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産階級民主的一面鏡子——馬克`吐溫的小說《競選州長》

文/馬家駿

馬克·吐溫的著名短篇小說《競選州長》，是資産階級民主、自由的一面鏡子，對我們認識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是頗有意義的。

十九世紀美國批判現實主義進步作家馬克·吐溫，原名塞莫爾·朗荷恩·克列門斯，1835年生于美國密蘇裡州肯尼波爾城一個地方法官的家裡。他幼年喪父，家道中落，未受過正式教育，十二歲便被送到報館印刷廠當學徒，以後，又當過排字勞工、水手、領航人、金礦勞工和新聞記者，積累了豐富的生活經驗。

1867年，克列門斯用筆名馬克·吐溫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說集，顯示了他以幽默筆調揭露美國社會的才能。七十年代，又接連寫了《競選州長》等許多短篇和幾部長篇。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後半葉，美國向帝國主義過渡，社會沖突加劇，馬克·吐溫作品中對資本主義現實生活的批判性也随之增強。他的代表作《哈克貝利·費恩曆險記》，通過遊浪兒自述颠沛流亡中的見聞，描寫了美國貧困悲涼的一面，戳穿了美國“幸福生活”的神話，因而曾被列為禁書

1893年後，馬克·吐溫通路了非、歐、亞、澳各洲，寫了許多随筆，揭露了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屠殺和掠奪。這樣的題材，也是他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許多作品的内容。在《使用私刑的合衆國》、《沙皇的獨白》等作品中，他控訴了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抗議了老沙皇的暴行。1900年8月12日，即八國聯軍侵入北京的前一天，他在一封信中說:“現在全中國都起來了，我同情中國人”，還預言“中國終究會獲得自由”。同年十一月，他在一次講演中公開宣稱“我就是義和團”,表示了對中國人民反帝鬥争的同情。但是，由于世界觀的局限，馬克·吐溫對人類前途表現了悲觀主義和宿命論的觀點。直到1910年逝世.他仍然是列甯所說的“最後一批代表資産階級民主派的人士。”

《競選州長》發表于1870年，它是1861-1865年美國内戰後社會現實的産物。當時，代表北方工業資産階級的共和黨，從内戰中攫得全國政權後，繼續推行歧視黑人、壓迫勞工的政策。原來代表南方方蓄奴主義者的政黨民主黨，随着莊園主們的發展資本主義，也成了大資産階級的政黨。當壟斷資本主義出現在美國以後，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成了壟斷資産階級的代言人。于是，在每四年一次所謂“競選”中，這兩黨用蠱惑、欺騙、收買來拉選票；開動一切宣傳機器，造謠污蔑，互相攻擊。《競選州長》就是通過競選這個側面，揭露了美國社會的所謂“民主政治”的真相的。

小說一開始介紹了三個競選州長的候選人：一方面是民主黨和共和黨的伍德福和霍夫曼，另一個是獨立黨的“馬克·吐溫”。當時并不存在什麼獨立黨，馬克·吐溫也從未參加過競選州長。作者虛拟“我”憑“聲望還好”去“競選”，然後，通過民主黨和共和黨報紙造謠污蔑，妄加罪名，使“我”身敗名裂，指出“競選”的條件不是“聲望”，而是看誰的手段卑鄙，行徑更無恥。

民主黨和共和黨給“我”捏造的許多罪狀，其是“僞證罪”。慣于撒謊的資産階級報紙說:“我”于1863年，在交趾支那瓦卡瓦克，被三十四個證人證明過犯了僞證罪，而那次做僞證的意圖是要奪取孤兒寡婦的唯一生活來源的香蕉園。這個謠造的非常逼真，有時間、有地點、有證人，犯罪情節惡劣，而且使公衆無法查對。其實，就根本不存在瓦卡瓦克那個地方。作為美國人的“我”，既沒有去過交趾支那，也沒聽過瓦卡瓦克，更不知道什麼香蕉園，所謂“僞證罪”純屬無恥诽謗。然而，報紙的造謠惑衆，可以激起公衆義憤而避開證明，又可以使“我”欲辯不得。正在“我”不知所措之際，反動報紙又用“耐人尋味”的短文，說“保持緘默，似有隐衷”，就輕意落實了“我”的“僞證罪”，也等于剝奪了“我”的競選資格。

以下，接連幾個“從此以後”，栽在“我”頭上的罪名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新聞報》十分露骨地誣蔑“我”犯過“小偷罪”，竟說“一輩子沒有到過蒙大拿”的“我”，卻在蒙大拿偷了“和他同住在一間小房子裡的夥伴們”的“貴重物品”，被搜出贓物，還被渾身塗滿柏油，粘上羽毛吃過“坐木杠”遊街示衆的苦頭。除了事情編造得活靈活現，而且還暗示以可怕的威脅：小心再吃一回“坐木杠”苦頭!

又一個罪名說“我”是個“盜屍犯”，這遠比小偷罪嚴重得多。明明是民主黨和共和黨一再誣陷别人，而現在人倒捏造“我”曾造謠中傷競選對手。它企圖證明：一、诽謗死人，可見“我”的下流無恥；二、诋毀霍夫曼的祖父，可見“我”是想搞倒競選對手以取得政治上的成功。進而，報紙鼓動“受了污蔑和侮辱的公衆”“采取斷然行動，對诽謗者施行非法的報複”。不但造了輿論，兩黨還确實組織了一群“公衆”，夜裡闖入“我”家，進行了搶奪。盡管“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霍夫曼的祖父，更不用說去議論他，但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颠倒黑白可以栽贓得逞，收買暴徒可以非法橫行。暗中襲擊加以人身傷害，同造謠一樣，也是為摧垮對手而使用的“競選”手段。

然而事情還沒有到此為止。反動報紙加給“我”還有第四個罪名即“酒瘋子”，盡管“我”整整三年沒有嘗過任何一種酒，但仍被污蔑為“醉得不成樣子”。這個罪名加得很惡毒：一是說在南北戰争後糧食奇缺，政府禁止造酒，而“我”卻犯禁酗酒，可見沒資格競選；二是說“我”品行不端、花天酒地，欺騙了獨立黨的黨員；三是進而煽動獨立黨人起來反對自己的候選人。

小說詳寫了加給“我”的這些種種罪名之後，接着又寫那些謠言的影響，以及反動派對付“我”的一些手法。概括起來就是，栽贓陷害，敲詐勒索的匿名信逐漸成為“我”收到的郵件的重要成分。民主黨和共和黨報紙又宣判了“我”犯有“舞弊”、“訛詐”二罪。在“輿論鼎沸”以緻連獨立黨的領袖和報紙主筆都逼“我”回答真相的時候，民主黨和共和黨又趁機公然慫恿獨立黨的黨員，不投“我”的票。兩黨報紙肆無忌憚地進一步造謠，而且越發離奇的驚人：“我燒毀了一個病人院，連裡面所有的病人也給燒死了，為的是它妨礙我的住宅的視線”；說“我”曾經為了奪取财産而毒死了自己的叔父；說“我”用人唯親。而放火要受審判，毒死親人要開墳驗屍。“我”是不得安甯的。正當“我”開始動搖，準備退出競選之際，黨派相争的仇恨加到“我”身上的迫害達到了高潮，小說的情節也發展到高潮。“九個剛學走路的小孩，包括各種膚色，帶着各種窮形怪相，被教唆着在一個公開的集會上闖到講台上來，抱住我的腿，叫我爸爸!”這個荒唐而令人啼笑皆非的場面，從私生活上對“我”進行人身攻擊，使“我”當衆出醜，名譽掃地。

小說的結局很清楚:“我”自認的長處“聲望還好”，在“競選”中喪失殆盡。在愈演愈烈的迫害中，隻好懷着懊惱的心情，以自嘲的幽默宣布放棄競選。

馬克·吐溫通過小說告訴讀者：在美國社會裡，憑聲譽是不能參加“競選”的。相反，有條件和資格的，倒是像伍德福和霍夫曼那樣“對各式各樣可恥的罪行都習以為常”的“正人君子”。至于“競選”手段，則是動員輿論工具造謠，诽謗，進行威吓，挑撥，甚至指使人襲擊，陷害。美國上層社會的流氓政客，為竊取政治地位可以如此不擇手段，這就是他們所謂的“民主政治”的真正内容。

馬克·吐溫揭露美國“自由競選”的黑幕，截穿資本主義世界引以自豪的“民主政治”，具有深刻的認識意義。但是，由于馬克·吐溫受自己資産階級立場和世界觀的限制，盡管他批判了美國社會的某個側面，但并沒有從根本否定資本主義制度，而且其批判的出發點仍是資産階級的道德觀念，他的同情全在假設的資産階級代表人物“我”一邊，是不能同無産階級對資本主義的徹底否定同日而語的。

《競選州長》是一篇獨具藝術特點的諷刺小說。

在叙述方式上，它用了第一人稱。作者把假設人物冠的自己的筆名馬克·吐溫，把小說主人公和作者融為一體。這樣就增強了故事的真實感，使人感到“我”的遭遇确實可信。同時，也便于刻劃人物心理，使它象自我内心活動的剖析一般，增加了親切的“現身說法”的感覺。如開一邊寫“我”不願與伍德福之流并提時說：“正當我還在贊美自己的長處，并暗自是以得意的時候，卻有一股不愉快的渾濁潛流‘攪渾’我那快樂心情的深處，那就是——不得不聽到我的名字動辄被人家拿來與那些人相提并論地到處傳播。我心裡越來越煩亂。”這就把“潔身自好”、内心沖突的“我”的性格浮現出來了。再如“我”一再被加上各種罪名時說:“我簡直弄得神經錯亂，不知所措。我隻好把那一天混過去”，“我漸漸對報紙有了戒心，一拿起來就覺得提心吊膽”，“當真把我的名字牽連到這個不名譽的嫌疑上面，一時實在令人難以置信，絕對難以置信”；“這簡直把我吓得幾乎要發瘋” ……這就有力地感染着讀者，使之同情和關心主人公的命運。

在結構上，小說摘引了大量報紙、信件的原文。盡管這些報紙，信件的文字是作者虛構的，但一經引入小說，就顯得确有其事一般。這些引文同作者的描寫與叙述穿插起來，構成了全篇完整的情節，使得小說富有政論性，即它不但反映政治鬥争，而且用引文擺出對方的論點(捏造的罪名)，然後說明事實真相（如沒有去過交趾支那、蒙大拿)作為論據反駁，最後用實際結果(獲得罪名)和主人公自己的結論(它自認是清白無辜的)相對照，辛辣地諷刺了美國的所謂“民主政治”

在風格和手法上，小說充滿了諷刺和幽默。作者選了一個“聲望還好”本來似乎應當取勝的“我”，去同“對各式各樣可恥的罪行都習以為常”的流氓政客“競選”。而“我”又受到步步更新的诽謗，最後被迫退出“競選”，這種人物和情節的安排具有深刻的諷刺意味和幽默感，如果“競選”雙方都是流氓政客，情節發展到結局仍拚命“競選”，那隻是一種抨擊，而不是辛辣的諷刺了。在語言上，作者的諷刺與幽默表現為：一、委婉含蓄的嘲弄,如說伍德福之流，則是“即令他們曾經知道保持名譽的好處，那個時候也已經過去了”，實際是說他們專幹不名譽的事。又如寫到被暴徒襲擊，則說是“受了污蔑和侮辱的公衆”“滿腔義憤”來懲治“盜屍犯”，不過“走的時候把能帶走的财物都拿去了”。實際上這是一群打家劫舍的強盜，不直接指責而婉曲挖苦，顯得風趣而又有力量。二、誇張。如所引報紙捏造的話中的“三十四個證人”，“燒毀了一個瘋人院，連裡面所有的病人也給燒死了，為的是它妨礙了我的住宅的視線”，“九個剛學走路的小孩子，包括各種膚色……叫我爸爸”，這些用誇張的語言所揭露的離奇怪誕的捏造，突出地顯示了捏造者的無恥下流，他們可以無恥到不顧常識，卑鄙到不擇手段的地步。又如把兩種不相幹的事物聯系來起：“至于香蕉園，我簡直就不知道它和一隻袋鼠有什麼差別”，“很象一個人想睡覺的時候去揭開床毯，可是腦子裡卻擔心那底下會有一條響尾蛇似的。”這種聯系也是一種誇張。前者是極力渲染 “我”不知道香蕉園，突出地顯示了反動報紙的造謠污蔑。後者是極力渲染“我”提心吊膽的恐懼心理，突出地顯示了反動報紙惡意中傷的陰險毒辣。三、“控告者” 莊嚴地揭露受害者，以形成自我暴露，進而諷刺“控告者”。如“謠言被揭穿了”一節，明明是自己造謠，卻反說對方造謠，還振振有詞地說:“象這樣毀謗九泉之下的死者并以讕言玷污他們的令名的無恥手段……這實在叫正人君子看了寒心。”說得越莊嚴，越是自稱“正人君子”，就越顯得“控告者”的流氓嘴臉的可憎。

馬克 .吐溫的小說簡潔、幹練，富有風趣，寫得引人入勝。這些特色，值得借鑒。

刊于《陝西教育》1978年第2期

（注：本文作者已經授權本頭條）

（馬家駿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現為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陝西省外國文學學會名譽會長（原會長）、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原理事、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原理事、陝西省高等學校戲曲研究會原會長、陝西詩詞學會原顧問、陝西省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原常務理事、陝西省建設社會主義公德心先進個人、陝西省教書育人先進教師等，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獨著有《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美學史的新階段》、《詩歌探藝》、《世界文學探究》等12種；與女兒馬曉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學真髓》、《西洋戲劇史》等4種；主編有《世界文學史》（3卷）、《高爾基創作研究》等9種；編輯有《歐美現代派文學30講》等4種；參編合著有《馬列文論百題》、《文化學研究方法》、《東方文學50講》、《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等40多種。

名列《中國作家大辭典》、《中華詩人大辭典》、《中國社會科學學者大辭典》、劍橋《國際傳記辭典》（英文第27版）、俄羅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國外俄羅斯學專家名錄》（俄文版）、《陝西百年文藝經典》等40餘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