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初，有一起震驚全國的文字獄案——“蘇報案”。以章太炎、鄒容為首的革命志士，圍繞“蘇報案”所進行的鬥争，在中國近代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1903年6月29日，上海蘇報館内闖入幾名工部局警探，持票指名拘捕章炳麟、鄒容、陳範等。章炳麟恰不在。次日，章炳麟在“愛國學社”，警探又指名查問，章炳麟坦答道：“餘人具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遂慷慨就捕。鄒容認為自己義無可逃，亦于次日自動到案。不久，《蘇報》遭查封。以章炳麟、鄒容為“主犯”的“蘇報案”震動了全國，這是清末最重大的一次文字獄案。章炳麟被列為此案之首。
章炳麟，字枚叔，因慕顧炎武為人，号太炎；浙江餘杭人。他早年曾從讀于著名學者俞樾，甲午戰敗，有感于民族危亡，
出而參加強學會，辦《時務報》，鼓吹變法。
後看到“瓜分之形，噭如泰山”，曾于
1898年2月上書李鴻章，稍後又依張之洞
幫辦《正學報》，幻想靠他們來改變現狀。
但是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之後，章
太炎和當時許多進步人士一樣對清政府完
全絕望，開始了他一生中的重大轉變，走
上了旨在推翻滿清政府的革命道路，不僅
在國内抨擊改良派，而且東渡日本，與孫中山共商革命大計。
1902年之際，國内學潮發展迅速。這年春天，章太炎與蔡元培等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教育會，借教育進行革命宣傳活動，并接連發起支援留日學生的愛國鬥争，支援南洋公學的進步學潮，并由蔡元培主其事，章太炎等為教員，組織“愛國學社”，接受退學學生。同時學社諸人還公開發起張園演說會，并且在《蘇報》上接連發表激烈文字，公開進行革命的排滿宣傳。
《蘇報》原先是一個日人報紙，1900年由湖南人陳範接辦。陳範原為江西鉛山知縣，因教案罷職，其兄又為戊戌變法事入獄，是以由保皇進而傾向革命。1902年學潮高漲，《蘇報》即積極報導學潮事件，以文字激烈而引人注目。“愛國學社”成立後，《蘇報》實際成了“愛國學社”的言論機關報。特别是章行嚴任主筆後，《蘇報》在短時期内即連續發表了許多措詞尖銳的革命論文，如“論中國當道者皆革命黨”、“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系”、“讀革命軍”、“革命軍序”、“客民篇”、“讀‘嚴拿留學生密谕’有憤”、“賀滿洲人”、“殺人主義”等等，文鋒犀利，旗幟鮮明，其中章太炎和鄒容的文章尤為清朝統治者所切齒。
章太炎“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系”一文原為“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的一部分，《蘇報》選錄後改題發表，其中有“載湉小醜，未辨菽麥”，“載湉者，固長素之私友而漢族之公仇也。況滿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等，章太炎的這種斥光緒為小醜，比親貴為賊徒的
議論在《蘇報》發表後，“舉國上下無不震動”，清政府恨之入骨。上至朝廷、外務部，下至地方督撫、道台，衆口一詞，咬定章炳麟、鄒是犯了“直書廟諱，勸動天下造反”的大罪，一定要将其“奉旨拿辦”“名正典刑”。就在這篇文章發表後的次日，章太炎即被捕入獄。
章太炎、鄒容等被捕後，清政府曾多方活動，要求引渡，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但帝國主義列強為維護他們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堅持要在租界審理。清政府當然不甘罷休，除在京滬兩地與列強執着交涉外，上海海關道袁樹勳還派兵五百，易服潛伏于新衙門後妄圖劫走章、鄒，但因英捕防範甚嚴而未能得逞。
1903年7月15日，上海租界會審公廨額外公堂對章、鄒等開審，清政府自甘下賤，居然充當原告，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對清政府的否定與諷刺。正如章太炎在獄中所寫的那樣：“噫嘻！彼自稱為中國政府，以中國政府控告罪人，不在他國法院，而在己所管轄最小之新衙門，真千古笑柄矣。”
章太炎于蘇報案，本來可逃而不逃，故意就捕，以示風節，是想以此來振奮民心，“進而收得風起雲湧，促成革命之效”，當然不會不高度蔑視對他們的所謂審判。初審開始時，承審員孫建臣等以為章太炎為知名之士，一定有功名在身，于是問他“得自何科”？章太炎對鄒容微微一笑後答道：“我本滿天飛，何窠之有？”故意将科名說成鳥窠，以示嘲諷，孫建臣等反而無言以對。清政府委托律師古柏代為申訴案由，其中涉及章太炎的罪名是“诋毀今上聖諱，呼為‘小醜’，立心犯上，罪無可逭。”此外還與鄒容同被指控為“大逆不道，謀為不軌”等等。對此章太炎答以“我隻知清帝為滿人，不知所謂聖諱”，并将“小醜”兩字解之為“類”或“小孩子”。額外公堂對此亦無可奈何。隻好将他們重行押回捕房。章太炎在路上看見“觀者填咽”，即吟誦“風吹枷鎖滿城香，街市争看員外郎”的詩句，抒發自己帶鐐長街行的感懷，由此我們可以想見當時他那傲岸不屈的風姿。
章太炎在被捕後并未放下戰鬥的武器。當他在獄中讀到《新聞報》刊有誣蔑革命的文章時，即作書痛駁，公然聲稱自己十六、七歲時“仇滿之念固已勃然在胸”，認定對滿清政府隻能進行革命，“逆胡膻虜，非我族類”，“不能變法當革，能變法亦當革，不能救民當革，能救民亦當革”。并且毫不隐諱地指出“蘇報案”是“逆胡挑釁”、“盜憎主人”，自己入獄并非個人之不幸，而是“滿洲政府與漢種四萬萬人構成此大訟”，慨然自稱“吾輩數人則漢種四萬萬人之代表”，是以“相延入獄，志在流血”，“上可以質皇天後土，下可以對四萬萬人”。他輕蔑地稱“新聞報”記者為“斥鷃井蛙”，并充滿信心地寫道：“天命方新，來不複遠，請看五十年後，銅像巍巍立于雲表者，為我為爾，坐以待之，無多聒聒可也。”
章太炎這篇詞氣激揚、光芒四射的戰鬥文章，充滿了一個革命家的無限信心與勇氣，正如時人所稱贊的那樣，“觀章炳麟獄中答新聞報之書，處蒙難之際，絕無怨心，而勁直之氣，絕不改其初操”，當然要引起清政府當局更大的仇視與恐慌。這篇文章在《蘇報》發表後的第二天，《蘇報》即被查封。
章太炎與鄒容被捕後，同囚于捕房，久延未決。為了鼓勵鄒容堅持鬥争，章太炎曾贈之以至今仍脍炙人口的詩篇：
“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剪刀除辮，幹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隻兩頭。”
鄒容本善于雕刻摹篆，似乎不善作詩，但在章太炎慫恿下也寫了題為“塗山”的絕句：
“蒼崖墜石連雲走，藥叉帶荔修羅吼。辛壬癸甲今何有，且向東門牽黃狗。”
章太炎見詩驚歎，稱其“奇谲似盧仝、李賀，以為天才”，但認為其自比李斯之思上蔡，“言亦為泰過”，于是又戲和一絕：
“頭如蓬葆猶遭購，足有旋輪未善馳。天為老夫留後勁，吾家小弟始能詩。”
章太炎身陷圖圓而心系風雲，他仍然密切注視着當時的革命鬥争。1903年7月19日沈荩在京被捕，31日被杖死于宛平。章太炎聞訊震恸，8月4日有“獄中聞沈禹希見殺”詩：
“不見沈生久，江湖知隐淪。蕭蕭悲壯士，今在易京門。螭鬽羞争焰，文章總斷魂。中陰當待我，南北幾新墳！”接着又撰“祭沈禹希文”和“沈荩序”。詩文皆精粹，痛悼烈士而激勵來者，甯死不屈之志溢于言表，至今讀來仍使人感奮。
“蘇報案”長期不決，引起輿論界幾乎一緻的抨擊，清政府心勞日拙，既不能達到引渡的目的，也無法将章、鄒處以死刑。但他們仍不甘心，訓示上海當局要将章、鄒“永遠監禁”，于是，1903年12月24日額外公堂判章炳麟、鄒容為“永遠監禁之罪”，但章、鄒等人及其律師據理反駁，提出此案罪狀不清，原告不明，理應登出；另外上海各領事意見不一，在京各公使也衆說紛壇，加以輿論界又不斷施加壓力，清政府最後不得不作出讓步，1904年5月21日，額外公堂又“當庭改判為章炳麟監禁三年，鄒容兩年，自上年到案之日起算，期滿逐出租界。”
獄決之後，從捕房移入西牢，章太炎見到獄卒以非人的方式虐待“犯人”，估計自己三年之獄被虐待必死無疑，考慮到與其被“虐死”，不如“早自為計”，這樣鄒容也許因外界輿論的壓力能少受虐待而活下來。困難的是獄中“刀索金環毒藥諸物既被禁絕”，是以唯有絕食一途。他與鄒容決心以宋末抗元的謝枋得、明末抗清的劉宗周為榜樣，用絕食來表示誓死推翻滿清政府的決心，于是，兩人共作絕命詞三首：
其一、“擊石何須博浪椎（鄒）,群兒甘自作湘壘，要離祠墓今何在（章）,願借先生土一坯（鄒）。
其二、“平生禦寇禦風志（鄒）,近死之心不複陽（章）。願力能生千猛士（鄒）,補牢未必恨亡羊（章）。
其三、“句東前輩張玄著，天蓋遺民呂晦公。兵解神仙儒發冢，我來地水火風空（章）。”
章太炎絕食後，竟然七日不死，從第五日開始大吐血，同獄難友告以有吸食鴉片者絕食四十餘日不死，七日不過其六分之一，是以都力勸其複食。章太炎雖然複食了，但他對獄卒的虐待卻決不逆來順受。每被虐待，“或以拳拟之，或奪其椎”，總是盡力反抗，是以不止一次被打倒在地。當時有一種刑法名為“軟梏”，用帆布為梏，反縛雙手，加以木楔，這種刑法隻需一小時即可使受刑者痛苦萬狀，“雖巨盜弗能勝，号呼宛轉，聲徹全獄”，章太炎曾三次遭受這種酷刑。直到鄒容死于獄中後，中外輿論大嘩，獄方才不得不改善章太炎的待遇，被派去給犯人秤飯。章太炎于1906年6月29日刑滿出獄。蔡元培等十人在工部局門前鼓掌歡迎，旋即東渡日本，孫中山派人來迎其主持《民報》，并于7月15日在東京召開盛況空前的歡迎大會。從此，章炎又開始了新的革命曆程。
正如偉大的魯迅後來所評論的那樣，章太炎一生“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蘇報案”是章太炎一生中的光輝一頁；當時就有人評論說：“蘇報之被封，黨人之被逮，實我同胞之一大機關也。”章太炎和鄒容等革命志士圍繞“蘇報案”進行的鬥争，極大地促進了廣大愛國志士的覺醒，暴露了清政府的兇殘無恥，無疑是辛亥革命過程中彪炳史冊的重要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