布情况及影响力提供了丰富素材。本文认为，袄教文化与其他宗教文化一道，同中古山西的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迸发出亮丽的火花，共同构成了古代山西辉煌灿烂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