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下午，在钛媒體集團聯合大興産促中心、國家新媒體産業基地共同主辦的2021 T-EDGE 全球創新大會上，钛媒體集團聯合創始人、ITValue 發起理事劉湘明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主要成員王孝松，Lazada跨境業務副總經理李曉川，英諾森董事長胡益，共同就企業全球化話題展開了深入對話。
疫情沖擊之下，全球化的趨勢發生了新的變化，風險與機遇并存。不僅如此，企業出海已經從過去的實體貿易、商品出海的概念，延伸到了更廣泛的多元化形式，如資本、技術、商業模式等等。新形勢下，這也對企業提出了新挑戰。
“全球化本身是不可逆轉的，現在全球化開始呈現碎片化、區域化的明顯趨勢。”王孝松認為，亞太地區是當今最活躍、最重要的區域，中國如果能夠把握好這個區域中的地位，就能重新建構産業鍊、價值鍊。中國在全球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以肩負着維護全球化和重構國際經貿規則的雙重任務。
對企業而言，新形勢下，企業全球化已經從一道選擇題，變成了必答題，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本地化”就是答案。
李曉川認為，企業全球化的困難主要有兩點：第一是對當地文化的了解，這會影響市場領悟和員工管理，第二是要真正了解當地的法律法規，才能避免犯緻命錯誤。做好這兩點，全球化的基本問題就解決了一半，而其他如技術、算法、産品解決方案、服務等，中國企業本身就很有優勢。
在帶領英諾森布局全球業務的探索中，胡益深有感觸，他認為尤其對于技術型的公司而言，全球化應該是企業原生的，公司全球化本身不是解決供給問題而是解決需求側管理問題——怎麼适應不同文化背景，在不同市場運作機制、不同準入規則下，産品怎麼觸達使用者、怎麼傳遞，怎麼跟當地市場形成互動……“全球化做到最後就是本地化。”胡益說。
全球化的新挑戰
對話開始，钛媒體集團聯合創始人、ITValue 發起理事劉湘明提出全球化發生了新的變化，請三位嘉賓從專業角度對全球化的新趨勢進行了解讀。
“以前的全球化是以商品、要素自由流動作為最根本特征，大家都想着如何降低商品要素、人員流動壁壘，讓壁壘減少，在全世界範圍内實作資源最優配置，是互利共赢的狀況。這種格局從二戰之後一直到2010年左右發展了五六十年，确實促進了全球資源的配置。”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主要成員王孝松說，2016年之後“逆全球化”的動向在不斷蔓延、不斷發展。這裡有很多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發達國家認為在全球化過程中自己居于不利地位，讓開發中國家擷取了更大的利益。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一些政府受到民粹主義思潮影響，采取了很多“逆全球化”的政策，“逆全球化”的動向席卷了全球，最典型的例子如英國脫歐、特朗普貿易保護政策等等。
在王孝松看來，這樣的背景之下，中國實際上在全球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說在全球化過程中分享了紅利，是以也肩負着如何維護全球化和重構國際經貿規則的雙重任務。
王孝松說，全球化本身是不可逆轉的，現在新動向是整體全球化變得碎片化。超大規模新興區域貿易協定逐漸蓬勃發展起來，像去年剛剛達成、明年馬上生效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今年9月份中國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TPPP），美國也在主導一些服務貿易協定等等，展現區域經濟一體化方向由過去一體化變成了區域化，這一趨勢非常明顯。亞太地區是當今最活躍、最重要的區域，中國如果能夠把握好這個區域中的地位，就能重新建構産業鍊、價值鍊。
他坦言，另一面也有現實困境，比如說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海外投資也開始有門檻。但他強調，中國有新的紅利、新的優勢，比如基礎設施、人力資本。過去一段時間，貿易戰過程中很多企業因為關稅原因遷到越南，但不到半年又回到中國，正是因為他們看到在基礎設施、人力資本、營商環境這些方面，越南比中國相差太遠了。新的全球化裡，中國有很多新的優勢，這些優勢還要繼續鞏固、繼續壯大、繼續發展。
Lazada是阿裡巴巴東南亞旗艦電商平台，Lazada跨境業務副總經理李曉川一直從事跨境貿易，他介紹說，Lazada自2012年在新加坡成立，就是一家紮根東南亞本土的電商企業。這些年，Lazada跨境業務團隊也幫助了越來越多的中國商家更好的了解當地文化、風俗，進而更好的契合當地消費者的需求。他觀察到，過去十幾年間，企業出海完成了從貿易或者商品的進出口模式轉到融入海外國家或者中國某些地域多元文化融合的過程。
李曉川說，從匯率、資訊透明度、地域、商品需求的多重因素考量之下，過去貿易關系對歐美市場依賴性大一點。但最近幾年，開始出現不同的趨勢，像小米在東南亞做到第一、第二的水準，中國很多品牌的海外市場占有率也非常領先，阿裡集團内部有不同部門和不同闆塊負責全球不同領域，比如有速賣通負責南美和歐洲，Lazada負責東南亞等，全球化已經不是簡簡單單隻跟歐美發達國家之間的互動和聯系，是全面全球化的實業或者虛拟産品落地的過程。
他認為，今天對企業來講，不管尋找什麼樣的全球化路徑，隻要找到合适全球化的領域就可以開始全球化的程序。現在對中國企業來講，出海不再是簡簡單單商品出海，還包括技術出海、服務出海，現在有很多特别有名的品牌在國外市場占據主導地位，像小米、OPPO等等，是以不管是跨境貿易還是紮根本土做公司，都要實作一部分本土化。
英諾森董事長胡益介紹說，英諾森是一家中國出發的全球化技術公司，主要為客戶提供數字化經營管理綜合性解決方案，包括供應鍊、業務流程自動化、高效提供企業管理和營運效率等一系列的解決方案。
“英諾森是原生的全球化公司，公司隻有幾十個人的時候我們就在加拿大開始注冊第一個公司，開始探索技術解決方案怎麼為更多使用者提供服務，不止為中國使用者，也為北美、非洲、中東的客戶，後來在更多行業也開始做一些探索。”胡益說，英諾森的管理團隊早期在跨國公司工作的時候從歐美引進了先進的解決方案和最佳業務實踐，服務了很多中國的大型、中型、小型的公司，随着綜合國力增強和經濟發展，越來越感覺企業本身以及客戶們在很多業務經營、企業管理、數字化發展水準上和全球先進企業在一條起跑線上了，是以催生了全球化的想法——“為什麼這家公司不可以從一開始就把自己定位全球化的公司？”
據胡益觀察，中國正出現越來越多很早期就開始布局業務全球化的公司。在他看來，這樣做有幾個好處：一是公司的技術能發揮更大價值，将客戶的範圍擴大至全球；二是利用中國各種各樣優勢，比如處理複雜業務場景的經驗，以及龐大資料資源、豐富的工程師和技術資源以及改革開放幾十年以來所沉澱的業務發展經驗。
“全球化怎麼做，我們自己總結為一句話：‘全球化最後就是本地化’。”胡益強調，對于技術型公司而言，全球化應該是企業原生的。他認為，對公司全球化發展而言，軟體和服務供給不是問題，重點是要解決需求側問題，比如怎麼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市場運作機制情況、不同準入規則的情況下，産品怎麼觸達使用者、怎麼傳遞，怎麼跟當地市場形成互動……這一點經驗對中國技術公司探索和經驗應該有一些啟發和幫助。
打好“本地化”組合拳
在場嘉賓反複提到了本地化，這也是今天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的新挑戰，劉湘明認為，全球化和本地化是一體兩面，如何打好“本地化營運”的組合拳？他請在場嘉賓分享了他們的經驗。
長期從事跨境貿易，李曉川觀察到今天全球化中比較大的困難有兩個：第一是文化，不僅影響對市場的領悟，還涉及到員工管理；第二是法律法規，如果不能真正了解，有可能會犯緻命錯誤。他認為，這兩方面是做全球化最大的障礙，如果解決了這些問題，基本問題就已經搞定一半了。其他技術、算法和市場解決方案、專業人才，這些中國在海外都有優勢，也很容易彌補。
英諾森的發展也同樣是本地化的過程。胡益分享，幾個區域市場有不同特點，在中國英諾森主要客戶是石油、電力能源巨頭，為他們量身訂作一些數字化解決方案和專業化供應鍊的系統。到了非洲，發現這裡産業跟中國差不多，慢慢的非洲石油公司和電力公司也變成了客戶。但到了北美，經營上開始碰到一些問題，英諾森發現這裡的大型公司，一方面本身沒有像中國大型公司活力那麼足，另外相對來說選擇條件比較嚴格，是以小公司比較難和他們合作。後來經過一段時間運作之後，通過在當地發展團隊以及擴充市場影響力，也跟很多合作夥伴進行讨論和研究，逐漸發現在歐美中小企業是比較發達的。疫情期間，英諾森調整了市場政策，還做了投資并購，逐漸開始在加拿大、美國主攻當地中小型企業市場，一下子打開了很大局面。
這些不同的區域，數字化的需求也有很大差别。
胡益說，中國的數字化是作為國家戰略在推動，有較為明确的頂層設計，從大型國有企業或者行業龍頭開始發起，逐漸普及到各類規模的企業。這種做法也比較合我們國家的體制機制。歐美市場，數字化更多是企業行為，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數字化是必不可少的。北美的企業普遍有強烈的需求通過數字化改善效率，增強競争力或者擴充業務範圍。尤其是中小企業，需求更強烈。再看非洲、中東等不太發達的地區，數字化對他們來說更像曆史機遇，大力投資建設，以此為抓手實作跨越式發展。總體來說，數字化轉型，從市場側來說需求差異比較大，但從供給側來看，其支撐技術大同小異。
“今天企業全球化已經有很多經驗可以借鑒，在具體實操中有兩點可以結合：第一，借助遍布全球的華人網絡，在陌生的區域和市場，有熟人帶個路，是很好的一個開始；第二，充分利用中國的技術資源，在企業數字化的應用軟體領域，我們有大量的優秀的工程師，他們具有中國經濟和企業在過去幾十年高速發展所積累的數字化技術研發與應用的經驗，以及強烈的創新精神。”胡益總結說，把這兩者結合起來，既有全球化的視野，又有豐富的技術資源，這樣就能夠做成事情。等市場做大，會有更進一步的布局，比如英諾森在北美一開始做一些産品輸出，後來慢慢投資建研發團隊，從一兩個人到現在幾十人，未來有可能擴大到幾百人，跟中國形成産品互補，市場需求也解決了。
“今天我們全球化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得益于中國這些年來大力發展各種業務、技術、教育，我們借助這麼多資源才能走出去。”胡益說。
從國際形勢來看，當下中美關系無疑對中國企業全球化的業務産生了一定影響。王孝松認為，“如果看到合則共利、鬥則共傷，美國的姿态應該轉變。”在他看來，美國很多領域也是依靠中國的合作，解決卡脖子技術隻是時間長短的問題，但如果失去中國夥伴，從任何方面來說對美國都是很大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