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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魯迅逝世前的3年多時間裡,魯迅和巴金有過怎樣的交往

作者:上觀新聞

魯迅和巴金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極為重要的兩位作家。他倆相識并不早,但兩人從初次見面到魯迅逝世前的3年多時間裡,一直互相信任,密切合作。不久前,在“薪傳——魯迅與巴金圖檔展”開幕式上,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巴金研究會副會長陳子善通過介紹魯迅的最後一本散文集《夜記》(未完成)的誕生始末,講述了兩位文學巨匠的深厚友情。

『魯迅對巴金的評價一直很高』

1927年10月3日,魯迅來到上海,并很快做出一個決定——在上海定居。1928年12月初,巴金從法國來到上海,也決定在上海定居。

一開始,魯迅與巴金沒有什麼交集,他們各自忙各自的工作。巴金最早提到魯迅是在1931年3月。開明書店出版了一本翻譯集——愛羅先珂的小說散文集《幸福的船》,這本書是巴金編的,裡面收集了魯迅、夏丏尊等人以及巴金自己翻譯的一些愛羅先珂的作品。在這本書的序言中,巴金寫道:“特别感謝魯迅、丏尊……”

魯迅當時授權了4篇譯文在這本書中發表,是這本書中收錄文章最多的譯者。巴金曾說,魯迅的譯文是直接從日文原稿翻譯的。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巴金與魯迅最初的文字接觸。

後來,我從魯迅的藏書中發現,魯迅當時也收藏着這本《幸福的船》。至于這本書是如何到魯迅手裡的,目前還未有記載。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探讨魯迅與巴金到底見過幾次面。他們其實見面的次數并不多,而且每次見面基本都是在飯店吃飯。魯迅很多重要的文學與出版上的事,都是在飯局上決定的。據可考證的文字記載,魯迅與巴金最早的一次見面是在1933年4月6日。可見,從他們見面到魯迅去世,隻有短短幾年時間。

但是,魯迅對巴金的評價一直很高。魯迅非常欣賞巴金踏踏實實做出版、認認真真寫文章的态度。魯迅後來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寫道:巴金是一個有熱情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魯迅對巴金的評價算是相當高了,而巴金本人對魯迅的支援也非常感激。

正是因為這種欣賞與信任,魯迅晚年出版譯著,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為首選。1935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魯迅譯高爾基著的《俄羅斯的童話》,列為巴金主編的“文化生活叢刊”第三種。同年1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魯迅譯果戈理著的長篇小說《死魂靈》,列為黃源主編的“譯文叢書”第一種。1936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又出版了魯迅的最後一部小說集《故事新編》,列為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第一集第二種。此外,魯迅翻印的《死魂靈一百圖》也委托文化生活出版社發行。凡此種種,都說明了魯迅對巴金和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欣賞與信任。

在魯迅逝世前的3年多時間裡,魯迅和巴金有過怎樣的交往

陳子善教授

『巴金關于《夜記》的回憶』

有一本魯迅的散文集,由巴金提議,魯迅也拟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但因魯迅突然去世,書未及寫成,後由許廣平續編才付梓,那就是而今已鮮為人知的《夜記》。

對于散文集《夜記》,巴金在1956年7月13日所作的《魯迅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中有頗為具體而生動的回憶:

“(《故事新編》出版)幾個月後,我在一個宴會上又向魯迅先生要稿,我說我希望‘文學叢刊’第四集裡有他的一本集子,他很爽快地答應了。過了些時候他就托黃源同志帶了口信來,告訴我集子的名字:散文集《夜記》。不久他就病了,病好以後他陸續寫了些文章。聽說他把《半夏小集》《“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文章放在一邊,已經在作編《夜記》的準備了,可是病和突然的死打斷了他的工作。他在10月17日下午還去通路過日本同志鹿地亘,19日早晨就在寓所内逝世了。收在‘文學叢刊’第四集中的《夜記》還是許景宋(即許廣平)先生在魯迅先生逝世以後替他編成的一個集子。每次我翻看這兩本小書,我就感覺到他對待人的誠懇和熱情,對待工作的認真和負責,我仿佛又看到他那顆無所不包而愛憎分明的仁愛的心。”

巴金的這段話充滿了感情。兩個月後,他在為蘇聯《文學報》所作的《魯迅——紀念魯迅誕生七十五周年》一文中,又特别提到《夜記》:

“又過了幾個月,有一次見到魯迅,我請他再為出版社寫點東西,希望‘文學叢刊’第四集中能有一卷他的作品。他高興地答應了。過了些日子,魯迅托作家黃源轉告我,這一卷題名《夜記》。不久他就病了。康複以後,他一連寫了幾篇。聽說他專心緻志地編《夜記》……”

巴金的這兩段回憶之是以重要,因為它們透露了如下資訊:

第一,《夜記》這個書名是魯迅親自拟定的,而且這是本散文集。

第二,《半夏小集》《“這也是生活”》《死》《女吊》4篇,魯迅特意“放在一邊”,準備編入《夜記》。巴金是“聽說”,聽誰說?正是許廣平。《半夏小集》作于1936年“8月間,也許是9月初”,《“這也是生活”》作于1936年8月23日,《死》作于1936年9月5日,《女吊》作于1936年9月19日—20日,确實都作于魯迅“病好以後”,這4篇也是《夜記》中魯迅親自標明的篇目。

在魯迅逝世前的3年多時間裡,魯迅和巴金有過怎樣的交往

修複後的《夜記》初版封面

『散文集更接近魯迅的原意』

魯迅去世後,《夜記》于1937年4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列為“文學叢刊”第四集第十種。全書按魯迅晚年編集以“編年”為序的慣例,分三輯共13篇,目錄如下:

1934年:《病後雜談》《病後雜談之餘》;1935年:《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題未定”草(一至五)》《陀思妥夫斯基的事》《“題未定”草(六至九)》;1936年:《我要騙人》《〈出關〉的“關”》《半夏小集》《“這也是生活”》《死》《女吊》《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值得注意的是,書末有許廣平在“魯迅先生逝世後三個月又五天”所作的《後記》。她在《後記》中明确表示:

“我查那些遺稿,其中《半夏小集》《“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是去年大病之後寫的,另外放在一處。好像聽他說過,預備做《夜記》的材料,不幸沒有完成。我隻好從一九三四年編好而未出版的《雜文集》裡選兩篇,三五年《雜文二集》裡選四篇,三六年《雜文末編》裡,除《夜記》四篇外,再加四篇,共十四篇。”

許廣平《後記》中寫14篇,實際印出時卻是13篇,有可能最後付印時抽去一篇,誰抽出,抽出了哪一篇,都不清楚。總之,實際付梓的《夜記》系魯迅最初自定的篇目(即《半夏小集》等4篇)和許廣平所增補的9篇雜文合并而成。

作為魯迅的遺孀,許廣平這樣增補,當然自有其理由,但是《夜記》最初的定位應該是一本散文集。不僅在巴金的上述回憶中特别提到,還有一個有力的證據來自馮雪峰的回憶。1937年11月1日,也即《夜記》初版7個月後,馮雪峰為紀念魯迅逝世周年,以“O.V.”為筆名在《宇宙風》第50期發表《魯迅先生計劃而未完成的著作》一文中說到《夜記》:

“魯迅先生病後寫的《“這也是生活”》《死》《女吊》,都是一類文體的詩的散文,他說預備寫它十來篇,成一本書,以償某書店的文債。這計劃倘能完成,世間無疑将多一本和《朝花夕拾》同類的傑作,但他來不及寫成了。”

『《夜記》的價值與曆史意義』

當然,許廣平所編的《夜記》自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曆史意義。

《夜記》初版本分藍布精裝和普通平裝本兩種,此後一直以平裝本行世,封面書名“夜記”兩字先後使用過淡綠色、黑色和紅色三種顔色。初版當月就再版,次月又接連印行了第三版和第四版。到1948年10月,《夜記》已先後印行10版,這還不包括1942年7月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的“渝一版”。可見,此書問世後一直深受讀者歡迎。即便是1938年6月第一部《魯迅全集》出版時,《夜記》大概因書中文章已分别收入《且介亭雜文》初集、二集和末編而不被編入,但在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文化生活出版社版《夜記》仍與《魯迅全集》以及魯迅其他作品的各種單行本一同發行,并行不悖。直到1949年5月還出版了第12版。

“夜記”這個書名畢竟是魯迅親拟,《半夏小集》等4篇散文編入《夜記》也是魯迅親定,有什麼理由讓這本書不複存在呢?誠然,魯迅生前有好幾個預拟書名,最後都未能出書。如《楊貴妃》,魯迅想寫而未能寫出;如《五講三噓集》,也隻在《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中提過一筆,并未付諸實施;如“起信三書”,到底是哪三書,也一直有争議。至于他想寫的關于中國知識分子的長篇小說和中國文學史,更隻是一個設想。但是,《夜記》的情況完全不同。此書既有書名,首批四文魯迅自己早已寫就,許廣平所編《夜記》又曾長期存在并産生較大的社會效益。

如今,《夜記》幾乎已不複存在,各種版本的《魯迅全集》中均無《夜記》的任何蹤迹,而《夜記》所承載的魯迅的真實想法以及巴金與魯迅的深厚友情,知道的人也越來越少,這實在是太可惜了。是以,巴金故居這次影印這本《夜記》紀念魯迅誕辰140周年,正逢其時。

(忻世超 整理)

欄目主編:龔丹韻 文字編輯:徐蓓 題圖來源:朱瓅 攝影 圖檔編輯:朱瓅

來源:作者:陳子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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