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颉造字
洛甯不僅是洛書之源，而且還是造字之地。盡管有許多地方都說是倉颉造字之地，但洛甯最起碼是造字比較久遠的地方之一。
更有意思的是，“洛書”和造字均來自“龜背”，所不同的是，這兩隻角一曰“神龜”，一曰“靈龜”。“洛書”出自大禹時期，龜背上的字是 “赤文篆字”；而造字源自于黃帝時期，龜背上的字是“丹甲青文”。據有關史料記載，禹乃“黃帝之玄孫、帝颛顼之孫也”，也就是說，從黃帝到大禹至少相隔四代。是以，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黃帝時期的造字之“龜”不是同一個時代的産物，也就是後人所說的“洛書”不同于“泸書”，明代史學家邱起鳳為此還專門寫了一篇《洛書非滬書辨》，收錄在民國六年的 《洛甯縣志》上。
“滬書”，指的是倉颉造字之書。據《河圖玉版》記載：“倉颉為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于元扈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
《外記》有雲：“颉有聖德，生而能書。及長登陽虛之山，臨于元扈之水，靈龜負圖出于水中，倉帝受之，遂究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迹山川之靈，指掌而創文字，造為六書。書成龍藏鬼哭，以有文字恐人書之故也。天為雨粟雨金，以其洩天地之秘也。
《通志•金石略》中所記更為具體：〝倉颉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倉北海墓中，士人呼為藏書室，周時自無人識，迨李斯始識八字，曰‘上天垂命，皇辟疊王’。”漢叔孫通識十二字。
以上記載可以說明幾個問題：一是這個事情發生于黃帝時代；二是這個造字的人就是黃帝的史官倉颉，倉颉雙目四瞳，頗有聖德；三是倉颉造字的依據和靈感均來自龜背上的“丹甲青文”；四是造字的地點就在陽虛山下的元扈河邊、洛汭之地；五是倉颉在當時共造了28個字，秦朝的李斯隻認得8個，漢代的叔孫通能擴大到12個，這此字都收藏在倉颉石室裡邊；六是倉頓把字造成後，上天擔心人人學會寫字，唯恐洩露天機，竟出現“龍藏鬼哭”“天雨粟”的現象，甚至有人認為，“人生識字優患始”，竟把人類的一切罪惡、陰謀、憂患、悲愁都統統歸咎于侖颉所造之字。這當然隻能說是一種偏見。試想，整個人類如果至今不會說話，不會寫字，那和其他動物還有什麼兩樣？
倉颉
倉颉造出的28個字
這裡先撇下其他問題不說，單說當年的洛書出處和倉颉造字之地到底在什麼地方，這是一個曆代史學家争論不休的話題。如果要弄清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楚三個地方的具體定位：一是陽虛山，二是元扈水，三是洛汭。
首先，在陝西就有兩種說法。我們知道，在陝西省境内有南北兩條洛河：發源于陝東南的史稱 “南洛河”，也就是流經洛甯的這一條洛河。另外還有一條洛河發源于陝西定邊縣白于山南麓，自西北向東南流經甘泉、富縣、洛川、白水等地，它隻是渭河的一條支流。洛南人認為，洛書出處和倉颉造字之地在洛南，其主要依據源自《水經注》的記載：
讙舉之山，洛水出焉。東與丹水合，水出西北竹山東，南流注于洛。
……
洛水又東至陽虛山，合玄扈之水。《山海經》曰：洛水東北流，注于玄扈之水是也。又曰自鹿蹄之山以至玄扈之山，凡九山，玄扈亦山名也，而通與讙舉，為九山之次焉。故《山海經》曰：此二山者洛間也。是知玄扈之水，出于玄扈之山，蓋山水兼受其目矣。其水經于陽虛之下。
這裡所說的“玄扈〝，大多史學家認為它就是“玄滬〞。另據辭書上對 “玄扈”的釋義：一、山名，在陝西洛南縣西，與陽虛山相對。二、水名，在陝西洛南縣西，源出于玄扈山，徑至陽虛山下。可見這個地方既有玄扈山，又有陽虛山。
甚至還有人認為，洛河在黃帝時期尚未經過疏浚，河水還沒有穿過熊耳山流到河南。是以，玄滬水和陽虛山也隻有在陝西境内。
這還不算完，陝北人提出了另外一種觀點。他們認為，南洛河古稱 “雒水”，至于它改為“洛〞字是漢魏以後的事。是以，他們認定北洛河才是上古時期真正意義上的洛河，而洛出書處和倉颉造字之地應該在北洛河上。
當然，這兩種說法似乎各有道理。可問題是北洛河充其量隻是渭河上的一條支流，渭河又是黃河上的一條支流。論輩分和南路河還差一截呢；另一方面，南洛河在洛南地區剛剛發源，水也太小了一點，哪裡能遊得動神龜呢？再說，黃帝當年活動的區域主要在中原一帶，而洛河在中原一直是連在一起密不可分的。從這一點來看，洛出書處和倉颉造字不應該在陝西。
此外，鞏義人也提出洛出書處應在洛河彙入黃河的入口處，因為這個地方自古以來就是洛汭之地。可問題是，僅從史料上顯示，古代被稱為“洛汭”的就有三個地方：一是陝西洛南，二是洛甯長水，三是鞏義。如按《漢語大詞典》的解釋，“汭”既可以指兩河彙流之地，也可以指河道迂回的地方。是以，洛汭也不一定僅指某一個地方。就是《山海經》上也有兩種說法：一曰“有陽虛之山，臨于玄扈之水，是為洛汭也”，一日“洛水，成臯西入河是也，謂之洛汭，即什谷也”。他們提出的另一個理由是，根據《史記 • 音義》記載：“黃帝東巡河，過洛，修壇沉壁，受龍圖于河、龜書于洛。”《竹書紀年》上也說：“黃帝五十年秋七月，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軒轅也就是黃帝。如按照這些記載，好像洛書不是賜給了大禹，而是賜給了黃帝。似乎黃帝當年是從黃河進入洛河，同時得到河圖洛書的，這就和“洛書賜禹”的說法大相徑庭。
綜上所述，以上這三個地方都能從曆史記載中找到一點依據。然而，以筆者之見，隻有洛甯長水，無論在地理位置上，還是在資料依據上，其理由都更加充分。
倉颉造字台遺址
首先，洛甯地處洛河中遊，而龍頭山這個地方，又恰恰是洛河上、中遊的分水嶺，更何況這裡又是黃帝和大禹都親自到過的地方。或者說正因為在黃帝時代，洛河水尚未流入洛甯，是以在洛甯當時也許隻有玄滬，而沒洛河，倉颉所見到的隻是滬書而非洛書。
其二，在龍頭山的西北方向有一條洛河的支流，古稱玄滬水，今叫滬池河；在龍頭山的西南方向，與玄滬水隔河相望有一座山，古稱陽虛山。陽虛山流域有一個村莊叫陽峪，在陽峪村東南方向有個小山丘，
當地村民至今稱之為“造字台”或“曬字台”。
其三，在玄滬河上有一個深不見底的水窩，俗稱 “龜窩”。據傳這就是當年倉颉見到的靈龜負書之地。早年在玄滬河中間槽的石壁上，曾刻有 “老龜窩”三個大字，現因石塊崩落而不存。但在附近的峭壁上，至今還有一首題為《遊龜窩至此偶成》的明代摩崖石刻：
引蔓緣崖步澗泉，鳥聲正爾弄清妍。
潛蹤莫遣驚飛去，留與遊人管弦。
該石刻落款為“廣東道進士西蜀劉武臣書”。劉武臣是四川宜賓人（當時屬廣東道管轄），明弘治六年（1493年）進士，曾任貴州鎮遠府知府。在他從京城到貴州就任那年，正是山西平定州（今山西壽陽、樂平一帶）進士李琳（弘治三年進士）在永甯任縣令的時候。因為他二人在京城時私交甚笃，故借此機會繞道永甯小住幾天。李縣令也就拉着他看了幾個地方。是以，劉武臣就以“遊人”的身份寫下這首詩，李琳又讓人把它刻了下來，沒想到後來成了這裡留下來的唯一古迹。
石刻劉武臣詩
關于玄滬河和陽虛山，曆史上也有許多其地皆在洛甯的記載。
明《一統志 • 永甯志》記載：“玄滬水源于永甯縣西五十裡陽虛山，流入洛。”
清初顧祖禹的 《讀史方輿紀要 • 河南三 •永甯縣》記載：“陽虛山，在縣西五十裡，一名陽峪。黃帝時倉颉随帝南巡，登陽虛之山是也。有元扈水出焉，流注于洛。”
清乾隆年間《永甯縣志》記載：“縣西北五十裡有陽虛山，《山海經》雲，陽虛山多金，臨于玄泸之水。”
據《河南府志》記載：“玄滬、陽虛今在永甯”“永甯縣西有玄滬水，黃帝時，史臣倉颉從帝南巡，臨于此水，水開一窩有龜出焉，厥背赤甲青文，即所謂滬書者也。倉颉因則之而制字，此陽虛山是以有制字之台也”。
《中國古今地名大詞典》對 “陽虛山。有兩種解釋，其中一條是：“在河南洛甯縣西五十裡，一名陽峪。黃帝時代倉颉随帝南巡，登陽虛之山，即此。”
最後，我們應該承認，這些畢竟隻是傳說，事實上，中國的漢字絕不是哪個人能夠靈機一動就能創造出來的。它是古代先民通過長時間觀察“奎星圓曲之式，鳥獸蹄爪之迹”，進而在結繩、書契的基礎上通過象形、假借、指事、會意、轉注、諧聲諸多手段創造出來的。當然，這不排除在發展過程中需要一個或一批人統一整理和編輯，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在社會裡，倉颉也不至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上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記事了。”《辭海》中對“倉颉”的解釋也比較客觀：“傳為黃帝史官，漢字創造者。……倉颉可能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一個代表人物。”清代河南府尹張漢對此事的看法也比較實事求是，他有一首《造字台》詩是這樣寫的：
我觀造宇台，恍然見倉史。
洛湧壓群書，要窺無字始
悠悠太古初，結繩為上理。
按照張漢的看法，文字是從最初的 “結繩記事”逐漸演變而來的，絕非哪一兩個人所創造。是以，我們大可不必為了 “河圖洛書”和“倉颉造字”到底出于何處而争論不休。我們甯可相信它隻是一種傳說，或者說是一個時代的産物。如果我們把它看作是一種内涵豐富的文化觀念，認定它産生于河洛地區，并把河洛地區的适當地點認定為它産生的具體位置，以此作為紀念也未嘗不可。
可喜的是，在2004年10月召開的第四屆河洛文化國際研讨會上，洛甯被正式确定為傳說中的“洛出書處”。
來源：《洛甯史話》
原著： 周流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