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百年家國：唐家故事》，[加] 何倩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新民說，2021年9月版，404頁，88.00元
《長輩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熊景明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年8月版，404頁
多年前讀劉小磊主編的《曆史的反光鏡》（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十七篇文史随筆折射出二十世紀中國曆史的風起雲湧，對這個書名是以記憶很深。近日讀了兩部剛出版的家族故事，熊景明《長輩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年）和何倩《百年家國：唐家故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9 月），馬上想起了“曆史的反光鏡”這個說法，深感二十世紀中國人的家族曆史、個人故事就是無數面可以折射出曆史真相的反光鏡。或者用台灣作家楊照的話來說，他的《一百年的漂泊：台灣的故事》（三聯書店，2016年）是“台灣史的側顔”，那麼“曆史的反光鏡”就是要把那些被“正顔”過多遮蔽了的“側顔”展示出來。
熊景明老師之前寫過一本《家在雲之南：憶雙親，記往事》（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那是憑着記憶寫自己認識的親人。現在這一本《長輩的故事》則是更多是根據資料、做考證研究寫她的曾祖父、祖父、外公、幹爹等人。“作者既不凄絕，也沒有憤恨，而是冷靜、客觀、輕描淡寫地勾畫了苦難中的歡笑、絕望中的希望，還有家族和親友的大小故事、新舊曆史，錯綜交織成中華民族上世紀的一幅縮影。”（陳方正，見該書封底）“這部家族記憶史，透過人物的命運沉浮，展現了西南邊陲城市昆明自民國至共和國近百年間的政治風雲和新舊沖突，時代風暴對一個大家庭的深刻影響。細膩地描繪了在時代巨變的潮流中，一群人仍恪守傳統美德，堅守人性的美好信念，以至情至性彼此溫暖、造福社會。”（見該書封底）
故事還是從她父母親開始講述，但是整個家族的靈魂人物是她的曾祖父熊廷權，她是清末民初的一位曾在四川、雲南任職的地方官，《雲南通志續編》有關于他的記載：光緒癸巳（1893）舉人，戊戌（1898）進士，先後在四川、雲南任官職，“有才能，通治術，洞悉邊要，由牧令晉至府道，以循良稱。晚年主講省會明倫學社，以詩古文，提倡後進”。（見熊景明《長輩的故事》，285-286頁）熊廷權無疑是整個家族的靈魂人物，陳方正在序言中對其一生概括是“不但進西藏協同平定叛亂，在騰沖和英國人折沖樽俎，更傾力于子女教育，送他們多人出國留學，培養出其後兩代十數位在雲南地方和國共兩黨任職的才俊。這無疑是在戊戌變法和五四運動之間，一位偏遠省份的士大夫如何轉型為現代知識分子之最佳寫照”。是以，正如王鼎鈞說的，“隻有大家庭的背景，才産生這樣的故事。平靜叙述，沒有怨尤；寫傳統與革命的沖突，舉重若輕；寫母親多詩筆，寫父親多史筆”。（見封底）
何倩的《百年家國：唐家故事》根據前輩日記、口述、手稿、族譜、地方志等史料以及學界研究著述（詳見述書後“參考文獻”），系統整理和講述了她的母親家族——廣西桂林灌陽縣唐家的故事，“中法戰争—甲午風雲—抗戰烽火—教育報國”是這一家族傳奇故事的主線。個人與家族的命運在曆史漩渦中跌宕起伏，由于人物衆多、曆史情景的變化轉換豐富，在寫作結構上全書分四部、九十多章。為幫助讀者閱讀，“編輯推薦”這樣概括了全書主要内容：唐景崧中法戰争請纓作戰，甲午保台孤臣泣血，内渡回桂湘江奇遇；唐鏡澄随唐景崧抗法、保台，秘密掌管江湖武裝，涉入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事件；唐超寰随李明瑞北伐，率部參加南甯保衛戰，1949年助力南甯解放；唐現之師承陶行知，為廣西教育界“八怪”之一，籌辦廣西師範大學前身；唐肇華為李四光、餘青松、丁緒寶愛徒，夫妻攜手抗戰，終身執教育才；唐榮珍随夫奔赴抗戰前線，親曆台兒莊大捷……。（見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5623188/）這的确是一部涉入中國近現代衆多曆史事件的家族故事，作者自述通過“這次深入發掘，撰寫家史，才算是真正了解了我的家族。真正的家國情懷，從越南到台灣，從中法戰争、甲午戰争，到抗日戰争，一代又一代的熱血、勇敢、精忠報國”。（151頁）讀完全書可以明顯感受到，整部書字裡行間最突出的叙事話語就是一種強烈的、熱情洋溢的愛國主義精神。書前的主要人物表介紹了主要先輩的履歷和與作者的關系，對讀者也很有幫助：唐景崧是作者的外高族祖，清代同治四年（1865）進士、翰林，甲午時期的署理台灣巡撫；唐肇華是作者的外祖父，新中國成立後廣西大學實體系副教授、廣西師範大學副校長；唐現之是作者的大外公，唐肇華的嫡親堂兄，廣西著名教育家；唐鏡澄是唐現之和唐肇華的祖父，光緒年間的台灣台中厘金局總辦、安平稅關局長，曾協助唐景崧在越南戰場抗法、在台灣抗日保台。
在時代風雲中的長輩故事是時代縮影，許多曆史記憶在今天聽起來既是驚心動魄，以曆史的後見之明來思考更是發人深省。所謂見微知著，曆史的細節往往不僅是呈現了微觀的真實性，而且時常更能真實地反映出宏觀曆史的本質屬性。放在曆史的巨大漩渦中，個人命運的偶然性其實常常是必然的。還有就是所謂“小曆史”與“大曆史”的問題，前者可以了解為個人的經曆、地方性的社會景觀和日常生活的常态變遷，也就是“局部的”曆史；後者則是全局性的曆史，國家的治亂興衰、改朝換代，重大的典章制度、事件和人物。從曆史叙事的角度來看可以說得更直白，前者是“民史”，後者是“國史”，而首先不是人們常說的微觀史與宏觀史的差別，也不是人們喜歡使用的“小傳統”與“大傳統”的差別。當年梁啟超說舊的二十四史“隻能謂之廿四家譜”，也就是說在舊史學中所謂的朝代史、國史其實隻是皇帝奪權、統治天下的“家譜”。陳黻宸和鄧實更是大力提倡寫“民史”，甚至要探讨“民史”與“民權”的關系。（參見趙世瑜《小曆史與大曆史》，三聯書店，2006年，第6-7頁）那麼，應該說民史、家史不是“小曆史”，正如雲南大學曆史系教授林超民在給熊景明寫的序言中說的，家族的小故事所反映的就是民族的大曆史；他還提醒讀者要警惕“統治者會利用權力刻意湮沒、歪曲、鏟除曆史的記憶”。
談到“家史”，想起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曾有過大講“家史”的群衆性運動，那是作為在全國各地廣泛開展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三史”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所謂“三史”指的是家史、村史和社史，其核心目的是進行階級鬥争教育。在編寫“家史”的過程中，經常請“三老”(老貧農、老幹部、老黨員）給青年們講“三史”。“家譜”的概念也被廣泛使用，“大讀紅色家譜，提高階級覺悟、鼓舞革命鬥志”“續紅色家譜、傳革命精神”的口号成為各種出版物和宣傳畫的題目。例如宣傳畫《續紅色家譜 傳革命精神》（作者：馮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年）以王式廓著名的素描作品《血衣》為背景，主體人物是“續紅色家譜”的老、中、青三代農民形象，以《血衣》所召喚的階級複仇來诠釋要通過續寫“紅色家譜”來傳承的“革命精神”。這種聯想本身當然就是一種曆史記憶，關于“家史”的時代印記，無論對于作者還是讀者都是不應忘記的。
另外，家族故事、家史的撰寫過程與口述史學的研究方法關系極為密切，毋庸贅言，但是要警惕的是由于叙述的主角是家族親人，容易産生隐惡與溢美問題。或者不是隐惡或溢美，而是從叙述者到寫作者在無形中都受到各種人格共性模式的影響，就如遊鑒明研究員所指出的，許多受訪人對前輩的記憶、描述來自雷同的模式，從刻苦勤儉、知書達理、寬厚善良、治家嚴謹、樂善好施、排難解紛到讀書報國、精忠報國，在新舊交替時代銳意進取、求新求變、倡言平等，所有這些叙述都有可能是在傳統架構、時代價值觀念、社會期待、受訪人與被塑造者的實際相處乃至采訪人的誘導中受到影響和指引。（參見遊鑒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口述史料中的性别形象》，載定宜莊等主編《口述史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還有就是類似家族故事這樣寫作體裁的屬性問題。1976年出版的美國黑人作家阿曆克斯·哈利（Alex Haley）的家族史小說《根：一個美國家庭的曆史》（Roots :The Saga of an American Family）引起轟動，作者根據外祖母的家族故事叙述和多年的考證研究，追溯祖先昆塔·肯特如何從非洲西海岸被擄掠到北美當奴隸，以及其子孫在美國奴隸制下的生活曆程。但是關于這部作品的基本屬性究竟是曆史還是文學卻有不同意見。在圖書宣傳中它被列為“非小說類暢銷書”，1977年4月作為“非虛構的曆史作品”獲美國國家書籍獎金委員會曆史特等獎，有些評論也以曆史著作的學術要求對其提出批評；另一方面，從讀者回報來看更多是把它作為文學作品來閱讀，認為是一部融合了家族故事的曆史題材小說，不少評論家也把它歸入美國黑人文學。或許這也反映了學者與一般讀者的閱讀偏向，而我更願意讀到的是有嚴謹考證作為基礎的感性叙事。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認為“家庭記憶中的曆史”就是一條通向“世界曆史的私人通道”，“它使得家庭小說成為一種打破虛構文學和紀實史料之間明确界限的混合文學類型。……‘家庭小說’的重要結構特征是對互動存在的個人、家庭曆史和民族/國家曆史的承認，而這一點同樣也是其認知政策和情感狀态的基礎”。（阿萊達·阿斯曼《記憶中的曆史：從個人經曆到公共示範》，袁斯喬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54頁）他最後的結論是：“對回憶的處理是一項跨越幾代人的重大曆史工程，其重要意義不僅在于這是一項儲存痕迹和再想象的曆史任務，它還将家庭史轉換成了一種文學形式，即一部續寫、重寫的家庭史并且借此歸還未來的小說。對過往的回憶和想象正是通過這樣的方式介入未來和下一代人的生活。最後一點需要認識到的是，人是曆史的一部分，而曆史卻可以由人以不同的方式繼續講述。”（同上，74頁）我認為最後一句話已經講得很清楚了，那無數面的曆史反光鏡可以用不同的叙事方式來鑄造。
回到眼前的這兩部家族故事，它們叙事内容有一個明顯的共同特征是中國近現代史的邊地區域性，正是區域史研究的很好史料，也是我在閱讀中最感興趣的曆史的“側顔”。
民國初年唐繼堯主政雲南，推行縣自治，創辦自治講習所、組織編寫《雲南全省地方自治所講義》，其中第三種《雲南全省暫行縣制釋義》由熊景明的祖父熊光琦撰寫。他在“序言”中寫道：“縣制之精神，在融官治、自治為一氣；其所規定，純重民治主義。”“夫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制之應分立；财政之應分别，國家統一經理，稍有政治常識者之所知也。”是以，必須直接選舉縣長：“共和國家，主權在民，本省此次改革縣制，主旨專在擴張民權。本制已處處予人民以參與縣政之實權，以期達到全民政治之希望，則一縣之行政長官，自應統由縣民直接選舉，固不僅縣長然也。縣長民選，其在今日，實已成為天經地義而無待考慮者矣。”（《長輩的故事》，315頁）對于民間組織，強調自治團體自有其人格，即以自己的生存活動為目的，“自有其意思，自有其事務，雖對于國家随時履行義務，而終以保自己的生存活動為目的”。關于縣财政，則認為“須先明國家稅與地方稅之分。夫國家經濟與地方經濟，同為國民經濟，緣不論何項稅收，直接、間接取之民之脂膏”。雖然是紙上“釋義”，但是這位年輕人并非不知現實中舊政制之弊：“舊制萃行政、司法、财政于縣知事之一身”，其餘人員類皆以胥吏充之，而縣議參兩會皆形同虛設，“若夫憑借司法權、征收權勾結士紳，蠅營狗苟，枉法貪贓以魚肉吾民者，則比比皆是，事實具在，何難稽證。而猶有曲為掩護，力争此官僚式、書辦式之舊制為善者，不佞誠不解其所目之安在也”。（316頁）已經說得太明白了。熊景明說，“消滅帝制建立共和的激情，激勵這位雄心勃勃的年輕官員推行縣自治運動，相當于挑戰整個官僚體系，僅靠改革者良好的願望和努力，幾無成功的希望。自治後面的理論基礎‘民權’，颠覆了數千年制度穩定的根基‘皇權’。近百年後的今天，也未曾深入人心。”（317頁）值得注意的是，熊光琦當時的政治身份是中共黨員。熊景明認為，祖父這位共産黨員被委以重任，編撰省政府縣自治運動的重頭檔案，或許表示當時國共在人才與人事上的合作，或許雲南的土皇帝不将黨派鬥争當回事。（同上）
關于唐繼堯與雲南自治運動的關系，也有曆史學家提出不同看法，認為雲南自辛亥革命以後，事實上就一直處于與中央政府隔絕的半獨立狀态，民國九年以後唐繼堯在雲南宣布了廢督和自治，其性質是屬于以軍閥自保為目的的割據運動，而不是像其他省份是以民間人士反對軍閥、标榜民治為目的的自治運動。（參見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228頁）若以此而觀之，熊光琦撰寫的這份《雲南全省暫行縣制釋義》則更有其珍貴的價值與意義。
熊光琦在曆史上留下的另一份重要文獻是考察報告及施政建議——《開發瀾滄全部與鞏固西南國防之兩步計劃》，收入1933年龍雲主編的雲南叢書之《雲南邊地研究》。1930年熊光琦到瘴疠之地的瀾滄縣任縣長，上任後以半年時間“周咨博訪，切實考慮”，然後制訂了這份分兩步走的改革方案：第一步是建設縣城及周邊區域，修路、辦教育、墾荒地、土司地位變通自治；第二步歸化土著，變通官制，分區墾殖，統一财政，減輕邊民負擔。對此兩步計劃，有詳細的說明、實施方案及時間表。“總而言之，欲謀瀾滄全部發展，以鞏固西南國防、邊防，舍此兩步辦法，實無其他再勝良策。就琦理想，倘能将此整個計劃，見諸實施，預計民國二十一年可将全縣戶口調查清楚，警衛辦理完善。再于調查戶口時，更進一步，實行分區編組鄉、鎮、闾、鄰，特别注意普及教育，訓練人民。至二十二年，道路亦已修築成功。二十三年，開墾已畢，此時有六十萬畝之田地升科，應計議二期開墾辦法，即可就此将全縣土地測量完竣。經此數年經營，土司勢力，當漸分化，人民訓練，亦近成熟。更複加緊工作，按照《縣組織法》、《區鄉鎮闾鄰自治法》，積極籌備自治。迨二十四五年，此蠻荒不毛之區，已縮短進化過程，成一完全自治之縣矣。此非光琦全憑理想，誇大其詞，為治之道，因時因地，固有不期然而然者，全在治法與治人為何如耳。惟是凡事以時機之關系為最要，倘時機不熟，或進行中時機又有變化，則茲所計議，即不能預必其結果矣。”（《開發瀾滄全部與鞏固西南國防之兩步計劃》“尾語”，見林文勳主編《民國時期雲南邊疆開發方案彙編》，雲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572-573頁）林文勳在該《彙編》前言中認為熊光琦“曾擔任邊地官員，洞悉邊情，有的放矢”，是以其開發方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借鑒意義”。（同上，11頁）談到“借鑒意義”，當年熊光琦說“明知結果終亦不過徒托空言，無實作之可能……後有同志或能采集部分，見諸實施，則在光琦亦可雲不負此行也”。（同上，550頁）對此熊景明的擔心是，“八十年來，大概沒有一位瀾滄地方官員參考過這份計劃書”。（《長輩的故事》，321頁）
何倩在《百年家國 唐家故事》中講述了“父輩那段孤立無援、悲壯慘烈的抗日保台史”，作者在第二部“甲午—台灣”的開頭引述了胡适寫于九一八事變之後第二天的《題唐景崧先生遺墨》：“南天民主國，回首一傷神。黑虎今何在？黃龍亦已陳。幾枝無用筆，半打有心人。畢竟天難補，滔滔四十春！”陳寅恪讀後自言“不知涕淚之何從也”，作者說因為胡适的父親胡傳（甲午時的台東直隸州知州）與陳寅恪的舅父俞明震（甲午時的台灣布政使），當年都追随景崧公參加了甲午戰争中的抗命保台。（28-29頁）這一開頭就令人動容。可惜的是沒有加上一幅插圖，那面長方形的藍地黃虎旗，“虎首内向，尾高首下”，以示不忘中土、臣服中朝。（圖見戚其章《甲午戰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449頁）看此圖，更可以明白胡适詩中“黑虎今何在？黃龍亦已陳”的意象是如何與“南天民主國，回首一傷神”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1887年5月，唐景崧正式到台任職，成為劉銘傳治台的得力助手。劉銘傳在台期間，固防務、修鐵路、辦企業、興教育，奠定了台灣近代化的基礎。”（31頁）這是準确而概括的表述。有曆史學家把劉銘傳在台灣所實施新政的主要内容概括為八個方面：一，加強防務；二，交通建設；三，工礦；四，商務；五，興市；六，撫墾；七，清賦；八，教育。然後指出“清末台灣的建設是中國當時自強運動的一部分，也有其特色”。所謂特色，指的是大陸的自強運動以創辦軍用工業為先，台灣卻是軍用和民生并重，從一開始就重視民營。結果是台灣在清末經過二十年的經營，出現了全中國最早的自辦電報業和新式郵政、最早營運生産的新式大煤礦、中國的第一條鐵路、第一台電話、第一枚郵票、第一所洋學堂，更出現自己經營并且敢與外國人競争的輪船公司，也出現最初的民族資本企業，“成為19世紀末，全中國自強運動中的先進楷模”。（宋光宇《台灣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97-99頁）詳乎此，亦可見台灣士紳反對割台的根本原因。
甲午海戰以中國失敗告終，1895年4月17日中日兩國在馬關簽訂《中日講和條約》（又稱《中日馬關條約》），遼東半島及台灣全島被割讓給日本。消息在當天傳至台灣，聞者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及四野。唐景崧、丘逢甲等不斷上書朝廷未果，終于決定抗命保台。在全書中，這段“悲壯慘烈的抗日保台史”寫得最為詳實，史料也很珍貴。
最後還是回到我最感興趣的史料問題。熊景明老師說，“閱讀曾祖父、祖父和外公留下的大量文字，是學習近代史的過程。外公對政權交接時普通百姓感受的記載，還有他當時寫給市政府的信件，都是史料。”（作者自序） 在特殊的時代中自然會産生特殊的史料，那就是曆次運動中當事人自己寫的思想檢查、交代曆史問題和認罪書等文字。當熊景明讀到她父親在“文革”中寫的檢查書時感到頗為驚奇：他父親在檢查書中說自己認為……還是要走到修正主義道路，是以鼓勵兒女學好外語，還借來一部英文打字機給他們學打字、買了一部錄音機幫助他們練口語，“我這樣熱心地鼓勵他們學外語，就是我對帝修反抱有幻想，對社會主義懷疑的鐵證”。（71頁）這麼老實坦白，在我們今天看來也是有點不可思議，而這正是這批家史中的史料的珍貴之處。
責任編輯：黃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