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1957年獲得諾貝爾實體學獎，他能有如此成就，除了天賦之外，老師的幫扶也是必不可少的，正所謂名師出高徒高徒。
李政道曾為《束星北檔案》寫《序》，特地談道：“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機遇，是在很年輕時能極幸運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師，得到他們的指導和幫助。束星北老師的啟蒙，吳大猷老師的教育及栽培和費米老師的正規專業鍛煉都直接地影響和改造成我以後的工作和成果。”相對後兩位老師，束星北的啟蒙之功尤為重要，那是從無到有，從零到一的過程，李政道的實體起點就是從束星北開始的。當時他考上了浙江大學，浙大師生關系融洽、學術讨論自由。李政道後來回憶：“當時我僅16歲，對工科和理科的認識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實體教授接觸多了，使我逐漸了解了實體學科的意義和重要，對我産生了很強的吸引力。”“每次束老師來永興（抗戰時期浙大在貴州辦學），我都是唯一的學生，而我們讨論的問題也是沒有規定的。在這樣一對一的師生密切教學的關系下，束老師幫助我建立了我對整體實體的認識、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束星北在浙大任教前，曾經在海外多所學校求學任教，因為仰慕愛因斯坦之名，帶着兩篇論文離開美國，前往德國柏林拜谒這位舉世聞名的大科學家，後來被他聘為研究助手，在其研究室工作過一段時間。由于種族歧視，愛因斯坦的科研受到影響。為此，束星北不得不離開柏林，前往英國讀書深造。但是與愛因斯坦的緣分沒有終結，1931年回國後，仍然繼續研究相對論。新中國成立後，他完成了中國首部《狹義相對論》，該書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公開出版發行。回國的束星北曾在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任實體教官。某天蔣介石來校視察，接見了束星北等幾位軍官。當時“一•二八”事件發生不久，束星北認為上海駐軍違抗政府不抵抗指令與日軍血戰是合理的，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的停戰協定是妥協行為，為此與蔣介石争論起來，當時蔣介石說了一句“你太年輕，不懂政治”，拂袖而去。後來束星北得知蔣介石為此事還在喋喋不休，認為氣量太小，于是辭官到浙大任教。
在浙大，束星北也是風雲人物。當年著名實體學家波爾來浙大講學，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複合核與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與愛因斯坦的争論。在波爾講學期間，束星北不僅是請教，更多的是争論。波爾的兒子在日記中多次提到束星北，說青年實體學家們特别是束博士跟他父親讨論得很起勁。波爾回國後，很多中國大學師生寫信給他，探讨實體學上的問題，并詢問到國外深造學習的途徑。波爾的回答：中國有束星北這麼好的實體學家，你們為什麼還要跑到外邊學習實體呢？
新中國成立後，院校調整，束星北調到山東大學任教。當時學校曾将著名的熱力學家王竹溪請來作學術報告。當報告正在進行時，台下的束星北走向講台，不做任何解釋，直接在講台上說：“我有必要打斷一下，因為我認為王先生的報告錯誤百出，他沒有搞懂熱力學的本質。”于是拿出粉筆對黑闆上的公式和概念打叉，并解釋錯在哪裡。束星北在台上講了四十分鐘左右，這讓主講人非常尴尬。後來有人找束星北談話，他卻說：“有些東西他沒從根本上講通，我自然看不下去，過去大學都是這麼做的。”
束星北生性愛打抱不平，當年蘇步青被人誣告A錢學校東西，要在家裡以死來證清白。束星北聞訊，怒火攻心，隻身跑到學校管事處，見管事的正和他人談話，伸手便将其揪了起來：“你知道蘇步青是什麼人嗎？你算個什麼東西！”一拳過去，那人鼻血直流。蘇步青沒事，束星北因為此事被處分。束星北這種性格沒少吃虧，他的小女兒曾經拜訪束星北生前的朋友王淦昌，說：父親為人處事，要有淦昌叔叔的一半就好了。哪知，一向溫和的老人臉上出現了怒容，王淦昌對她說：“你父親說的，是我們想說沒有說的，你父親做的，是我們根本就做不到的。他沒有任何問題，他隻是跟我們不一樣！”
1972年，李政道回國，曾給在青島醫學院工作的束星北寫了一封信，特别提到：“先生當年在永興湄潭時的教導，曆曆在念。而我實體的基礎，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後的成就，歸源都是受先生之益。”束星北回信道：“你這次回國，當能看到祖國經曆的驚天動地的變化，28年前那種國内卑污、國際受辱的現象已一去不複返矣！”
1979年，我國首次發射洲際飛彈，當時西方國家不惜用盡一切技術手段跟蹤洲際飛彈的降落點，期望提前拿到彈頭資料艙。一旦丢失，後果不堪設想。為此，國家拔出上百萬經費來做做模拟實驗研究。當時國家海洋局的上司向束星北求教，他拿出鋼筆，一台電腦，幾疊紙，十幾分鐘就算出來了。後來的結果驗證了束星北計算的精确性，打撈隊隻用了5分20秒時間便順利地将彈頭資料艙取回。不僅避免被他國搶走，保護了軍事機密，當時周邊海域發現了多國飛機和艦船，可見形勢之嚴峻，而且還節約了百萬元研究經費。
1983年，束星北去世。在離世前，他囑托身邊的同僚：“内波是重要的海洋動力現象，對國防有着重要的意義。你們一定要好好地搞下去。”
參考文獻：《束星北檔案》《李政道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