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是“西安事變”的功臣，殊不知在張的後面還有個小人物高福源

來源：中國共産黨新聞>>黨史頻道，摘自《毛澤東謀略》

高福源

日本鐵蹄踏上中國土地後，給中國老百姓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和不幸。毛澤東審時度勢，手中又多了對付蔣介石的絕招：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毛澤東深知中國人的愛國心與禦外侮是分不開的。在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形勢下，國内各階級互相關系勢必要發生變化。有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一招，不僅可以遏制蔣介石瘋狂的“剿共”行徑，使當時處在弱勢地位、并很有可能被蔣介石吞沒的革命力量減輕壓力，獲得喘息的機會，找到合法存在的理由；而且可以赢得民心，擴大影響，把“千千萬萬”、“浩浩蕩蕩”不滿意蔣介石對日讓步行為的人從蔣介石的圈子裡拉過來，使自己得到發展壯大。1931 年，紅軍在毛澤東的指揮下粉碎了第三次圍剿，根據地一派喜悅。而此時蔣介石卻内外交困，“一·二八”上海抗戰爆發，蔣一方面要繼續對付他的心腹大患共産黨，另一方面作為一國之主又不得不面對日本人，再一方面，還要對付内部在抗戰問題上發生的分歧和混亂。毛澤東覺得時機到了。他提出的方針是：紅軍除留一部分在蘇區鞏固根據地外，主力應同贛東北的紅軍打通聯系，發展到閩、浙、贛廣大地區，而口号不是别的，就是支援國民黨十九路軍的上海抗戰。支援抗戰打日本人，這還有什麼可說的。一下子剝奪了蔣介石把槍口對準紅軍的理由，為紅軍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無懈可擊的根據。可惜的是，這一精妙決策沒有被當時的中共中央采納。

但形勢繼續朝着毛澤東預期的方向發展。蔣介石出賣上海抗戰後，又把十九路軍調到福建同紅軍作戰。這不是讓中國人打中國人嗎？十九路軍的弟兄們心裡不是滋味：日本人不讓打，卻要我們來打中國人，有什麼出路。于是發生了1933 年“福建事變”：蔡廷锴聯合李濟深，公開宣布與蔣決裂。他們在福建成立“中國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并與紅軍訂立了抗日反蔣的協定。這真是千載難遇的良機：紅軍面前站着一個主動走上門來的盟友，而當時的紅軍正處在第五次反圍剿的艱難之中。毛澤東瞄準了機會，他提出利用福建事變，突進蘇浙贛皖地區，以解江西蘇區困境的良策。但此時的毛澤東毫無發言權，良機又一次坐失。毛澤東一直為此惋惜，長征途中他用來說服反對者的一個重要事實，就是當時中央沒有好好利用福建事變是一大失策。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有了發言權，同時民族危機的進一步加深又為他利用民族沖突争取國民黨軍隊的謀略提供了更多的機會。1935 年底，他在瓦窯堡會議上親自作了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的報告。會後又成立了黨的白區工作委員會，專門做國民黨軍隊的轉化工作，在“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團結抗戰”的口号下，利用各種管道、各種方式；去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第一個轉化對象是東北軍的一個團長高福源。

1935年10月29日，紅十五軍團發起了榆林橋戰役，殲滅東北軍一部，俘虜了團長高福源。高福源是張學良的親信，因作戰勇猛很受器重。紅十五軍團攻打榆林橋時傷亡比較大，軍團長徐海東在暴怒之下打了被俘的高福源兩個耳光，并把他關押在軍團部所在地。毛澤東知道此事後便給彭德懷打電話，要他将高福源接來，并特意囑咐：“你們要好好地優待他，住到一定的時候，他願意回去，就讓他回去。”

高福源到達甘泉紅一方面軍指揮部後，彭德懷迎接了他。更讓高福源感動的是，身為方面軍司令員的彭德懷與他同住一個窯洞，并長時間深談。原籍東北鞍山的政治部秘書長周桓則天天陪着他參觀紅軍營地，并參加紅軍與東北軍被俘官兵的聯歡會。當“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的旋律響起來的時候，高福源禁不住落淚。在中共的幫助和教育下，高福源迅速覺悟，擁護中共的主張，并自告奮勇回去說服張學良。

1936年1月中旬，高福源從瓦窯堡回到東北軍在洛川的駐地，面見張學良的心腹大将王以哲，要求向張學良面陳機密要事。在西安的張學良接到王以哲的密電後，十分高興，他正為“剿共”是一條絕路，損兵折将、代價慘重而苦于無計可施。第二天一早，張學良就駕駛他的座機飛赴洛川。

張學良見到高福源後，為了考查他是否靠得住，還假意怒斥了一番。高福源說了在紅軍中的感受，講解共産黨聯合全國抗日禦侮的誠意，并勸說“少帥”同共産黨聯合抗日，争取打回老家去，還将周恩來的親筆信交給張學良。周恩來在信中寫道：中國人不應該打中國人。殺死骨肉兄弟以飽狼腹，非人類所為。此信和高福源的講述與張學良的感受和主張相吻合，打動了張學良的心懷。張學良于是下定決心，讓高福源立即傳回瓦窯堡，請紅軍派正式代表來商談。

經過高福源的秘密穿梭往來，紅軍高層與東北軍上層建立了接觸關系。中共聯絡局局長李克農與東北軍第六十七軍王以哲軍長在洛川談判後，又與張學良舉行會談，兩軍實作了全面停戰，為聯絡友善還交換了密碼。1936年1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與20位紅軍進階将領還聯名釋出了《為紅軍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緻東北軍全體将士書》。

為協調同東北軍部隊的關系，中共中央緻電張學良，請令其部隊不要超過慶陽、鎮原一線。紅軍則以該線以北地區為根據地，并由此向西進取固原以北及豫旺縣地區。而後，紅一軍團人馬西進至豫旺縣的豫旺堡(今屬同心縣)和固原縣的七營川、清水河一線，在這裡，紅軍大力開展群衆工作、建立紅色政權和争取東北軍的工作。

通過高福源的聯絡、傳信，中共中央決定派李克農為代表與張學良、王以哲會談。2月25日，李克農一行抵達洛川。因張學良臨時有事赴南京，遂暫由王以哲代為商談。經過開誠布公的協商，雙方達成停戰協定。3月4日張學良傳回西安，即飛赴洛川會見李克農，并希望同毛澤東和周恩來會晤。

4月9日，周恩來偕同李克農從保安到延安，在清涼山下橋兒溝的一座天主教堂裡，與張學良舉行了具有曆史意義的會談，共商救國大計。會談至10日晨4時結束，商定了紅軍與東北軍互不侵犯、互相幫助、互派代表以及幫助東北軍部隊進行抗日教育等具體協定，還達成六條口頭協定。

此次會談的成功，對張學良走上聯共抗日的道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對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擴大做出了重大貢獻。

今日國人隻知張學良是“西安事變”逼蔣抗日的功臣，殊不知在張後面還有個小人物高福源，而在高後面還有個謀略大師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