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明朝丧钟的敲响者
公元1589年，万历皇帝宣布升授官员不再面谢皇帝，开启二十多年不上朝的怠政时期。
万历皇帝的诏书一下，朝中的老臣大多感觉不妥，按照惯例，升迁提拔的官员都要在赴任前见一次皇帝，一来是做臣子跟皇帝谢恩，二来是皇帝对新任官员加以勉励，属于是君臣之间的重要礼仪。
一星期总有那么五天不想上班，皇帝也不例外。万历就是个典型中的典型。他诏告大臣，我足疾严重，头晕目眩，一直在服药，所以不能见外人。于是，他逐渐不上朝、不享太庙、不接见大学士，呆在他无比眷恋的宫中“养病”。一朝大臣送进一波又一波奏疏请求，基本杳无音讯。这些绝望的官员们气得捶胸顿足，高叹“一事之请，难于拔山”。而万历面对痛心疾首的满朝文武，还有雪花一样飞进宫里的奏疏文件，平静淡然。于是大家为他这一段漫长的翘班行为定了个义，作“怠政”。
万历皇帝
朝中大臣立即上书反对，他们清楚的明白皇帝不是病了，而是不耐烦，和百官连客套话都不愿意说了，君臣之间矛盾的种子也就这么埋下了。
但其实不上朝和不理政是两个概念。万历虽然躲着大臣们的口水不出来，却也在静静关注着前朝的一举一动，在大事上关键处点一下决策性指示，他也将国家命脉走向画在心里了。要说万历这处政方法，有些类似我们现在政府或企业施行的小范围、不定时政策会议。省去了每日一早的例会，其实不过少了大臣奏报吵嘴的机会而已，一些定时的接见朝见，很多都没什么实质性效果，万历赖着不去，只时不时给个最高批示，倒是提高了不少工作效率。对于他不批奏疏，不见大臣——嘿，那时的官员和现在有些单位的有些同志一样，时不时想在领导面前露一把脸，说点有的没的写点无关痛痒的。我查证过明朝部分的奏本，很多是那些言官没事找事的废话，更有白痴的主张建议充斥其间，不看也罢。重大的事宜，万历皇帝还是会处置的。
比如耀亮青史的“万历三大征”，万历的表现更像个运筹帷幄的远方遥控者，决胜于千里之外。三大征的战功也成为支持“万历怠政其实并不昏庸，实际很厉害”的观点的最重要的证据。由此，有人会说，万历的翘班行为不是“怠政”而是一种很高级的太极手段，他躲在幕后操纵着大明朝廷的生命线，运用类似道家“无为而治”的方针，他是个很聪明很强大的君王，甚至“功过康乾”。
万历三大征
万历聪明，这必须承认，但要说就此判断他是个智慧明君，则又走了另一个极端了。因为他的怠政确实给朱明社稷捅了不小的破洞。最直接的一点就是官员缺席。皇帝执政不负责任，中央疲软，人事调配自然会出问题，我们之前讲过，明朝这帮大臣的刚烈脾性让他们对这草包皇帝失望透顶后，很多都选择了辞职，加上被万历炒了的，皇帝还不管吏部纳新的活，结果新员也补充不上。到了万历四十一年，已经严重到南北二京缺尚书、侍郎这样的高管达十四名。幸而自老祖朱元璋定下的牢固紧扣的文官制度，才使国家系统不至于彻底崩溃。
但是由于万历皇帝长期不上朝，造成了很严重的负面影响，朝廷里的官员缺位得不到马上和及时的补充，很多官职长期无人担任，这也导致了当东北地区的女真人起兵反抗明朝，明朝政府不能很快的应对，造成女真人势力增大，为后世明王朝的崩溃打下了隐患。
而万历皇帝本身，也因为长期闭门不出，久卧，保暖足而思淫欲，沉迷酒色（可能是主要原因）等原因，确实在后期造成了身体健康上的问题，症状表现为身体发软，目疾足痛，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到后期已经精神恍惚，步履艰难，耳朵也听不清了，这更加强了他不上朝的愿望，形成了一个负面的闭环。
就在万历皇帝朱翊钧宗晏处深宫，“万事不理”，导致从内廷到外廷闹得不可开交之际，辽东后金迅速崛起，不断出兵南犯，向明军发动进攻，辽东战争爆发。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后金政权正式建国，终于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自此明朝辽东的形势也随之每况愈下。尤其是经过东征援朝战争和矿税使高淮乱辽以后，辽东边防空虚，军民困甚，供应艰难，加上明神宗用人不当，明军屡屡败北。
女真族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丧师九万，败局遂成。辽东战争每年约需银四百余万两， [39] 朱翊钧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自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开始。加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纷纷投入反对明朝的革命洪流。朱翊钧自己也因此情绪低落，愁眉不展。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三月，万历皇帝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终于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神宗在弘德殿去世，终年五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