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皇帝：明朝喪鐘的敲響者
公元1589年，萬曆皇帝宣布升授官員不再面謝皇帝，開啟二十多年不上朝的怠政時期。
萬曆皇帝的诏書一下，朝中的老臣大多感覺不妥，按照慣例，升遷提拔的官員都要在赴任前見一次皇帝，一來是做臣子跟皇帝謝恩，二來是皇帝對新任官員加以勉勵，屬于是君臣之間的重要禮儀。
一星期總有那麼五天不想上班，皇帝也不例外。萬曆就是個典型中的典型。他诏告大臣，我足疾嚴重，頭暈目眩，一直在服藥，是以不能見外人。于是，他逐漸不上朝、不享太廟、不接見大學士，呆在他無比眷戀的宮中“養病”。一朝大臣送進一波又一波奏疏請求，基本杳無音訊。這些絕望的官員們氣得捶胸頓足，高歎“一事之請，難于拔山”。而萬曆面對痛心疾首的滿朝文武，還有雪花一樣飛進宮裡的奏疏檔案，平靜淡然。于是大家為他這一段漫長的翹班行為定了個義，作“怠政”。
萬曆皇帝
朝中大臣立即上書反對，他們清楚的明白皇帝不是病了，而是不耐煩，和百官連客套話都不願意說了，君臣之間沖突的種子也就這麼埋下了。
但其實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兩個概念。萬曆雖然躲着大臣們的口水不出來，卻也在靜靜關注着前朝的一舉一動，在大事上關鍵處點一下決策性訓示，他也将國家命脈走向畫在心裡了。要說萬曆這處政方法，有些類似我們現在政府或企業施行的小範圍、不定時政策會議。省去了每日一早的例會，其實不過少了大臣奏報吵嘴的機會而已，一些定時的接見朝見，很多都沒什麼實質性效果，萬曆賴着不去，隻時不時給個最高批示，倒是提高了不少工作效率。對于他不批奏疏，不見大臣——嘿，那時的官員和現在有些機關的有些同志一樣，時不時想在上司面前露一把臉，說點有的沒的寫點無關痛癢的。我查證過明朝部分的奏本，很多是那些言官沒事找事的廢話，更有白癡的主張建議充斥其間，不看也罷。重大的事宜，萬曆皇帝還是會處置的。
比如耀亮青史的“萬曆三大征”，萬曆的表現更像個運籌帷幄的遠方遙控者，決勝于千裡之外。三大征的戰功也成為支援“萬曆怠政其實并不昏庸，實際很厲害”的觀點的最重要的證據。由此，有人會說，萬曆的翹班行為不是“怠政”而是一種很進階的太極手段，他躲在幕後操縱着大明朝廷的生命線，運用類似道家“無為而治”的方針，他是個很聰明很強大的君王，甚至“功過康乾”。
萬曆三大征
萬曆聰明，這必須承認，但要說就此判斷他是個智慧明君，則又走了另一個極端了。因為他的怠政确實給朱明社稷捅了不小的破洞。最直接的一點就是官員缺席。皇帝執政不負責任，中央疲軟，人事調配自然會出問題，我們之前講過，明朝這幫大臣的剛烈脾性讓他們對這草包皇帝失望透頂後，很多都選擇了辭職，加上被萬曆炒了的，皇帝還不管吏部納新的活，結果新員也補充不上。到了萬曆四十一年，已經嚴重到南北二京缺尚書、侍郎這樣的高管達十四名。幸而自老祖朱元璋定下的牢固緊扣的文官制度，才使國家系統不至于徹底崩潰。
但是由于萬曆皇帝長期不上朝，造成了很嚴重的負面影響，朝廷裡的官員缺位得不到馬上和及時的補充，很多官職長期無人擔任，這也導緻了當東北地區的女真人起兵反抗明朝，明朝政府不能很快的應對，造成女真人勢力增大，為後世明王朝的崩潰打下了隐患。
而萬曆皇帝本身，也因為長期閉門不出，久卧，保暖足而思淫欲，沉迷酒色（可能是主要原因）等原因，确實在後期造成了身體健康上的問題，症狀表現為身體發軟，目疾足痛，而且情況越來越嚴重，到後期已經精神恍惚，步履艱難，耳朵也聽不清了，這更加強了他不上朝的願望，形成了一個負面的閉環。
就在萬曆皇帝朱翊鈞宗晏處深宮，“萬事不理”，導緻從内廷到外廷鬧得不可開交之際，遼東後金迅速崛起，不斷出兵南犯，向明軍發動進攻，遼東戰争爆發。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後金政權正式建國，終于成為明朝的主要威脅。自此明朝遼東的形勢也随之每況愈下。尤其是經過東征援朝戰争和礦稅使高淮亂遼以後，遼東邊防空虛，軍民困甚，供應艱難，加上明神宗用人不當，明軍屢屢敗北。
女真族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薩爾浒之戰，明軍四路大軍，三路全軍覆沒，喪師九萬，敗局遂成。遼東戰争每年約需銀四百餘萬兩， [39] 朱翊鈞為了應付這筆龐大的軍費，自萬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後三次下令加派全國田賦，時稱“遼饷”。明末三饷（遼饷、剿饷、練饷）加派開始。加派非但無濟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不滿，紛紛投入反對明朝的革命洪流。朱翊鈞自己也是以情緒低落，愁眉不展。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三月，萬曆皇帝因長期酒色無節，加上遼東慘敗，國事困擾，終于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神宗在弘德殿去世，終年五十八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