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一年》出版时，蒋方舟录制了一段宣传片。在宣传片中，她如是说：
“（东京生活）把我从之前被迫加速的生活中解救了出来，重新获得观察与思考的能力。”
在来东京旅居前，蒋方舟一直生活在北京。
这句话当然暗含了中国与日本的比较，而这比较，是以日本对她的“解救”为结局。
不过，仅仅这一句话，是否足以给蒋方舟贴上“崇日”的标签呢？
事实上，紧接着这句话，蒋方舟便说“可东京的生活同样存在无奈的人性、琐碎的沟通、窘迫的算计、和虚伪的寒酸。”
然而，很多人听不到后面这段话。快速迭代的生活，使我们急于为某件事下判断。
或是对某段话的断章取义，而断章取义被合理化为管中窥豹，一语之失被过度放大。
我不喜欢蒋方舟。
这主要因为她的作品太过矫揉、缺乏深度，以及在《锵锵三人行》等节目中，流露出的自由主义倾向。
但这种不喜欢，纯粹是个人好恶，我不能因为不喜欢蒋方舟，便全盘否定她。
北京的生活，是不是被迫加速的呢？
我在北京生活。现实的巨大压力，像一支鞭子，鞭策着每一个人快速前行，又压迫着每个人理性地计算得失——学区房涨得多快、户口积分要求多高、月薪有没有翻倍？
人们急于升职、急于买房、急于成功。这当然是被迫加速的生活，也剥夺了人们去思考和观察的时间。
仔细想想：蒋方舟对北京的批评，使我们感到反感，是因为蒋方舟对北京的批评不实在？还是我们先入为主地讨厌蒋方舟呢？
就比如，当我们在日本外务省官网上公开的国际交流基金会往年审计文件中，看到中国作家蒋方舟获日方邀请并资助，我们本能性地立刻定性蒋方舟的“崇日”、美日、拿钱办事。
连蒋方舟自己，也要在声明中首先道明：
“日本二战犯下罪行，至今没有道歉，这一点不可原谅，也毋庸置疑。”
其后，她又修改声明，将对《东京一年》所写内容的介绍，尽数删去，有些欲盖弥彰的意思。
所有人都极速审判了书写日本的原罪，甚至包括蒋方舟自己。
她在声明里，狡辩没有拿日本外务省资助，尽管2017年，她接受采访时，便坦白日本外务省主导的国际交流基金给了她每月2万元的资助，而她每天要干的事儿是“啥也不干。”
她在声明里，狡辩没有宣传日本，但她在2017年的采访里，就告诉读者会从这本《东京一年》里，“发现一个有趣而文艺的日本，发现一个有趣而文艺的蒋方舟。”
其实，她狡辩了什么，远没有狡辩行为本身发人深思。
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写下了散文《藤野先生》。
他回忆了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生活，怀念恩师藤野严九郎先生，并不吝溢美之词，赞扬藤野先生治学之严谨、为人之高风亮节。
这是中国作家对日本的书写，笔下的内容，是褒扬多过贬抑的。
而日本对中国的书写，更是不遗余力。
华裔日本作家陈舜臣几乎写尽中国史——《大唐帝国》、《太平天国》、《成吉思汗》、《诸葛孔明》……
日本取材中国的动漫游戏更是数不胜数，如取材《西游记》的动漫七龙珠、取材中餐的动漫中华小当家、取材《三国演义》的游戏三国志和三国无双……
中国人书写日本也好，日本人书写中国也好，都不至于辱没家国。
文化交流本身，没有原罪，中国文化有容乃大，容得下几句对日本的好话。
在时下，政治思维当然有必要，爱国主义在任何时候，都应是文学创作的底线。卖国文人，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但问题是，卖国的标准，是不是过度被降低了呢？低门槛的“卖国”，是健康的文化形态吗？
我常常想，我们真的在讨论蒋方舟吗？
而它们已在悄然夺去我们理性审视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