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看點

1996年呼市少年被槍決,死後9年才知判錯人,父母走上艱辛伸冤路

作者:舊聞檔案
1996年呼市少年被槍決,死後9年才知判錯人,父母走上艱辛伸冤路

文|陳可愛

編輯|舊聞檔案

“我殺了10個人,你們怎麼說我殺了9個?少訴了1條人命啊。”

2006年11月28日,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趙志紅案進行了不公開審理。當趙志紅發現1996年4月9日那樁案件被漏掉時,他及時打斷,法庭審理是以中斷。

殺人狂魔趙志紅,自1996年起,在長達10年的時間内犯案累累,強奸27起,殘忍殺害10名受害者。落網後所做筆錄長達34頁。

然而,筆錄第29頁中記錄的“4·09”命案,卻一石激起千層浪。

真兇趙志紅自己都主動供述“4·09”命案(也稱“呼市廁所命案”)的犯罪事實,為何公訴機關卻“大意”地漏掉呢?

原來,這起命案早在10年前就已經被偵破,當年的真兇——18歲的呼格吉勒圖,已經被槍決處死。

1996年呼市少年被槍決,死後9年才知判錯人,父母走上艱辛伸冤路

當年正值全國“嚴打”,案件偵破“從重從快”,是以,這起命案從案發到執行死刑,前後僅用了62天,一樁命案、一條人命便倉促地畫上了句号。

10年後,趙志紅卻稱自己才是這起已經審結、執行完畢的殺人案的真兇。将當年的句号,猛然拉成巨大的問号和歎号。

一案竟有兩兇,兩個兇手都承認在同一廁所内奸殺了同一名女性,真是匪夷所思。

是冤案、錯案還是案中有案?呼格吉勒圖和趙志紅究竟誰才是這起血腥慘案的真兇?

1996年4月9日晚,呼和浩特卷煙廠的勞工呼格吉勒圖吃完晚飯回工廠,因為怕别人聞到酒味,便去買了泡泡糖。

買完泡泡糖回來,他神色慌張地拉着與他同齡、同廠的好朋友闫峰往外走,路上他說:“小闫,出事了,死人了。”

原來,他路過第一毛紡廠家屬區的公廁時,聽到女廁裡有女人的喊叫聲,他猜測估計出事了,便拉着闫峰一起去瞧瞧。

兩人在女廁所外喊了兩聲,無人應答。為以防萬一,他們決定進去探個究竟。

當時天色已晚,廁所光線昏暗,他們點着打火機進去,被眼前一幕吓得魂飛魄散:一個裸着下半身的女人,仰躺在廁所阻隔坑位的矮牆上。

兩個才18歲大的小夥子吓得怕腿就跑,跑出巷子後,看到十字路口有個治安崗亭。呼格吉勒圖想報警,闫峰害怕惹禍上身,便說:“别報了,咱們回工廠中的房間吧,别回頭懷疑咱們倆的。”

善良的呼格吉勒圖卻執意報警,希望警察能抓獲真兇,于是他讓闫峰先回煙廠幫自己請假,随後主動走進治安亭報案。

遺憾的是,踏入治安亭的那一刻起,他的厄運開始了。

當晚,呼市警察局新城分局刑偵人員迅速趕到案發現場,呼格吉勒圖和闫峰也被帶到新城區分局,分開詢問口供。

“我聽見隔壁有痛苦的聲音,還有桌椅挪動的聲音,應該被打了。”

據闫峰回憶說,當晚被審訊了十幾二十遍。第二天淩晨,隻有闫峰被放了出來。

出了警察局,闫峰第一時間将此事告知呼格吉勒圖的母親尚愛雲。

1996年呼市少年被槍決,死後9年才知判錯人,父母走上艱辛伸冤路

“怎麼會隻有你出來?他呢?打你們了嗎?”尚愛雲語無倫次地問了很多問題。

闫峰撓撓頭,他預感呼格吉勒圖攤上大事了,有些話不忍心說,但還是照實反映:“沒打我,但是打他了,我聽見他喊叫了,他還說‘不是我殺的,你要叫我承認,你就趕快拿槍斃了我,拿刀砍了我’,情況不妙。”

盡管闫峰的話吓得尚愛雲雙腿發軟,但她很快便鎮定下來,她清楚兒子的品性,也知道他内向又膽小,絕不可能幹出殺人強奸的事。

可惜,事情的發展遠不是尚愛雲想的那麼簡單。48小時後,她聽到了警察說“你兒子認罪了。”

6天後,她在《呼和浩特晚報》上看到此案的報道,警方稱:審訊過程中,案犯呼格吉勒圖狡猾抵賴,進展極不順利,拖了兩天才交代犯罪過程。

5月23日,一審開庭,呼格吉勒圖的辯護律師起初為他做的是無罪辯護,最後卻以 “認罪态度好,是少數民族,年輕”為由,做出求情陳述。

休庭合議後,呼格吉勒圖被判處死刑,法官當庭宣判時的每個字都像尖針般刺在呼格吉勒圖一家的心上。

“法官問我兒子,還上訴不?兒子就說了兩個字,上,上。”

尚愛雲說兒子态度堅決,将這兩個“上”字說得尤為響亮,“就這兩個字,我就知道他肯定是被冤枉的。”

奈何,庭上沒有其他人相信他是無辜的。6月5日,内蒙古進階人民法院二審裁定維持原判。

1996年6月10日,即二審裁定出來的第5天,案發後的第62天,18歲的呼格吉勒圖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1996年呼市少年被槍決,死後9年才知判錯人,父母走上艱辛伸冤路

收到為呼格吉勒圖收屍的通知後,16歲的三弟慶格勒圖為他料理了後事。

看到屍體的那一刻,慶格勒圖幾乎認不出眼前躺着的是自己的二哥,“屍體被布包着,擔架上全是血……我去摸二哥的胳膊,好瘦好瘦,非常細,瘦到皮包骨,身上還有繩子勒過的印子……”

呼市警察局新城分局僅用62天便“從重從快”偵破了“4·9”命案,集體受到了上級部門的表彰,馮志明等四名警察榮立二等功,功臣們被媒體譽為“神探”。

呼格吉勒圖被槍決的那天,他的父親李三仁,一位堅強剛毅的蒙古漢子嚎啕大哭,氣得一拳一拳地捶牆,幾天内愁白了頭發。

6月的天,熱得要命,無法承受喪子之痛的尚愛雲神情恍惚,除了抱着兒子的遺像以淚洗面,就是站在門外等兒子“我有了幻覺,好像兒子沒死一樣,多熱的天氣我也在外面站着。”

他們夫婦倆都是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紡廠(後面簡稱為“一毛”)的員工,三個孩子都出生在牧區,是以都取了蒙古名字。

“能看見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過”本來家境尚可、生活美滿的五口之家,随着呼格吉勒圖的冤死變成了“殺人犯他們一家”。

當時,有關此案的報道随處可見,甚至上廁所都能看見牆上貼着、地上攤着,“流氓罪”、“故意殺人罪”、“強奸犯”這幾個字眼,抵消了幾乎所有熟人對這個家庭的好感。

父親李三仁整宿整宿睡不着,恨得滿嘴牙的牙根都破損,“去牙科拔牙,拔到人休克過去,現在嘴裡安的都是假牙。”

“擡不起頭來,感覺到處都有人戳脊梁骨。”尚愛雲下班後也不再擺攤,更不與人說笑,成了一個看誰都像自己兒子的“瘋女人”。

替二哥收屍的三弟慶格勒圖也是以被孤立,老師毫不避諱地告訴同學們:“他是強奸殺人犯的弟弟,别和他玩,離得遠一點。”

“老三的壓力太大了,蹭蹭往下瘦,頭發掉的隻有一绺。”

短短一個月,慶格勒圖頭頂的頭發幾乎掉光,學習也一落千丈,臨近崩潰邊緣時,他辍學了,“媽媽,我沒法念書了,我一天也不想去學校。”

1996年呼市少年被槍決,死後9年才知判錯人,父母走上艱辛伸冤路

“永遠不相信兒子會做這種醜事,可有什麼辦法?沒人會相信你,因為你沒有證據。”

無論呼格吉勒圖的家人如何相信他,始終沒有證據證明他的清白,一家人隻能恍惚度日,希望時間能洗刷一切,“就這麼熬吧,能怎麼辦?”

但老兩口又經常在想:“兒子既然被冤枉,那肯定有真兇,隻要真兇出現了,就能證明他的清白。”

于是,李三仁夫婦倆開始變成“新聞迷”,隻要電視、報紙上出現有關奸殺的報道,就記錄、收藏起來。

“天天就這麼來回看新聞,隻要聽說哪裡殺了人了,我們兩個就去打聽,抱着這個找到真兇的希望。”

就這樣,夫婦倆在有希望——希望破滅——又出現希望——有破滅的循環中,熬了一年又一年。

在悲傷中度過10年後,突如其來的一個“喜訊般的噩耗”讓這個已經塌過一次天的家,又猛烈地坍塌了。

2005年10月30日,山丹小區居民看到警方帶着一個重刑犯到當年“4·9”命案的案發現場,呼格吉勒圖可能被冤殺的傳聞開始不胫而走。

呼格吉勒圖的表哥哈達在老兩口之前收到這個消息,一直堅信表弟無罪的他難掩激動,大呼“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呀,真兇出現了,呼格吉勒圖是無辜的。”

由于當時李三仁剛做完膽結石摘除手術,需要靜養。哈達擔心刺激到他們,便等到11月初才将這個“喜訊般的噩耗”告知他們。

趙志紅的落網讓一家人燃起了希望,為了給兒子沉冤昭雪,李三仁夫婦倆來到當年辦案的公安分局打聽情況,卻被“踢皮球”踢給呼和浩特市警察局。

到了市警察局後,主管副局長卻一副愛答不理的态度,他随口敷衍道:“這種事别問我,我不知道,無可奉告。”

1996年呼市少年被槍決,死後9年才知判錯人,父母走上艱辛伸冤路

就在走投無路之際,李三仁的親戚給他們想了個辦法——打官司。

“就跟他們打官司,哪怕是把房子賣了,天天喝稀粥,也要找最好的律師為二子申冤,不能讓他就這麼冤死。”

當他們雙雙跪在律師面前時,律師卻覺得辦不了。

因為律師深入研究此案後,靠律師的力量無法翻案,因為當年的案件從案發到執行僅用了62天,速度快得匪夷所思;同時,口供太過“幹淨”。

案件中口供越是“幹淨”,則越有問題,說明這不是一份被告人親口所述的證供,而是被人修改過的。

更難辦的是,十年過去了,當年負責此案一審二審的法官均已被提拔,辦案人員也被表彰。

思前想後,那名律師拒絕了李三仁夫婦倆的請求,給他們指了條“明路”——找媒體。

“一般的媒體沒有用。去找新華社的記者湯計,在呼和浩特,隻有找他,才有一線生機。”

1996年呼市少年被槍決,死後9年才知判錯人,父母走上艱辛伸冤路

時年49歲的湯計,在新華社内蒙古分社做了近三十年的政法記者,人脈廣泛,司法經驗豐富。履職期間,他用手中一支筆,記錄百姓疾苦之聲,伸張社會正義。

湯計接手此案後,向分社上司彙報了此事。獲得上司的鼎力支援後,湯計立刻四處奔走,展開調查。

他先從呼和浩特市警察局副局長赫峰那裡了解到趙志紅确實是“4·9”命案的真兇,又打聽到内蒙古公安廳已為此案成立專案組,着手複核,但遭到了阻力;接着派助手到當年的案發現場所在位置進行勘察;還将李三仁夫婦倆講述的當日開庭一審的過程反複琢磨;

僅有155字的判決書,湯計翻來覆去地看,就是看不出法院判定呼格吉勒圖有罪的關鍵證據在哪裡。

為了真實性、可靠性,湯計又想方設法接觸到案件的第一手資料——趙志紅的四份審訊筆錄。

這四份筆錄中關于此案的供述并沒有太大出入,而且一次比一次交代的清晰、具體。

“如果他在編造假口供,四分筆錄肯定有沖突沖突的地方,但是沒有,顯然是真的。”

湯計還了解到,為了證明趙志紅的供述是否屬實,公安部還請了我國第一台測謊儀的發明者——楊成勳教授,由他對趙志紅進行測謊試驗。

“趙志紅說的屬實,那個孩子的确是冤死的。”德高望重的教授宣布結果後,用手捂住臉,為18歲的枉死少年惋惜。

2005年11月23日,湯計将所了解的相關情況寫成第一篇内參——《内蒙古一死刑犯父母呼籲警方盡快澄清十年前冤案》,将其發到新華社總社。

内參一到,黨中央等上司對此案頗為重視。2006年3月,内蒙古自治區黨委政法委開始複查這起冤案。

此時,湯計仍不敢停下查證的步伐。他又将當年《呼和浩特晚報》上關于此案的那片通訊反複研讀。發現此通訊破綻百出,許多地方不清不楚,通篇溢滿了對辦案人員的贊美。

1996年呼市少年被槍決,死後9年才知判錯人,父母走上艱辛伸冤路

更令湯計倒吸一口涼氣的是,裡面有個老熟人的名字——張鐵強。

1989年,湯計為了采訪一個吸毒案件,第一次與張鐵強碰面。當時,張鐵強正在提審一個瘦弱無力的女吸毒者,他野蠻殘暴的手段讓湯計大吃一驚,由于畫面過于殘忍,他匆匆結束采訪,不歡而去。

“那孩子冤死,生前恐怕也糟了不少罪呀。”

2006年11月28日,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趙志紅案進行了不公開審理。然而,庭審卻被趙志紅的提問給打斷,因為“4·9”命案被“大意”地漏掉了。

趙志紅說:“我殺了10個人,你們怎麼說我殺了9個?少訴了1條人命啊!”

多一條還是少一條人命,對死刑犯趙志紅來說,似乎沒有影響,但這關乎另一個無辜者的清白。

“如果趙志紅死了,呼格吉勒圖一案将死無對證。”庭上旁聽的重審專案組人員當即将這個情況告知湯計。

1996年呼市少年被槍決,死後9年才知判錯人,父母走上艱辛伸冤路

就在這個千鈞一發的時刻,湯計迅速發出第二篇内參——《呼市“系列殺人案”尚有一起命案未起訴讓人質疑》。

第二篇内參裡寫有大量有關冤情的确鑿證據,是以,最高人民法院下達訓示——趙志紅案一審暫時休庭。

七天後,一個正義的警察悄悄來到湯計辦公室,交給他一個秘密武器——趙志紅親手寫的“償命申請書”的影印件。

信中趙志紅表示自己不想死的有遺憾,“還死者以公道!還冤者以清白!”

那名警察告訴湯計,他之是以偷偷影印這封信,是因為他怕在這種情況下,這封申請書還沒到上司手裡就已經被别有居心的人銷毀。

事實證明,他的擔心不是多餘的。申請書的原件後來真的“丢”了。

好在,湯計拿到影印件後,立刻将這封申請書原文附上,加上标題,向新華社總社發出第三篇内參。

發出去的下一秒,湯計還擔心稿子可能會受阻,然而,令他欣喜的是,這篇内參所及之處,一路綠燈。

就這樣,趙志紅作為呼格吉勒圖冤案的關鍵證人,引起了中央、最高法、最高檢上司的關注,他被保下來了。

“呼格案”也從内部機密變成公開話題,當時,國人皆知“呼格案”,網絡熱議“呼格案”,媒體窮究“呼格案”。

1996年呼市少年被槍決,死後9年才知判錯人,父母走上艱辛伸冤路

“每天接不完的電話,網上也有支援者。”尚愛雲每天接電話接到嘴巴都說幹了,但她很欣慰,因為來電者大多都在給他們加油打氣。

為了讓這把火燒得更旺,湯計又趁勝追擊,寫了有關此案的上下篇,形成大内參,進一步擴大此案的影響力,讓此案引起全國的關注。

2007年11月28日,在相關人士那裡獲得支援後,湯計又發出了第五篇内參,再次引起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視。

不久,最高法派人調閱了“呼格案”的卷宗。在上級和輿論的重重壓力下,内蒙古高院宣稱“正在内部複查”。

就在李三仁夫婦倆眼巴巴地盼着重審之時,重審卻一拖再拖,遲遲沒有啟動。甚至拖着拖着,案件進入了長達三年的冰凍期。

“上訪,他們不動,我們催他們動。”于是,李三仁和尚愛雲開始奔走于各級法院、檢察院等部門,不斷上訪。

多次上訪多次被拒,就算被接待,也隻能得到含糊不清的答複:“你們回去等着吧,我們正在加班加點的調查呢。”

1996年呼市少年被槍決,死後9年才知判錯人,父母走上艱辛伸冤路

尚愛雲不了解,為何趙志紅犯案27起,跨越10年之久,那麼多條人命,兩個月不到的時間就調查清楚了,兒子的案子卻遲遲查不清楚。

“我就等,等正義的官給兒子翻案。不停地上訪、寫信,就那麼堅持着。”

自2009年9月起,由于頻繁上訪,李三仁夫婦倆開始被一些人盯上。

“買菜也跟着,走親戚也跟着……到哪兒都跟着我,有一個人還說我折騰他,折騰的他沒覺睡。”

“我很生氣,我罵他,我就問他是誰折騰誰?”

“我兒子蒙冤,被錯殺了,我現在也沒了人身自由。你們不去查案,反倒24小時監控着我。”

盡管上訪這幾年,尚愛雲和丈夫受了不少氣、吃了不少苦,但他們仍然咬牙堅持。曾經譏諷他們的人,也是以改觀,開始相信呼格吉勒圖是無辜的,這令他們倍感欣慰。

“上訪這條路太難走了,但起碼兒子清白跑出來了。雖然法律沒有給我兒子清白,還給我清白,起碼天底下老百姓知道我兒子是清白的。

1996年呼市少年被槍決,死後9年才知判錯人,父母走上艱辛伸冤路

另一邊,手執“正義之矛”的湯計也同樣被人監視跟蹤。

他和老熟人張鐵強因為此案數次交鋒,一個是舍身取義的無冕之王,一個是重利輕義的弄權小人,兩人明裡暗裡默默較量着。

多年來一直以筆做矛、為百姓伸張正義的湯計對這些伎倆毫不畏懼,他安慰家人:“監視和恐吓沒什麼可怕的,又不是沒有見識過。”

然而,從2008年到2011年,曾積極推進此案重審的有關上司、負責人已經相繼調離;“呼格案”也随着時間的推移,逐漸淡出輿論圈。

無論李三仁夫婦如何頻繁上訪,如何舉着橫幅在自治區兩會會場“大鬧”,法院與他們似乎隔着一道冰牆,牆内的重審程式紋絲不動。

“你們不動,我就發起輿論逼着你們動。”抱着這種想法,湯計再次發出進攻。

上節目、找上司、發報道……所有能起到效果的方法,湯計逐一試了個遍。

功夫不負苦心人,就在冰牆被撬得松動之時,2012年11月8日,黨的十八大召開了,新一屆自治區黨委同意對呼格案進行重新審理。

2014年,内蒙古自治區政法委組織公檢法等多部門商議決定開始啟動針對呼格吉勒圖的法律重審程式。

2004年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區高院宣告呼格吉勒圖無罪,高院的常務副院長趙建平帶隊将案件再審判決書送到李三仁和尚愛雲手中。

李三仁和尚愛雲接過猶如千斤重的判決書,逐字逐句讀出兒子無罪的判決,默默地簽名,按手印。

1996年呼市少年被槍決,死後9年才知判錯人,父母走上艱辛伸冤路

面對喜極而泣的二老,趙建平深鞠一躬,真誠道歉:“絕不能讓呼格吉勒圖這種悲劇再重演。”

他塞給二老3萬元撫慰金,還熱心地告訴李三仁夫婦:“可以向内蒙古高院申請國家賠償。”

2014年12月25日,李三仁和尚愛雲向内蒙古高院提出賠償申請。

12月30日,内蒙古高院依法作出國家賠償決定,決定支付李三仁、尚愛雲國家賠償金共計2059621.40元。該決定已于12月31日送達。

2015年2月3日,呼格吉勒圖父母領取到國家賠償金205萬餘元,他們說:“先給兒子(呼格吉勒圖小名)買個新墓地。”

圍觀的人群中,站着身着大紅色沖鋒衣的湯計,他雙手合十,感恩正義的到來,慶祝法律的勝利,“孩子你可以安息了。”

1996年呼市少年被槍決,死後9年才知判錯人,父母走上艱辛伸冤路

因為真兇遲遲出現,呼格吉勒圖冤案的真相沉寂十年,尚在情理之中;然而,冤情大白之時,卻愣是一拖再拖,拖了九年。

有人說“遲來的正義也是正義”,但遲來的正義無法讓逝者複生。

因為生命耗不起,公義等不起,世道人心也傷不起。

惟願再也沒有下一個“呼格吉勒圖”。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