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宋朝滅亡，許多人在網上感慨“崖山之後無中國”，展現出對宋朝滅亡的可悲可歎。同時也感歎蒙古人的勇猛，不愧是上帝之鞭。
很多人都歸結為蒙古的軍事力量強大。其實元軍渡江之前，南宋尚有正規軍隊70餘萬人，以後又陸續招募了一些義勇兵，而元朝參加整個滅宋戰争的軍隊隻有30餘萬人。
從軍隊數量對比來看，宋軍占有明顯的優勢，可很快就被元軍擊垮，這不僅有軍事上的各種因素，還有深刻的政治上的原因。
（一）忽必烈安撫歸附百姓
忽必烈即位之後，加強中央集權，鞏固蒙、漢族統治階級的聯合，逐漸将蒙古政權改造成為在中原立國的封建王朝。元朝的滅宋戰争，從性質上講，是封建王朝間的統一戰争。
忽必烈在發起渡江作戰之前，明确诏谕諸軍将士：若彼界軍民官吏人等，去逆效順，與衆來降，或别立奇功者，驗等第官資遷擢。其所附軍民，宜嚴敕将士毋得妄行殺掠，父母妻孥家口毋緻分散，仍加赈給，令得存濟。
以後又不斷釋出诏旨，命各地鎮守官吏安撫歸附百姓，“令農者就未，商者就塗，士庶缁黃，各安已業”，并且宣布免除宋朝的煩冗科差和雜稅，表現出統一全國的意志和信心。
自唐朝安史之亂(755年)後，政權分立，分裂割據，戰亂頻仍，各族人民都希望實作全國統一，獲得較安定的生産和生活環境。
蒙古政權作為一支新興力量，起而消滅腐敗的分立政權，完成這些分立政權無法完成的大一統任務，是應曆史前進需要而出現的。忽必烈的前人已為統一大業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他即位後隻面臨最後一位主要敵手，得以較快地完成統一事業。
（二）南宋的朝廷的内鬥與官場腐敗
南宋王朝雖然腐朽怯弱，可仍擁有較強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力量，富有作戰經驗和抗敵決心的将領也不乏其人。對元軍的大舉進攻，宋廷有所準備。
問題在于腐敗的官僚政治必然會導緻軍事上的失敗。
賈似道、陳宜中等權臣當國，隻知固位專寵，大敵目前，并不做認真地準備，極力排斥朝内臣僚提出的戰守方略。
在兩軍對戰之際，宋主兵大臣往往不是精心布置軍隊迎敵作戰，而是熱衷于遣使求和或約降，底下的不少将領也各作打算，或是臨陣脫逃，或是望風降附，縱使有幾位拼死戰鬥的将領，也終究挽救不了敗局。
宋廷内的黨争和排斥異已，不但打擊了朝内力主抗敵的大臣和将領，還把一些人推向了元朝。劉整的降元，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三）在戰略戰術上，宋軍過于墨守正常
宋人以水戰為長，水軍力量大大超過元軍，但在戰争中全軍多處于守勢，幾十萬大軍分聚于幾處，在戰略全局上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被元軍分割包圍之後，在局部戰場上宋軍的力量和元軍則基本均等甚至處于劣勢。
宋軍将領多以水軍戰船連亘江河之中，堵截元軍前進，而不是以水軍機動作戰，發揚優勢，消滅敵方水軍，結果大量的水軍因過分集中，失去機動而被消滅。宋軍的多次慘敗，都是因為采用了這種錯誤的戰術。宋軍的長處不但沒有發揮出來，反而因為水軍的屢次失利而失長江之險，導緻全局的崩潰。
元朝的情況和宋朝截然不同。忽必烈本人不僅具有雄才大略，還注意采納群臣的建議。在發起滅宋戰争前，忽必烈多次召集臣僚商議作戰方略，既選擇了适當的進軍時機，又制定了較周密的作戰計劃。
在戰争過程中，忽必烈還多次召回主兵大臣，根據戰場形勢重新調整軍事部署。參戰的各軍在人員和物資上都有比較充分的準備。元軍将帥内部也有不和，如攻圍重慶時，東川、西川行院的互相擁兵觀望，但總的說來，蒙古、色目、漢人将領能夠互相配合，服從統一指揮，努力作戰。
元廷采取的招降政策，對于瓦解宋軍、增強自己的力量，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南宋将領降元後，不僅廣泛招徕門生舊僚，安撫舊轄州郡，還往往率軍作為元軍的先鋒，攻城略地。元軍采用了正确的戰略戰術。
為實作既定的“沿江而下，直搗臨安”的戰略目标，伯顔指揮的大軍幾次避開宋重兵拒守的堅城要塞,配合作戰的各軍在對宋軍實施分割包圍後,大多圍而不打，牽制宋軍兵力，待戰略目标達到後，才逐個消滅。
在作戰中，元軍往往避實就虛，突破宋軍防守的薄弱環節;發揮步、騎兵作戰的長處，護持水軍進軍。宋、元軍隊的幾次決戰元軍都是以水陸軍密切配合而取得勝利的。遇強敵堅城，元軍采用斷其外援、糧饷的方法，不惜長期圍困，待之自破。
正因為元軍采用了靈活多變的戰術，再加上元軍的素質較優于宋軍，是以能夠在戰場上掌握主動權，并赢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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