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身上閱讀曆史：阿部謹也的社會史之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在日本的一座修道院裡，一位中學生模樣的輔祭童用拉丁文說出“In nomine Patris, et Filii, et Spiritus Sancti（以聖父聖子聖靈之名）”。儀式結束後，他負責熄滅祭壇上的蠟燭。

在休息日，他離開宿舍，去跟母親見面。回來的路上，母親有時給他買冰激淩。冰激淩很冷，母親便用餐巾紙包着冰激淩。他一邊吃一邊往宿舍走，包冰激淩的餐巾紙也不舍得丢掉，因為餐巾紙上有殘留的奶油香氣。

當時修道院中的衆人、甚至他自己都以為他會成為一名神職人員，他還不知道自己将離開這座修道院，進入大學，成為曆史學研究者。他就是以研究中世紀歐洲社會史而著稱的曆史學家阿部謹也。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5月6日專題《中世紀星空下：阿部謹也的曆史之旅》的B06。

「主題」B01丨阿部謹也的曆史之旅

「主題」B02-B03丨讓曆史邂逅現實：阿部謹也的曆史學之思

「主題」B04-B05丨傳說中也有曆史：“花衣魔笛手”中的曆史與虛構

「主題」B06丨在自己身上閱讀曆史：阿部謹也的社會史之路

「文學」B07丨 缪亞：從“馬”到普羅米修斯之詩

「紀念」B08丨謝辰生：用一個世紀的生命，阻止文物古迹的湮滅

“沒有故鄉的人”

1935年，阿部謹也生于東京神田。他的父親阿部清太郎是高松人，在東京本鄉經營一家自行車工廠，并且銷售自行車。阿部謹也的母親是阿部清太郎的第二任妻子，18歲時與阿部清太郎結婚。阿部謹也的父母相差18歲，兩人結婚時，阿部清太郎已經有一個女兒和兩個兒子。童年時期，阿部謹也主要住在東京本鄉，有時也去鐮倉的别墅。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阿部謹也随家人離開東京，到鐮倉避難。戰争末期，鐮倉也不再安全，阿部謹也又去了川越。阿部謹也身體虛弱，在鐮倉上國小時先在為體弱多病的孩子開設的養護學級待了一年，之後才正式開始上國小。之後，又因搬家而轉學。2005年，阿部謹也出版了自傳，在書中他回憶起童年時感覺“不是現在的自己在看之前的自己，而是好像在看另一個次元的事情”。

對于還是個孩子的阿部謹也而言，戰争的最直接展現是食物緊缺。從前，他的母親經常給他做甜甜圈，而戰争期間，連日常的食物都難以保證，他的母親開始開墾土地，種番茄和茄子等蔬菜。當時，阿部謹也時不時有機會能跟母親一起回東京。在食物緊缺的情況下，東京站前的明治和森永甜食店隻賣烤蘋果。在阿部謹也看來，那時的烤蘋果簡直是“另一個世界的美味”。阿部謹也的家庭也發生了變故。1943年1月，阿部謹也的父親因肝硬化去世。同年，阿部謹也同父異母的哥哥因結核病去世。

阿部謹也像，美編師春雷繪。

日本戰敗後，阿部謹也随母親回到東京。可是，位于神田的房子已經被燒毀。那一刻，阿部謹也覺得自己失去了故鄉，成了“沒有故鄉的人”。從前優渥的生活一去不返，阿部謹也的母親不得不開始工作。母親開始工作後，無暇照顧阿部謹也，決定将他送到能負責吃住的機構去。1947年，阿部謹也進入德國修道院經營的宿舍。

正是在這座修道院，阿部謹也第一次接觸到了歐洲的文化。他學習了教理，還學習了以教會史為中心的歐洲史。在此期間，阿部謹也受洗。阿部謹也時不時有機會離開修道院，跟母親見面。母親給他零花錢，還帶他吃冰激淩。然而，阿部謹也忽然發現自己走上了跟同齡人完全不同的道路。“我跟東京的朋友們聊天，我隻學了公教要理，而他們已經在考慮要報考哪所大學了，當時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在特殊的道路上迷路了。”

1949年，阿部謹也決定離開修道院的宿舍，回東京。阿部謹也的親戚當時在類似的機構中工作，認為這種機構能提供比一般的日本家庭更好的食宿和衣服，不了解阿部謹也為什麼要離開。多年後，阿部謹也在随筆集《在自己身上閱讀曆史》中寫道：

“不論能提供多麼好的衣服、多麼好的食物，機構還是無法取代家庭。”

《阿部謹也自傳》日文版封面。

“這世上有些人并沒有

被他人承認的位置”

阿部謹也回到東京後，進入練馬區立石井西中學，讀三年級。1950年，他進入石神井高等學校（高中）。阿部謹也的母親在大泉學園附近開了一家中華料理餐館，阿部謹也在學習之餘還要幫忙送外賣。植物學研究者牧野富太郎住在附近，經常點阿部謹也母親店裡的外賣。阿部謹也去送外賣時，牧野富太郎看到他是學生的模樣，便問他在學什麼，還鼓勵他認真學外語。

當時，阿部謹也已經能讀英文書。在石神井高等學校，學生從高二開始要學第二外語，可以選德語或法語。阿部謹也在老師的勸說下選了法語。任課教師是學習院大學的水谷謙三教授。阿部謹也在自傳中回憶起這段經曆時，覺得非常有名的大學教授每周教高中生法語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

高中即将畢業時，阿部謹也在學校聽了一場講座，他被開講座的老師的口才和風采折服。得知這位老師是一橋大學的上原專祿教授後，阿部謹也決定報考一橋大學。但是一橋大學是非常難考的名校，阿部謹也沒能考中。落榜後，他上了一年的預備學校，第二年終于考上了。他說：“上預備學校的那段時間，我意識到了這世上有些人并沒有被他人承認的位置。”

1954年，阿部謹也進入一橋大學經濟學部。雖是經濟學部的學生，但對曆史非常感興趣，很自然地開始上很多曆史課。正是在一橋大學，阿部謹也意識到了學外語的重要性。大二時，阿部謹也上增淵龍夫教授的研讨班，增淵教授帶學生一起讀馬克斯·韋伯的《經濟史》德文版。有的同學偷懶，不讀德文版，而是讀日文譯本。增淵教授發現後嚴厲地訓斥了他們，強調一定要讀德文版。阿部謹也的導師上原專祿也非常強調外語學習。上原教授指導的一個學生想研究裡爾克，但是這位學生不會德語，用翻譯成日文的文本來研究。上原教授聽說後，訓斥了這位學生。

上原教授要求非常嚴格，聽他的研讨班之前需要用德語寫十頁左右的報告，說明想加入研讨班的原因。阿部謹也當時隻學過英文和法文，于是問上原教授可否用法文寫報告。上原教授同意了。此後，阿部謹也開始學德語。為了研究中世紀史，他又開始學拉丁文。當時一橋大學沒有教拉丁文的老師，拉丁文課的老師是外聘的。“法國雅典娜”語言學校（Athénée Fran ais）的大村雄治到一橋大學開課。剛開課時，班裡有20人左右，後來人數逐漸變少，有時班上隻有阿部謹也一人。大村雄治有時帶阿部謹也到車站附近的咖啡館上課，請他吃蛋糕、喝咖啡。

上大學時，阿部謹也的家庭條件不寬裕，甚至需要賣書換錢。多年後，阿部謹也還在後悔那時賣掉了馬克斯·韋伯的《經濟與社會》德文版和拉丁語字典。讀完大學以後，阿部謹也繼續進入大學院讀研，靠當家教來賺學費。他在大學院的同學們都畢業于有名的私立高中，得知阿部謹也之前讀的是新制高中時，都很震驚。

戰争、食物緊缺、失去舊家、考學失敗、經濟拮據……阿部謹也的成長經曆深刻地影響了他的研究取向。他關注曆史上的人，把曆史上的人看成個體，而非數字，尤其關注普通人和邊緣人。正如阿部謹也在《花衣魔笛手》中寫的那樣，“人并不是有屋子、有食物、有自然環境就能生活下去的動物。重要的是這些事物、自然環境、對象與自己的關系，這種關系構成了世界。”

我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不同相處模式，來自于其不同的文化根源，因而産生出文化特征。而且，人與人的關系乃是由物品為媒介的關系，與肉眼看不到的牽絆所形成的關系成立的。——《中世紀星空下》

在自己身上閱讀曆史

通過研究花衣魔笛手這個故事背後的曆史，阿部謹也注意到了流浪樂師這一群體。

在13世紀，流浪樂師屬于賤民。由此，阿部謹也開始關注中世紀的賤民群體。他認為賤視跟蔑視不一樣，賤視是也不是輕視，賤視包含着一種恐懼的心情。刑吏、掘墓人、公共浴池經營者、外科醫生、掃煙囪的人……在中世紀後期都被視為賤民。

阿部謹也不僅關注這些邊緣人的生活狀态，還思考産生賤視的社會性構造。在《花衣魔笛手》之後，阿部謹也寫了《刑吏的社會史：歐洲中世紀的庶民生活》和《中世紀的罪與罰：亡靈的社會史》，他認為中世紀的賤視産生于13世紀、14世紀。在這兩個世紀，因基督教的廣泛傳播，尤其是煉獄信仰的普及，人們對世界、生死的看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賤視便是在這種背景下形成的。

“在歐洲，賤民的曆史性存在形态範圍相當廣泛，當我将這些以地域為機關，一個一個發掘出來，并進行研究的同時，也使我對歐洲近世、近代的社會整體重新改觀。”

阿部謹也以賤民為切入點，開始了他對歐洲中世紀社會史和心态史的研究。這種對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關注看起來非常像法國年鑒學派的研究取向，但根據阿部謹也的學生伊藤淳的回憶，阿部謹也經常被人問是否屬于年鑒學派，他一直都回答不是。

正如阿部謹也在《在自己身上閱讀曆史》的後記中寫的：

“在我看來，我研究的基本路線都是從我自己内部生發出的問題。後來，我開始思考我到底要如何了解自己和周圍環境的關系呢，我要如何在這種關系中采取行動呢，從這些思考開始，我的研究延伸到了歐洲的中世紀。”

命運給他磨難，促使他思考，這些思考的延伸深刻地影響了他的研究。

文/栾穎新

編輯/李陽 劉亞光

校對/薛京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