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島由紀夫之死

作者:柄谷行人

①

慶應三年(1867年)出生的夏目漱石,也許會把自己的生涯與明治天皇的時代等同看待。“先生”所說的“始于明治終于“天皇”就是這個意思。關于大正十四年出生的三島由紀夫,也可以這樣看。從某個意義上講,三島是把自己的生涯與“昭和”一起終結的。

但是,漱石雖然創作了《心》,卻并沒有自殺。據說他在臨終之時說過“死了就不好辦了”。這并非意味着漱石恐懼死亡。他拒絕把自己的一生戲劇化,賦予自我完結的意義。他沒有像森鷗外那樣留下“石見人森林太郎”那樣的遺書,單純地一命歸天。單純的死亡非使人的生命失去意義。

②

漱石能夠寫出《心》這樣的悲劇,因為他是一個不會把自己悲劇化的人。“明治精神”早已一去不複返了,是以是悲劇性的。但是,“昭和精神”并非如此。這是因為正如“昭和維新”那樣,總是作為模仿、再現(回想起)明治精神—一當然意味着明治二十年之前的可能性—的一部分而存在保田輿重郎在1969年寫下這樣的話:

“亞洲大革命的根本精神是繼承明治維新的志向。進一步說,是對大西鄉精神的繼承。這種精神在大東亞戰争中也曾經産生過。”(《日本浪漫派的時代》)

正如前面講過的那樣,從這個視角來看,他在中國“某種革命”的衛兵中間發現了這種繼承。但是,所謂“繼承的志向”在他看來,意味着可以繼承的東西已經不存在了。

③

保田自己講:“從現實來看,文學和思想都是空白的時代出現在昭和初期。”昭和初期還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的時代。即便“我思故我在”,隻要我們認識了解胡塞爾的話,為了忍受戰後頹廢而出現的意識、走向日本檢討之類的意識,基本上還存在。

這個經驗在此次大東亞戰争後的決心上,成為一種教訓。是以,我們這一代人既非單純的戰前派也不是戰争期間派。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派。保田積極地把這個“空白”作為“反諷”來把握。換言之,這是一種嚴肅的不認真。保田繼承的“明治精神”沒有任何内容。但是,輕視内容、保持空白就是浪漫派的反諷。

他對于“沖突”講“反諷”。“沖突”構成“問題”,強迫解決。但是,對保田輿重郎來說,正是因為如此沉重是以值得蔑視。輕視“沖突”、輕視“問題”就是反諷。這種反諷可以把保田不僅從左翼也可以從通常的右翼中區分出來。這種徹底的随意性和無内容性迷惑了橋川文三和三島由紀夫這一代人。

④

總而言之,保田和試圖再現“明治維新”的人不同。他的确敏銳地意識到“明治精神”的消失,正因為消失了是以能夠再現(表象)。用馬克思的話說,“明治精神”即便是悲劇,其重複的“昭和精神”就是鬧劇。

當然,明治維新本身也是“再現”,即那是一場“王政複古”。和法國大革命一樣,明治維新采用了古代的創意。是以,正如保田所指出的那樣,“明治的精神”與後鳥羽院的教誨是相連的。但是,明治維新還有可以為之實作的課題。在“昭和維新”或者北一輝身上,仍然存在可以實作的課題,而“日本浪漫派”那裡則不複存在,也不允許存在。

在《日本的橋》(1936)中,保田說“僅僅想細述”岡倉天心的“想法”。他果然從古代的交通講起,把日本的橋與西洋的橋、中國的橋進行比較,贊美“哀傷的日本之橋”。當然,他絕不像“日本主義者”那樣強調強大的日本、武力的日本。他也和岡倉一樣,否定西洋的文明開化。不僅如此,甚至排斥“武士的文化”,排斥被武土歪曲的日本史觀,一貫叙述着“沉湎和平的文藝”岡倉天心在日俄戰争後寫了這樣的話:

“西洋人把日本沉浸在和平的文藝時代看作是野蠻國家。可是,日本在滿洲戰場實施大屠殺以後,則被稱為文明國家。…如果文明必須依靠血腥的戰争榮譽的話,我們最終情願做野蠻人。我們高興地期待祖國的藝術和理想,理所當然地受到尊敬的時代終會到來。”(《茶之書》)

此處存在一種浪漫派式的反諷。但是,這與保田的德國浪漫派式的反諷遊戲有本質的差別,具有一種曆史的實質性。看起來好像保田和岡倉天心講的是同樣的問題,不同的是現實中存在着日本“在滿洲戰場實施大屠殺”的狀态。保田在“滿洲國”找到了“新的世界觀”。但是,曾經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他,不可能判斷不出“滿洲國”隻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傀儡。然而,他必須有意識地否定這樣的判斷。

在蘇格拉底那裡反諷是“佯裝無知”,而保田則是真正的裝作無知。日本浪漫派的反諷從這個意義上講是否定現實,隻相信非現實的“美”。用保田高度贊賞的川端康成《雪國》的表述來說,是在隧道的另端注視“哀傷的日本”(駒子)之美。

⑤

總之,對保田來說,“昭和維新”不僅沒有可以實作的目标,而且是一場廢棄實作目标這一思考本身,即廢棄“文明開化”以來的思考之鬥争。但是,昭和四十五年,當日本浪漫派青年三島由紀夫打算“再現”“昭和維新”的時候,那是一場名副其實的鬧劇,而且,三島沒有隐藏任何事情。正如《豐饒之海》中轉世投生(反複)的最後一個人物是假的一樣,《豐饒之海》最終成為“空虛之海”。

⑥

從這個意義上講,三島由紀夫是通過重新喚起“昭和精神”而使其終結的。套用馬克思的話說,這場不是悲劇的鬧劇是為了讓與昭和的訣别變得更加生動活潑。沒有什麼場景比祭出三島之死的右翼和保守派更滑稽的了。他的行動是徹頭徹尾的諷刺。他可以實作的是破壞想要實作什麼的人的思考,他所謂應該防衛的“日本文化”在實體上不僅什麼都沒有,而且那就是“什麼都沒有”本身。

《豐饒之海》最後一卷“天人五衰”結尾處,主人公安永透受到女人的追問:“松枝清顯被意想不到的戀情俘獲,飯沼勳因為使命,而珍·約翰被肉體所俘虜。你被什麼俘獲了呢?僅僅是自己和别人不同這個沒有任何根據的認識吧?”知道自己是冒牌貨,沒有任何必然性的主人公安水透隻是為了證明自己是真的而計劃自殺并失敗。但是,這種自殺并非尋求“根據”,而是為了貫徹“沒有任何根據的認識”。

⑦

三島認為昭和天皇應該像當時的天皇主義者預期的那樣,在昭和二十五年死去,由此成為神。然而,天皇卻釋出了“人間宣言”,作為國民整合的象征活了下來。三島蔑視這個天皇,這是因為戰後“轉生”的天皇隻是個冒牌貨。但是,這和蔑視應該成為“世界最終戰争”的戰争之後依然活下來的自己一樣。為了實作真正絕對的美(神),就必須像“金閣寺”那樣被燒毀。他的自殺與戰後殺害天皇具有同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