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能有如此成就，除了天赋之外，老师的帮扶也是必不可少的，正所谓名师出高徒高徒。
李政道曾为《束星北档案》写《序》，特地谈道：“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改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相对后两位老师，束星北的启蒙之功尤为重要，那是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的过程，李政道的物理起点就是从束星北开始的。当时他考上了浙江大学，浙大师生关系融洽、学术讨论自由。李政道后来回忆：“当时我仅16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每次束老师来永兴（抗战时期浙大在贵州办学），我都是唯一的学生，而我们讨论的问题也是没有规定的。在这样一对一的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束星北在浙大任教前，曾经在海外多所学校求学任教，因为仰慕爱因斯坦之名，带着两篇论文离开美国，前往德国柏林拜谒这位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后来被他聘为研究助手，在其研究室工作过一段时间。由于种族歧视，爱因斯坦的科研受到影响。为此，束星北不得不离开柏林，前往英国读书深造。但是与爱因斯坦的缘分没有终结，1931年回国后，仍然继续研究相对论。新中国成立后，他完成了中国首部《狭义相对论》，该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公开出版发行。回国的束星北曾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某天蒋介石来校视察，接见了束星北等几位军官。当时“一•二八”事件发生不久，束星北认为上海驻军违抗政府不抵抗命令与日军血战是合理的，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停战协议是妥协行为，为此与蒋介石争论起来，当时蒋介石说了一句“你太年轻，不懂政治”，拂袖而去。后来束星北得知蒋介石为此事还在喋喋不休，认为气量太小，于是辞官到浙大任教。
在浙大，束星北也是风云人物。当年著名物理学家波尔来浙大讲学，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争论。在波尔讲学期间，束星北不仅是请教，更多的是争论。波尔的儿子在日记中多次提到束星北，说青年物理学家们特别是束博士跟他父亲讨论得很起劲。波尔回国后，很多中国大学师生写信给他，探讨物理学上的问题，并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波尔的回答：中国有束星北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学习物理呢？
新中国成立后，院校调整，束星北调到山东大学任教。当时学校曾将著名的热力学家王竹溪请来作学术报告。当报告正在进行时，台下的束星北走向讲台，不做任何解释，直接在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于是拿出粉笔对黑板上的公式和概念打叉，并解释错在哪里。束星北在台上讲了四十分钟左右，这让主讲人非常尴尬。后来有人找束星北谈话，他却说：“有些东西他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束星北生性爱打抱不平，当年苏步青被人诬告贪污学校东西，要在家里以死来证清白。束星北闻讯，怒火攻心，只身跑到学校管事处，见管事的正和他人谈话，伸手便将其揪了起来：“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算个什么东西！”一拳过去，那人鼻血直流。苏步青没事，束星北因为此事被处分。束星北这种性格没少吃亏，他的小女儿曾经拜访束星北生前的朋友王淦昌，说：父亲为人处事，要有淦昌叔叔的一半就好了。哪知，一向温和的老人脸上出现了怒容，王淦昌对她说：“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有说的，你父亲做的，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他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跟我们不一样！”
1972年，李政道回国，曾给在青岛医学院工作的束星北写了一封信，特别提到：“先生当年在永兴湄潭时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物理的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束星北回信道：“你这次回国，当能看到祖国经历的惊天动地的变化，28年前那种国内卑污、国际受辱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返矣！”
1979年，我国首次发射洲际导弹，当时西方国家不惜用尽一切技术手段跟踪洲际导弹的降落点，期望提前拿到弹头数据舱。一旦丢失，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国家拔出上百万经费来做做模拟实验研究。当时国家海洋局的领导向束星北求教，他拿出钢笔，一台计算器，几叠纸，十几分钟就算出来了。后来的结果验证了束星北计算的精确性，打捞队只用了5分20秒时间便顺利地将弹头数据舱取回。不仅避免被他国抢走，保护了军事机密，当时周边海域发现了多国飞机和舰船，可见形势之严峻，而且还节约了百万元研究经费。
1983年，束星北去世。在离世前，他嘱托身边的同事：“内波是重要的海洋动力现象，对国防有着重要的意义。你们一定要好好地搞下去。”
参考文献：《束星北档案》《李政道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