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部謹也：打撈中世紀星空下的沉默者之聲

時間與空間的隔閡，讓過去于今人而言宛如異邦他鄉。探尋曆史的過程，就像一場前往時空異邦的旅行。曆史學家猶如時空旅人，往返于現代與過去之間。既在陌生的過去中找尋當下的前塵，也在熟悉的當下中尋找過去的遺痕。阿部謹也，正是這樣一位時空旅人。作為東洋研究西洋中古社會史家，比起他的西洋同行，他不僅要穿越千百年歲月渺遠的時間，更要橫跨東西方文明之間漫長的空間。然而正是這樣漫長而艱辛的曆史之旅，卻讓他以東洋特有的曆史視角，對西洋中世社會進行了新穎而别緻的解讀。

阿部謹也眼光向下，以飽含共情的筆觸，細緻入微地觀察那些在曆史上沉默着的庶民大衆，去窺測他們的心靈世界，去發現人與人之間的聯系與溝通。他筆下的西洋中古史不再是一幅由戰争與政治鋪陳渲染的巨幅油畫，而是一幅徐徐展開的中世浮世繪長卷，在那裡，每一個庶民都值得關切，每一個生命都值得尊重。從《中世紀星空下》到《花衣魔笛手》，從《中世賤民的宇宙》到《亡靈的社會史》。民間傳說中隐藏着庶民千百年來的悲喜與苦樂，歌謠俗語中潛伏着庶民日複一日的生死與哀樂。阿部謹也以一種東洋學人特有的人間關切與悲憫，當人們為曆史長空中熠熠生輝的日月星辰所吸引時，他卻看到了星空下大地之上奔忙于悲喜生死之間的芸芸衆生，那些曆史中沉默着的人們，也應有着值得被書寫的尊嚴的幽光。（導語撰文：李夏恩）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5月6日專題《中世紀星空下：阿部謹也的曆史之旅》的B02-B03、B06。

「主題」B01丨阿部謹也的曆史之旅

「主題」B02-B03丨讓曆史邂逅現實：阿部謹也的曆史學之思

「主題」B04-B05丨傳說中也有曆史：“花衣魔笛手”中的曆史與虛構

「主題」B06丨在自己身上閱讀曆史：阿部謹也的社會史之路

「文學」B07丨 缪亞：從“馬”到普羅米修斯之詩

「紀念」B08丨 謝辰生：用一個世紀的生命，阻止文物古迹的湮滅

撰文丨栾穎新（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博士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在日本的一座修道院裡，一位中學生模樣的輔祭童用拉丁文說出“In nomine Patris, et Filii, et Spiritus Sancti（以聖父聖子聖靈之名）”。儀式結束後，他負責熄滅祭壇上的蠟燭。

在休息日，他離開宿舍，去跟母親見面。回來的路上，母親有時給他買冰激淩。冰激淩很冷，母親便用餐巾紙包着冰激淩。他一邊吃一邊往宿舍走，包冰激淩的餐巾紙也不舍得丢掉，因為餐巾紙上有殘留的奶油香氣。

當時修道院中的衆人、甚至他自己都以為他會成為一名神職人員，他還不知道自己将離開這座修道院，進入大學，成為曆史學研究者。他就是以研究中世紀歐洲社會史而著稱的曆史學家阿部謹也。

為什麼要研究幾百年前的曆史？作為曆史學研究者，曆史研究與當下的現實生活有何種關系？阿部謹也從學術生涯的開端便開始思考這些問題，他用一生的時間通過研究、寫作和行動回答了這些問題。

阿部謹也像，美編師春雷繪。

“沒有故鄉的人”

1935年，阿部謹也生于東京神田。他的父親阿部清太郎是高松人，在東京本鄉經營一家自行車工廠，并且銷售自行車。阿部謹也的母親是阿部清太郎的第二任妻子，18歲時與阿部清太郎結婚。阿部謹也的父母相差18歲，兩人結婚時，阿部清太郎已經有一個女兒和兩個兒子。童年時期，阿部謹也主要住在東京本鄉，有時也去鐮倉的别墅。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阿部謹也随家人離開東京，到鐮倉避難。戰争末期，鐮倉也不再安全，阿部謹也又去了川越。阿部謹也身體虛弱，在鐮倉上國小時先在為體弱多病的孩子開設的養護學級待了一年，之後才正式開始上國小。之後，又因搬家而轉學。2005年，阿部謹也出版了自傳，在書中他回憶起童年時感覺“不是現在的自己在看之前的自己，而是好像在看另一個次元的事情”。

對于還是個孩子的阿部謹也而言，戰争的最直接展現是食物緊缺。從前，他的母親經常給他做甜甜圈，而戰争期間，連日常的食物都難以保證，他的母親開始開墾土地，種番茄和茄子等蔬菜。當時，阿部謹也時不時有機會能跟母親一起回東京。在食物緊缺的情況下，東京站前的明治和森永甜食店隻賣烤蘋果。在阿部謹也看來，那時的烤蘋果簡直是“另一個世界的美味”。阿部謹也的家庭也發生了變故。1943年1月，阿部謹也的父親因肝硬化去世。同年，阿部謹也同父異母的哥哥因結核病去世。

日本戰敗後，阿部謹也随母親回到東京。可是，位于神田的房子已經被燒毀。那一刻，阿部謹也覺得自己失去了故鄉，成了“沒有故鄉的人”。從前優渥的生活一去不返，阿部謹也的母親不得不開始工作。母親開始工作後，無暇照顧阿部謹也，決定将他送到能負責吃住的機構去。1947年，阿部謹也進入德國修道院經營的宿舍。

正是在這座修道院，阿部謹也第一次接觸到了歐洲的文化。他學習了教理，還學習了以教會史為中心的歐洲史。在此期間，阿部謹也受洗。阿部謹也時不時有機會離開修道院，跟母親見面。母親給他零花錢，還帶他吃冰激淩。然而，阿部謹也忽然發現自己走上了跟同齡人完全不同的道路。“我跟東京的朋友們聊天，我隻學了公教要理，而他們已經在考慮要報考哪所大學了，當時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在特殊的道路上迷路了。”

1949年，阿部謹也決定離開修道院的宿舍，回東京。阿部謹也的親戚當時在類似的機構中工作，認為這種機構能提供比一般的日本家庭更好的食宿和衣服，不了解阿部謹也為什麼要離開。多年後，阿部謹也在随筆集《在自己身上閱讀曆史》中寫道：

“不論能提供多麼好的衣服、多麼好的食物，機構還是無法取代家庭。”

《阿部謹也自傳》日文版封面。

“不研究它就活不下去”

阿部謹也回到東京後，進入練馬區立石井西中學，讀三年級。1950年，他進入石神井高等學校（高中）。阿部謹也的母親在大泉學園附近開了一家中華料理餐館，阿部謹也在學習之餘還要幫忙送外賣。植物學研究者牧野富太郎住在附近，經常點阿部謹也母親店裡的外賣。阿部謹也去送外賣時，牧野富太郎看到他是學生的模樣，便問他在學什麼，還鼓勵他認真學外語。

當時，阿部謹也已經能讀英文書。在石神井高等學校，學生從高二開始要學第二外語，可以選德語或法語。阿部謹也在老師的勸說下選了法語。任課教師是學習院大學的水谷謙三教授。阿部謹也在自傳中回憶起這段經曆時，覺得非常有名的大學教授每周教高中生法語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

高中即将畢業時，阿部謹也在學校聽了一場講座，他被開講座的老師的口才和風采折服。得知這位老師是一橋大學的上原專祿教授後，阿部謹也決定報考一橋大學。但是一橋大學是非常難考的名校，阿部謹也沒能考中。落榜後，他上了一年的預備學校，第二年終于考上了。他說：“上預備學校的那段時間，我意識到了這世上有些人并沒有被他人承認的位置。”

1954年，阿部謹也進入一橋大學經濟學部。雖是經濟學部的學生，但對曆史非常感興趣，很自然地開始上很多曆史課。正是在一橋大學，阿部謹也意識到了學外語的重要性。大二時，阿部謹也上增淵龍夫教授的研讨班，增淵教授帶學生一起讀馬克斯·韋伯的《經濟史》德文版。有的同學偷懶，不讀德文版，而是讀日文譯本。增淵教授發現後嚴厲地訓斥了他們，強調一定要讀德文版。阿部謹也的導師上原專祿也非常強調外語學習。上原教授指導的一個學生想研究裡爾克，但是這位學生不會德語，用翻譯成日文的文本來研究。上原教授聽說後，訓斥了這位學生。

《中世紀星空下》，作者:[日] 阿部謹也，版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1-2

上原專祿對研究的态度深刻地影響了阿部謹也的學術生涯。大學二年級時，阿部謹也想上上原專祿的研讨班。為了取得許可，阿部謹也去上原老師家。當時上原專祿正在家中與幾位學者一起開會，他把阿部謹也介紹給了在座的所有學者。阿部謹也在上原老師身上看到了平等的态度，已有高名的學者認為大學二年級的學生跟其他學生們是平等的存在。阿部謹也在自傳中回憶起去上原老師家拜訪的經曆，他覺得這次拜訪改變了他的人生。阿部謹也取得了上原老師的同意，進入了上原的研讨班，開始學習曆史。

上原教授要求非常嚴格，聽他的研讨班之前需要用德語寫十頁左右的報告，說明想加入研讨班的原因。阿部謹也當時隻學過英文和法文，于是問上原教授可否用法文寫報告。上原教授同意了。此後，阿部謹也開始學德語。為了研究中世紀史，他又開始學拉丁文。當時一橋大學沒有教拉丁文的老師，拉丁文課的老師是外聘的。“法國雅典娜”語言學校（Athénée Fran ais）的大村雄治到一橋大學開課。剛開課時，班裡有20人左右，後來人數逐漸變少，有時班上隻有阿部謹也一人。大村雄治有時帶阿部謹也到車站附近的咖啡館上課，請他吃蛋糕、喝咖啡。

在研讨班學習的這一階段，阿部謹也面臨的重大挑戰是畢業論文的選題。當時他對羅馬帝國非常感興趣，對日本的問題也感興趣，又對歐洲中世紀的修道院感興趣。到底如何從這些興趣中提煉出論文的主題呢？上原專祿對阿部謹也的興趣點既沒有肯定，也沒有反對，隻是跟他說：“選擇什麼問題來研究都可以，不過你一定要找一個如果你不研究它、就感覺自己活不下去的主題。”在修道院附設的宿舍生活的經曆深深地影響了阿部謹也，最終，他選擇了條頓騎士團（日語中稱為“騎士修道會”）作為畢業論文的研究主題。

《貝利公爵時禱書》中的插圖，展現貴族豪奢宴飲與戰争的場景。

阿部謹也在成為教師以後，把上原專祿的這句話告訴了自己的學生。現任日本東京教區神父的伊藤淳曾在一橋大學就讀，他上過阿部謹也的研讨班。伊藤淳說自己曾多次聽阿部謹也說起這句話。阿部謹也認為上原專祿是少有的把研究和自己的方式統一起來的學者。正如上原專祿所言：“所謂明白了一件事，就是因為明白了那件事，自己也發生了變化。”對自己産生了影響的知識才是了解了的知識。

正是因為上原專祿的這句話，阿部謹也開始思考研究的意義。歐洲中世紀，從時間上看有幾百年之隔，從地理上看，德國和日本也離得很遠。阿部謹也的研究似乎與他正過着的現實生活沒有關系。“研究到底有什麼意義呢？我對此懷疑疑問。寫與自己正在經曆的生活沒有關系的論文，也讓我感到懷疑。”他感歎：“我一直在不斷地問自己，在我所在的國家和世界的情況都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之時，研究中世紀歐洲到底有什麼意義。”

後來，阿部謹也讀了德國曆史學家赫爾曼·亨佩爾（Hermann Heimpel）的《人類及其現在》，找到了心中疑問的答案。當時，上原專祿在研讨班上帶學生讀亨佩爾的文章，阿部謹也正是因為這個研讨班知道了亨佩爾。在閱讀和思考之後，阿部謹也意識到：我們所生活的現在的下層其實蘊含着過去，從語言、習慣、食物等方面都能看出來。現在的諸多方面都有來自過去的遺迹。死去的人以另一種方式活在現在。亨佩爾的這本書對阿部謹也産生了很大的影響，後來阿部謹也把這本書翻譯成了日文。

《結婚夫婦立像》正面與背面，約繪制于1470年，中世紀晚期的藝術家喜歡以這種具有強烈對比的方式展現生死無常，即使是韶華容顔、甜蜜愛情，最後也會被死亡化為虛空。

讓曆史中沉默的人發出聲音

阿部謹也找到了學術研究與現實生活的連接配接點。曆史與現在并不是斷開的，而是有着緊密的聯系。現在包含來自過去的痕迹，這些痕迹可能不那麼明顯，如果不觀察、不思考，可能會忽略。幾百年前的人與現在的人不一樣，但兩者之間仍有共通之處。研究曆史上的人如何生活，能讓我們看到人如何從過去走到現在。

戰争、食物緊缺、失去舊家、考學失敗、經濟拮據……阿部謹也的成長經曆深刻地影響了他的研究取向。他關注曆史上的人，把曆史上的人看成個體，而非數字，尤其關注普通人和邊緣人。正如阿部謹也在《花衣魔笛手》中寫的那樣，“人并不是有屋子、有食物、有自然環境就能生活下去的動物。重要的是這些事物、自然環境、對象與自己的關系，這種關系構成了世界。”

《貝利公爵時禱書》中的插圖，展現農夫在城堡的莊園裡辛勤耕作的場景。

是以，在曆史研究中，阿部謹也關注曆史上的人具體如何生活，關注人與人之間的聯系，關注人的情感與觀念。他走上了研究社會史和心态史的道路。阿部謹也的“田野”是中世紀後期德意志的城市。在這個範圍内，他關注城市中的人如何生活、如何勞動、如何聯系在一起。他非常關注此前不被關注的群體，如兒童、女性、賤民。阿部謹也以漢堡的兄弟團（confrérie）為切口，研究中世紀城市中的人與人之間的聯系，觀察人們如何跨越職業關系、地緣關系和血緣關系，以宗教為紐帶、通過兄弟團聯系在一起。在中世紀兄弟團内，成員們互相幫助，如果有成員要去朝聖、生病、去世等，其他成員都會幫助這個人。兄弟團往往選擇一個修道院或教堂設定祭壇，請宗教人士幫忙為兄弟團内已經去世的成員祈禱。

13世紀也是煉獄信仰開始出現、并廣泛傳播的世紀，人們對死亡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阿部謹也在開始研究兄弟團以後，很快意識到了這一點，他開始研究中世紀死亡觀念的變化。他認為中世紀的生死觀對近代西歐社會有很大的影響。通過閱讀呂貝克和漢堡的遺囑，阿部謹也認為這些遺囑中所展現的“朝向彼世的贈與”是中世紀中期從贈與關系轉向貨币經濟的見證之一。

維斯康提塔羅牌中的“死神”，這副牌為15世紀藝術家博尼法西奧·班博為米蘭公爵維斯康提設計制作，這張牌展現了在死亡面前，無論王宮貴胄還是庶民百姓皆難以逃脫，死亡使人人平等。

想要研究中世紀的普通人過着何種生活、有何種心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并沒有直接回答這些問題的史料。阿部謹也認為歐洲中世紀史背後有大批沉默的人。為了研究這些此前不被注意的人，首先要改變對待史料的态度，不能隻看著名編年史作者的作品，因為這些著名的編年史作者隻關注國家級的大事件，很少記載與普通人的生活相關的饑荒、異常天氣、歉收等。阿部謹也主張關注無名修士寫的地區編年史。正如研究中世紀巴黎貧困現象的美國曆史學家莎倫·法爾默（Sharon Farmer）所言：“中世紀的書寫被精英控制，他們寫下的内容決定了與窮人生活有關的哪些方面會流傳到後世。我們想知道的那些關于中世紀巴黎的窮人的事情已經被他們帶進了墳墓。”研究中世紀兄弟團的法國曆史學家卡特琳娜·文森（Catherine Vincent）寫道：“人們說老實人沒有曆史，窮人則更沒有寫下自己的曆史。”

為了尋找這些普通人的痕迹，阿部謹也關注通俗小說、繪畫作品、禮儀材料、遺囑……花衣魔笛手的傳說打開了阿部謹也的思路，很多此前不被視為史料的文本其實都是史料。通過研究花衣魔笛手這個故事背後的曆史，阿部謹也注意到了流浪樂師這一群體。在13世紀，流浪樂師屬于賤民。由此，阿部謹也開始關注中世紀的賤民群體。他認為賤視跟蔑視不一樣，賤視是也不是輕視，賤視包含着一種恐懼的心情。刑吏、掘墓人、公共浴池經營者、外科醫生、掃煙囪的人……在中世紀後期都被視為賤民。

16世紀尼德蘭畫家博斯的《乞丐的各種伎倆》。

阿部謹也還非常重視《提爾·厄倫史皮格爾的無聊故事》。這是一本1510年至1511年前後印刷的庶民小說，其主角提爾·厄倫史皮格爾的身份是賤民。小說中講述了厄倫史皮格爾在面對社會各階層的人時搞出的惡作劇，阿部謹也認為這部小說生動地反映了15、16世紀人們的心态，尤其是對待賤民的态度。阿部謹也不僅在研究中把這部庶民小說當作史料，還在報刊文章中講述這部小說中的有趣情節。他還把這部小說翻譯成了日語（1990年由岩波書店出版）。

阿部謹也不僅關注這些邊緣人的生活狀态，還思考産生賤視的社會性構造。在《花衣魔笛手》之後，阿部謹也寫了《刑吏的社會史：歐洲中世紀的庶民生活》和《中世紀的罪與罰：亡靈的社會史》，他認為中世紀的賤視産生于13世紀、14世紀。在這兩個世紀，因基督教的廣泛傳播，尤其是煉獄信仰的普及，人們對世界、生死的看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賤視便是在這種背景下形成的。

阿部謹也《西洋中世的罪與罰：亡靈的社會史》日文原版書封。

“在歐洲，賤民的曆史性存在形态範圍相當廣泛，當我将這些以地域為機關，一個一個發掘出來，并進行研究的同時，也使我對歐洲近世、近代的社會整體重新改觀。”

阿部謹也以賤民為切入點，開始了他對歐洲中世紀社會史和心态史的研究。這種對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關注看起來非常像法國年鑒學派的研究取向，但根據阿部謹也的學生伊藤淳的回憶，阿部謹也經常被人問是否屬于年鑒學派，他一直都回答不是。

正如阿部謹也在《在自己身上閱讀曆史》的後記中寫的：

“在我看來，我研究的基本路線都是從我自己内部生發出的問題。後來，我開始思考我到底要如何了解自己和周圍環境的關系呢，我要如何在這種關系中采取行動呢，從這些思考開始，我的研究延伸到了歐洲的中世紀。”

命運給他磨難，促使他思考，這些思考的延伸深刻地影響了他的研究。

在日本，阿部謹也被稱為西洋社會史研究的第一人。在日本史學界，“社會史”一詞的用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22年，當時《民族與曆史》雜志更名為《社會史研究》。然而，現在我們所說的“社會史”所指的内容是1970年代在日本出現的。社會史主張用跨學科的視角研究曆史，使用此前不被學者注意的新史料，關注此前不被關注的群體。阿部謹也認為社會史在曆史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主張重視日常生活和心态。“歐洲社會史并不是通過法制史、政治史、經濟史等的積累就能掌握其核心，而要通過接近群眾的日常生活及其思維世界才能開始觸摸到其本質。”阿部謹也不僅自己從社會史的角度進行研究，還推動了日本史學界的研究轉向。1982年，阿部謹也與川田順造、二宮宏之和良知力共同創辦了《社會史研究》期刊。

當時，日本中世史領域具有代表性的社會史研究者是網野善彥，歐洲中世紀史領域具有代表性的社會史研究者是阿部謹也。阿部謹也留學德國後，回到日本，他開始對日本曆史上的邊緣人感興趣，也開始關注日本當下的被歧視群體，并且多次就該主題發表演講。作為研究歐洲中世紀史的學者，阿部謹也沒有被自己的研究領域局限住，而是積極地與研究其他領域的學者對話。阿部謹也曾多次與網野善彥對談，讨論、對比日本的中世和西歐的中世紀。這兩位學者還出版了兩人的對談錄，曾多次合寫著作。

《提爾 厄倫史皮格爾的無聊故事》。這是一本1510年至1511年前後印刷的庶民小說，阿部謹也把這部小說翻譯成了日語（1990年由岩波書店出版）。

發現留存至今的曆史痕迹

對曆史與現實的關系的思考不僅影響了阿部謹也的曆史研究，還促使他開始進行非學術寫作。1975年起，阿部謹也開始在《北海道新聞》《讀賣新聞》《文學界》等報刊上發表文章，這些文章後來被收錄在《中世紀星空下》（李玉滿、陳娴若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中。如果說《花衣魔笛手》像阿部謹也所說的那樣，是“研究所學生活中盛開的一朵我未曾想到的小花”，那麼這些發表在學術期刊之外的報刊文章也是一朵朵小花。阿部謹也從當下生活中的觀察和思考出發，用清晰易懂的語言介紹他的研究成果，并且講述他的研究與當下的聯系。

阿部謹也在德國留學時，十分留意德國社會與日本社會的不同之處。他發現同樣是買石油，德國家庭供暖所用的石油的稅率比大企業采買石油的稅率低得多，而日本的情況正相反。有一年夏天，一直給阿部謹也送信的郵差有一段時間沒來了，他以為郵差退休了。八月底，郵差又出現了，曬得黝黑。原來是去海島度假了。而在當時的日本，休假是一件很難想象的事。阿部謹也自問：“究竟這些和大陸完全不同的習慣或規則是如何産生的？身為歐洲史研究者之一，總是想着是否能從曆史的角度解釋這些深記心中的經驗。”面對這些來自當下日常生活中的問題，阿部謹也在研究曆史上的日常生活的過程中找到了答案。

勃魯蓋爾的諧趣畫《學校的驢子們》。

購物時普通消費者比大宗采買者的稅率低，消費者優先的傳統可以追溯到中世紀歐洲的城市。阿部謹也認為消費者優先的原則是歐洲市民意識的展現之一，而歐洲近代的市民意識來自12、13世紀出現的城市中萌發的市民意識。商業的發展使市集的所在地逐漸成為商人的定居地，商人在與領主抗争、對抗和妥協的過程中，取得了獨立的生活空間，市民的身份由此産生。“所謂市民意識，就是在中世紀都市空間中培養的生活意識表現。”阿部謹也認為中世紀城市的市民生活是以同業組織為中心組織起來的，“同業組織的原則是排除所有類型的競争，避免強者支配弱者、資本豐富者支配資本貧乏者的狀況發生。”在購買同一物品時，為了避免競争，有着消費者優先的原則。阿部謹也在德國留學時觀察到的普通消費者買石油稅率更低的現象，其背後的原則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城市的市場規則。

阿部謹也從夏天去度假的郵差身上看到了中世紀勞動者争取休假的努力。中世紀的工匠勞動時間很長，星期日雖然休息，但因為星期日被定為聖日，不允許工匠集會。為此，工匠們主張星期一休假，并為此持續抗争。星期一的休息日當時被稱作“藍色星期一”。在這一天，工匠們聚在一起，在同業組織内一起吃飯、飲酒。有的工匠會在這一天到澡堂去。阿部謹也認為工匠們争取“藍色星期一”，不僅是為了縮短勞動時間，還是為了追求自由的時間和享受生活的時間。現代勞動者享受的休息日和假期并非憑空出現，中世紀的勞動者們已經在争取更多的休息日了。

阿部謹也《中世紀賤民的宇宙》，日文原版書封。

“詞語是過去送給我們的禮物”

阿部謹也在報刊上寫的文章脫胎于他的曆史研究。在這些看似輕松、簡單的文章裡，阿部謹也依然在提及或引用他在研究中所讀到的史料。他提到一個現象時，總是詳細地說出該現象發生在哪個時代的哪個地區。他在學術文章和報刊文章中提及的地區是一緻的，即中世紀德意志的城市，尤其是漢堡、呂讷堡、法蘭克福……由此可見，阿部謹也在報刊上寫的文章與他的學術研究緊密相關。

阿部謹也具體、詳細地描述了中世紀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當時人們的心态。在他的筆下，中世紀的人們不再遙遠而陌生，而是與當下的我們有着緊密的聯系。過去的人走上的道路塑造了現在，現在的生活儲存着來自過去的痕迹。

在這些文章中，阿部謹也不僅讨論中世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還讨論了人與物之間的關系。他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不同相處模式，來自于其不同的文化根源，因而産生出文化特征。而且，人與人的關系乃是由物品為媒介的關系，與肉眼看不到的牽絆所形成的關系成立的。”在這方面，他深受人類學和民俗學的影響。他關注中世紀的橋、教堂、鐘聲……阿部謹也深受莫斯的影響，他非常關注互酬關系，不僅關注人與人之間互送禮物的行為，還關注中世紀人們給教會的捐贈。此外，他還關注人與動物的關系，比如人與狗、狼的關系。

阿部謹也對語言非常敏感。他認為：“詞語是過去送給我們的禮物。如果試着尋找詞語本來的意思，從很古老的時代流傳下來的詞語其實非常多。我們根本沒有在意這回事，隻是使用這些詞語而已。”他多次舉出的例子是“借個火”。想要抽煙的人如果沒有火柴或打火機，很自然地就可以跟其他人借火。對方很輕松地就會把火借出，而不會說“你之後可要把火還給我啊”。阿部謹也認為借火這個行為之是以如此自然，“因為火是自古以來，所有人類共同擁有的東西，我們在這種日常生活的小動作中，也可看出古代人際關系的模式還存在于現代生活。”在阿部謹也提出這個觀點之前，我從未思考過這件事。在中文裡，也說“借個火”。面對火，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們用的竟是同一個動詞。

阿部謹也翻譯了很多書，除了前文提到的《人類及其現在》和《提爾·厄倫史皮格爾的無聊故事》，他還翻譯了《大學的孤獨與自由：德國大學改革的理念與形态》《中世紀妓女的社會史》《歐洲中世紀的女性》等書。他所做的翻譯與他的研究、寫作和行動緊密相連。對于翻譯，他寫道：“将外國語翻譯成日文時，經常因為找不到和原來意義完全相同的詞而感到傷神。日語的表現既多彩又細膩是原因之一，但也有語言所表現的行為方式彼我完全不同的原因。在這種情況下，除了翻譯困難，對外國了解也有困難，它便可以成為重新思考我們日本人行為意義的良好機會。”

阿部謹也（左四）與學生們在一起。

阿部謹也上大學時，他的老師上原專祿和增淵龍夫都非常重視外語學習。在他們的影響和鼓勵下，阿部謹也在上大學期間學了德語和拉丁文。阿部謹也當上老師以後，對自己的學生也同樣嚴格要求。阿部謹也的學生阪西紀子是研究中世紀北歐史的學者，她回憶道：阿部謹也的研讨班很難，每周都要讀德語或者法語的文章，而且是精讀。阿部謹也不僅要求自己的學生學外語，還把自己學外語的經驗分享給普通讀者。1992年，阿部謹也主編了一本關于外語學習法的書，名為《我的外語學習法》（「私の外國語修得法」）。在這本書中，17位學者講述了自己學習外語的方法。

1976年，阿部謹也任東京經濟大學教授。1979年，阿部謹也回到他的母校一橋大學，任社會學部教授。1992年，阿部謹也任一橋大學校長。1998年退休，任一橋大學名譽教授。此外，他曾任日本國立大學協會會長，參與日本的大學改革。2006年，阿部謹也在東京去世，享年71歲。

我們之是以能詳細地了解阿部謹也的人生經曆，尤其是他作為一個研究者的思想曆程，是因為阿部謹也寫了很多關于他個人經曆的文章。2002年新潮社的雜志《思考之人》（「考える人」）創刊，從創刊号起到2004年夏季号，阿部謹也在雜志上連載，一共寫了9篇文章。2005年，這9篇文章彙總在一起，成了《阿部謹也自傳》（「阿部謹也自伝」）。此外，阿部謹也還出版了一本随筆集，名為《在自己身上閱讀曆史》（「自分のなかに歴史をよむ」）。他認為這種寫作是“在自己内部深深地發掘”，從曆史的角度出發，把自己的一生當作史料，“試着把自己打撈起來”。阿部謹也在這兩本書中從童年經曆寫起，講述了他在成為曆史學研究者的路上不斷學習和思考的過程。他不僅研究中世紀史，還關注當下，這種對曆史與現實的關系的思考的極緻便是在自己身上閱讀曆史，以人生經曆為史料，思考自己的一生。正因阿部謹也寫下了這些文字，我們才有機會更加全面而詳細地了解他作為學者也是作為一個人的一生。

曆史研究與現實生活到底有什麼關系呢？通過閱讀、思考、寫作和行動，阿部謹也用一生回答了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