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一年》出版時，蔣方舟錄制了一段宣傳片。在宣傳片中，她如是說：
“（東京生活）把我從之前被迫加速的生活中解救了出來，重新獲得觀察與思考的能力。”
在來東京旅居前，蔣方舟一直生活在北京。
這句話當然暗含了中國與日本的比較，而這比較，是以日本對她的“解救”為結局。
不過，僅僅這一句話，是否足以給蔣方舟貼上“崇日”的标簽呢？
事實上，緊接着這句話，蔣方舟便說“可東京的生活同樣存在無奈的人性、瑣碎的溝通、窘迫的算計、和虛僞的寒酸。”
然而，很多人聽不到後面這段話。快速疊代的生活，使我們急于為某件事下判斷。
或是對某段話的斷章取義，而斷章取義被合理化為管中窺豹，一語之失被過度放大。
我不喜歡蔣方舟。
這主要因為她的作品太過矯揉、缺乏深度，以及在《锵锵三人行》等節目中，流露出的自由主義傾向。
但這種不喜歡，純粹是個人好惡，我不能因為不喜歡蔣方舟，便全盤否定她。
北京的生活，是不是被迫加速的呢？
我在北京生活。現實的巨大壓力，像一支鞭子，鞭策着每一個人快速前行，又壓迫着每個人理性地計算得失——學區房漲得多快、戶口積分要求多高、月薪有沒有翻倍？
人們急于升職、急于買房、急于成功。這當然是被迫加速的生活，也剝奪了人們去思考和觀察的時間。
仔細想想：蔣方舟對北京的批評，使我們感到反感，是因為蔣方舟對北京的批評不實在？還是我們先入為主地讨厭蔣方舟呢？
就比如，當我們在日本外務省官網上公開的國際交流基金會往年審計檔案中，看到中國作家蔣方舟獲日方邀請并資助，我們本能性地立刻定性蔣方舟的“崇日”、美日、拿錢辦事。
連蔣方舟自己，也要在聲明中首先道明：
“日本二戰犯下罪行，至今沒有道歉，這一點不可原諒，也毋庸置疑。”
其後，她又修改聲明，将對《東京一年》所寫内容的介紹，盡數删去，有些欲蓋彌彰的意思。
所有人都極速審判了書寫日本的原罪，甚至包括蔣方舟自己。
她在聲明裡，狡辯沒有拿日本外務省資助，盡管2017年，她接受采訪時，便坦白日本外務省主導的國際交流基金給了她每月2萬元的資助，而她每天要幹的事兒是“啥也不幹。”
她在聲明裡，狡辯沒有宣傳日本，但她在2017年的采訪裡，就告訴讀者會從這本《東京一年》裡，“發現一個有趣而文藝的日本，發現一個有趣而文藝的蔣方舟。”
其實，她狡辯了什麼，遠沒有狡辯行為本身發人深思。
1926年，魯迅在廈門大學，寫下了散文《藤野先生》。
他回憶了在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的生活，懷念恩師藤野嚴九郎先生，并不吝溢美之詞，贊揚藤野先生治學之嚴謹、為人之高風亮節。
這是中國作家對日本的書寫，筆下的内容，是褒揚多過貶抑的。
而日本對中國的書寫，更是不遺餘力。
華裔日本作家陳舜臣幾乎寫盡中國史——《大唐帝國》、《太平天國》、《成吉思汗》、《諸葛孔明》……
日本取材中國的動漫遊戲更是數不勝數，如取材《西遊記》的動漫七龍珠、取材中餐的動漫中華小當家、取材《三國演義》的遊戲三國志和三國無雙……
中國人書寫日本也好，日本人書寫中國也好，都不至于辱沒家國。
文化交流本身，沒有原罪，中國文化有容乃大，容得下幾句對日本的好話。
在時下，政治思維當然有必要，愛國主義在任何時候，都應是文學創作的底線。賣國文人，永遠被釘在曆史恥辱柱上。
但問題是，賣國的标準，是不是過度被降低了呢？低門檻的“賣國”，是健康的文化形态嗎？
我常常想，我們真的在讨論蔣方舟嗎？
而它們已在悄然奪去我們理性審視問題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