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國政壇上，曾有過吳蔡張李“四大元老”的說法。吳即吳稚晖，蔡即蔡元培，張即張靜江，李即李石曾。
蔡元培，字鶴卿，浙江山陰人。1868年1月出生，1890年中進士，後進翰林院授編修。戊戌變法失敗後棄官回鄉從事新式教育，1916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
蔡元培曾于1924年1月當選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候補委員，并曾連任國民黨中監委，出任過監察院院長、代理司法部長等職務。
國民黨一向把蔡元培列為1927年4月2日國民黨中監委緊急會議的出席人，并稱蔡元培是聯合呼籲蔣介石“清黨”的四大元老之一。
但事實是蔡元培和張靜江兩人并未出席這個會議。恰恰相反，當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蔡元培立即成為國民黨元老中阻止屠殺者和奮力營救者，曾先後保釋陸漢章、史良、鄭觀松、徐昌期等人出獄，并在自己的權力範圍内，絕對禁止亂捕濫殺，進而赢得了共産黨人和進步力量的尊重。
1928年8月，蔡元培堅決辭去監察院長、代理司法部長等職務，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并離開南京，定居上海。在該院工作期間，蔡元培接納了大批純正和有進步作為的專家學者，其中包括許多共産黨員。
為了借助蔡元培的崇高聲望，蔣介石在蔣桂沖突激化時，請出他和吳稚晖，張靜江，李石曾四人擔當李濟深去南京調停的保證人，但又背信棄義将李扣押在湯山。
李濟深回憶道：“當時四位保證人和蔣介石争得很厲害。有人說，他們四個人是和蔣介石勾結起來的，我想不會，蔡元培是個好人，他是不會這樣的。”據黃紹竑回憶：蔡在蔣扣押李濟深後大為後悔，我推測他是被另外三個老頭生拉活扯才勉強跟着走的。
事實上，蔡元培從三十年代初起已和另外三人在政治上沒有了共同語言。在白色恐怖的氛圍中，他堅定地為正義進步事業奮鬥。他從淞滬警備司令部裡将羅隆基等保釋出獄，他聯合知名人士緻電何健，努力營救楊開慧；又受魯迅之托，将以“組織共産黨”罪名被關押的許欽文從軍隊監獄裡救出。
1932年夏天，蔡元培和宋慶齡、楊杏佛等開始籌備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并為被捕的牛蘭夫婦及陳獨秀多方組織營救。12月17日，同盟正式成立，宋慶齡被推為總會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楊杏佛任總幹事。
同盟的主要工作，就是營救被國民黨關押的政治犯，除了繼續營救牛蘭夫婦、陳獨秀外，還營救過在北平被捕的候外廬、馬哲民等進步教授及學生，營救過在上海被捕的廖承志、羅登賢、陳赓、陳藻英、餘文化、丁玲、潘梓年等人。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正義事業，激起南京當局的恐慌。1933年6月18日，特務奉命暗殺了同盟總幹事楊杏佛，意在向宋慶齡、蔡元培等人提出警告。
蔡元培聞訊恸哭而毫無畏懼，親自為楊杏佛主辦一切喪事，又先後為營救李少石、瞿秋白等共産黨人出力。
對于遭受反動文化圍剿的魯迅先生，蔡元培更是關懷備至。四一二後，魯迅從廣州流亡到上海，蔡元培聘其為大學院特約著作員，使他有固定的生活收入，之後又邀請他一起參加同盟的工作。
1936年10月，魯迅病逝，蔡元培和宋慶齡等頂住南京當局的高壓，組織治喪委員會，主持喪葬。在聲勢浩大的出殡儀式上，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親自為魯迅執绋，又在墓地緻悼詞。随後，作為魯迅紀念委員會主席，他對《魯迅全集》的出版作了重要貢獻。
郭沫若說：“影響到魯迅生活頗深的人應該推數到蔡元培先生吧。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義者，對于中國文化教育界的貢獻十分宏大，而他對魯迅先生始終是刮目相看的。魯迅的進教育部乃至進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魯迅的病殁，蔡先生是盡了他沒世不渝的友誼的。”
名義上依舊擔任國民黨中監委的蔡元培，也緻力于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中國的傳播。1933年3月14日，馬克思逝世50周年之際，他和陶行知、李公仆、陳望道、葉恭綽等100多人發起紀念會，公開發表了《緣起》。這一天，以紀念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為宗旨的科學社會主義講座在上海青年會開幕，蔡元培主講了第一講，題為《科學的社會主義概論》。
“八一三事變”後，上海淪陷，蔡元培攜全家出走，欲轉到香港去重慶參加抗戰，因病情加重，不得不留在香港診治，後來又轉居九龍靜養。第二年春天，保衛中國大同盟和香港國防醫藥籌赈會在太平山下花園道旁的聖約翰大教堂舉辦美術展覽會，蔡元培帶病出席，為展覽會緻開幕辭，呼籲人人在全民抗戰中擔戴任務。
1939年，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成立後，他被推為名譽主席。這年五月，長女蔡威廉的去世讓他悲痛欲絕，到年底蔡元培已卧床難起，他仍特地用《滿江紅》詞牌為該會撰寫了一首會歌。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享年72歲。
在生命的最後十年，蔡元培幹了很多事，除了專注學術，他為勸阻南京國民黨當局濫殺行為，曾專門撰文勸告國民黨當局繼承孫中山的高尚人格，以德服人，停止濫殺。
他營救了許多愛國民主人士和共産黨員，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積極開展抗日愛國運動。此外，蔡元培還與厲麟似等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創始成員聯合全國各大高校校長、教授聯合發表長篇聲明，揭露日軍蓄意毀滅中國教育機關的罪惡暴行，并組織救亡協會下設的國際宣傳委員會擴大對外宣傳，争取世界各國人民的支援。
蔡元培先生舉殡之日，香港的許多學校和商店都降半旗，自發前來的群眾多達5000餘人，這在被英國殖民當局統治了一百年的香港，是極其罕見的。
全國各地和香港群眾對蔡元培先生的公祭活動，成了中華民族誓抗頑日之示威。
蔡元培先生最後被安葬在香港仔山巅華人公墓，年年清明，前往祭掃者絡繹不絕。
在生命的最後十年，蔡元培和蔣介石愈行愈遠，堅定地追求進步思想和正義事業，是以為蔣所不容，被他認為是“罪人”。蔣介石在日記中評價蔡元培：惟其在教育上與本黨主義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見者，但有罪過而已。
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蔡元培先生去世的噩耗傳至内地，舉國同悼。
毛澤東在唁電中贊其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
周恩來在延安各界舉行的追悼會上撰寫挽聯：從排滿到抗日戰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1982年10月5日，蔡元培銅像落成儀式在北大未名湖畔舉行。
1992年1月21日，中國科學院南京分院為蔡元培先生矗立了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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