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功臣，殊不知在张的后面还有个小人物高福源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摘自《毛泽东谋略》

高福源

日本铁蹄踏上中国土地后，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不幸。毛泽东审时度势，手中又多了对付蒋介石的绝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毛泽东深知中国人的爱国心与御外侮是分不开的。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势必要发生变化。有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一招，不仅可以遏制蒋介石疯狂的“剿共”行径，使当时处在弱势地位、并很有可能被蒋介石吞没的革命力量减轻压力，获得喘息的机会，找到合法存在的理由；而且可以赢得民心，扩大影响，把“千千万万”、“浩浩荡荡”不满意蒋介石对日让步行为的人从蒋介石的圈子里拉过来，使自己得到发展壮大。1931 年，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粉碎了第三次围剿，根据地一派喜悦。而此时蒋介石却内外交困，“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蒋一方面要继续对付他的心腹大患共产党，另一方面作为一国之主又不得不面对日本人，再一方面，还要对付内部在抗战问题上发生的分歧和混乱。毛泽东觉得时机到了。他提出的方针是：红军除留一部分在苏区巩固根据地外，主力应同赣东北的红军打通联系，发展到闽、浙、赣广大地区，而口号不是别的，就是支持国民党十九路军的上海抗战。支持抗战打日本人，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一下子剥夺了蒋介石把枪口对准红军的理由，为红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无懈可击的根据。可惜的是，这一精妙决策没有被当时的中共中央采纳。

但形势继续朝着毛泽东预期的方向发展。蒋介石出卖上海抗战后，又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同红军作战。这不是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吗？十九路军的弟兄们心里不是滋味：日本人不让打，却要我们来打中国人，有什么出路。于是发生了1933 年“福建事变”：蔡廷锴联合李济深，公开宣布与蒋决裂。他们在福建成立“中国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的协定。这真是千载难遇的良机：红军面前站着一个主动走上门来的盟友，而当时的红军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艰难之中。毛泽东瞄准了机会，他提出利用福建事变，突进苏浙赣皖地区，以解江西苏区困境的良策。但此时的毛泽东毫无发言权，良机又一次坐失。毛泽东一直为此惋惜，长征途中他用来说服反对者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当时中央没有好好利用福建事变是一大失策。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有了发言权，同时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又为他利用民族矛盾争取国民党军队的谋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1935 年底，他在瓦窑堡会议上亲自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会后又成立了党的白区工作委员会，专门做国民党军队的转化工作，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抗战”的口号下，利用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第一个转化对象是东北军的一个团长高福源。

1935年10月29日，红十五军团发起了榆林桥战役，歼灭东北军一部，俘虏了团长高福源。高福源是张学良的亲信，因作战勇猛很受器重。红十五军团攻打榆林桥时伤亡比较大，军团长徐海东在暴怒之下打了被俘的高福源两个耳光，并把他关押在军团部所在地。毛泽东知道此事后便给彭德怀打电话，要他将高福源接来，并特意嘱咐：“你们要好好地优待他，住到一定的时候，他愿意回去，就让他回去。”

高福源到达甘泉红一方面军指挥部后，彭德怀迎接了他。更让高福源感动的是，身为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与他同住一个窑洞，并长时间深谈。原籍东北鞍山的政治部秘书长周桓则天天陪着他参观红军营地，并参加红军与东北军被俘官兵的联欢会。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高福源禁不住落泪。在中共的帮助和教育下，高福源迅速觉悟，拥护中共的主张，并自告奋勇回去说服张学良。

1936年1月中旬，高福源从瓦窑堡回到东北军在洛川的驻地，面见张学良的心腹大将王以哲，要求向张学良面陈机密要事。在西安的张学良接到王以哲的密电后，十分高兴，他正为“剿共”是一条绝路，损兵折将、代价惨重而苦于无计可施。第二天一早，张学良就驾驶他的座机飞赴洛川。

张学良见到高福源后，为了考查他是否靠得住，还假意怒斥了一番。高福源说了在红军中的感受，讲解共产党联合全国抗日御侮的诚意，并劝说“少帅”同共产党联合抗日，争取打回老家去，还将周恩来的亲笔信交给张学良。周恩来在信中写道：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杀死骨肉兄弟以饱狼腹，非人类所为。此信和高福源的讲述与张学良的感受和主张相吻合，打动了张学良的心怀。张学良于是下定决心，让高福源立即返回瓦窑堡，请红军派正式代表来商谈。

经过高福源的秘密穿梭往来，红军高层与东北军上层建立了接触关系。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王以哲军长在洛川谈判后，又与张学良举行会谈，两军实现了全面停战，为联络方便还交换了密码。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与20位红军高级将领还联名发布了《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为协调同东北军部队的关系，中共中央致电张学良，请令其部队不要超过庆阳、镇原一线。红军则以该线以北地区为根据地，并由此向西进取固原以北及豫旺县地区。而后，红一军团人马西进至豫旺县的豫旺堡(今属同心县)和固原县的七营川、清水河一线，在这里，红军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建立红色政权和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通过高福源的联络、传信，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与张学良、王以哲会谈。2月25日，李克农一行抵达洛川。因张学良临时有事赴南京，遂暂由王以哲代为商谈。经过开诚布公的协商，双方达成停战协定。3月4日张学良返回西安，即飞赴洛川会见李克农，并希望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会晤。

4月9日，周恩来偕同李克农从保安到延安，在清凉山下桥儿沟的一座天主教堂里，与张学良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共商救国大计。会谈至10日晨4时结束，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还达成六条口头协议。

此次会谈的成功，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扩大做出了重大贡献。

今日国人只知张学良是“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功臣，殊不知在张后面还有个小人物高福源，而在高后面还有个谋略大师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