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為宣傳科學無神論，從9月10日起，我們将連載李申的專著《中國無神論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縣人。1969年畢業于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原子實體系；1986年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學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獲哲學博士學位；2000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轉任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現任中國無神論學會顧問、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中國反邪教協會副會長。
第九章 隋唐五代時期的無神論思想
五，盧藏用《析滞論》
繼呂才之後，盧藏用作《析滞論》，反對遇事占蔔吉日等衆多忌諱。
占蔔術在商周時代，主要是龜蔔和《周易》筮占。漢代龜蔔和筮占衰落，新的九宮、太乙、堪輿、六壬、五行等占蔔方式，又發展起來。不過從總體看來，占蔔巫術還是處于不斷衰落的狀态。其主要标志，就是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不再起決定作用。
唐代，占蔔術繼續處于衰落狀态。武則天做皇帝的神功元年，曾下《厘革伎術官制》，規定“陰陽蔔筮者，不得過太蔔令。”（《通典》）據《舊唐書·職官志》，太蔔令的官階是“從九品下”。是官品中最低一級，相當于一個在管理馬匹、倉庫官員之下的服役人員。傳統的占蔔手段衰落了，漢代的九宮占等手段，沒有新的發展。一些新的、借助科學成果的占蔔方式，其作用則逐漸增強。 這主要是利用曆法、音律等科學成果進行的占蔔。然而在《析滞論》看來，這些占蔔手段，其可靠性都值得商榷。
《析滞論》援引“國之将興聽于人，将亡聽于神”，援引“禍福無門惟人所招”，認為“得喪興亡并關人事，吉兇悔吝無涉天時”。也就是說，國家的興亡，個人的禍福，隻有依靠自身的努力，特别是修養自身的德行。
《析滞論》說，“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為不善者天降之殃”。這叫做“天道從人”。也就是說，上天的意志，将以人的行為善惡而定。不亂殺人，百姓就長壽；減少稅收，百姓就富足。法令得到遵守，國家就安甯；賞罰掌握适當，軍隊就強大。假如不是這樣，即使占到好的日子才行刑，選擇好的日子才發令，也一定不會成功。
《析滞論》繼續說道，近代以來，“俗多徼幸，競稱怪力，争誦詭言”。他們懶于政事教化卻看重“孤虛”這種算命方法，抛棄該行的賞罰卻迷信用曆法推算吉兇。是以而打了敗仗他們就隐瞞不報，僥幸猜中他們就合夥文飾。這不僅是官員的道德下滑，也是學者們的錯誤。唉，可歎世俗的荒謬竟到了這樣的地步！
《析滞論》援引曆史事實，說武王伐纣，并不是因為選擇了可以取勝的日子。把人事做好了，就會無往而不勝。任用賢臣能人，不選時日事情就會成功。嚴格按法令辦事，不占蔔也會吉祥。表彰勞苦的，獎賞有功的，不向神祇祈禱也會有福。這叫做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韓信背水之戰，孫膑削樹而斬龐涓，諸葛亮夜裡舉火而殺張郃，還有秦趙的長平之戰，漢楚的垓下悲歌等等，在這些事情上，那些依靠巫祝厭勝、迷信禁忌小數的，都是失敗的一方：“刻符指盜反更亡身，披發邀神翻招夷族。”是以那些巫術迷信，祈禳祭祀，都是不可靠的。
那麼，是不是可以廢除占蔔，不要律曆之類的事呢？盧藏用認為，這也是“過猶不及”。因為這些事情，自有自己的用途：
夫甲子是以配日月，律曆是以通歲時，金木是以備法象，蓍龜是以筮吉兇。聖人以此神明德行，輔助謀猷。存之則協贊成功，執之則凝滞于物。消息之義其在茲乎。（盧藏用《析滞論》）
也就是說，占蔔、祈禳之類的巫術，還是需要的，隻是不可過于執着，以至于迷信。
這是盧藏用的态度，也是中國古代一般被認為是無神論者的人們的态度。他們反對淫祀，是為了維護正祀；反對過分執着占蔔巫術，但不主張完全廢除這些巫術迷信。因為他們無法擺脫時代的局限，基本立場，仍然是一個有神論者。
六，姚崇捕蝗過程無神和有神的争論
蝗蟲，是古代農民熟悉的昆蟲。蝗蟲的危害，也是中國古代農業最主要的蟲害。由于農業的豐歉不僅關系着群眾的生活，而且往往關系着一個政權的興衰甚至存亡，是以這小小的昆蟲身上，常常是政治、宗教和科學糾結的焦點，發生着科學與迷信的鬥争。
大約在很早的時代，農民已經自發地有捕殺蝗蟲的行為。《詩經·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對于什麼是螣？什麼是蟊賊？曆來解釋雖有差別，但認為其中定有蝗蟲，則沒有大的分歧。而所謂“秉畀炎火”，則是用火燒對付蝗蟲的辦法之一。這種作法，至少保持到戰國時代。《呂氏春秋·不屈篇》：“匡章謂惠子于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
至遲從《呂氏春秋》開始，蝗蟲災害正式被作為表達天意的一項内容。其《孟夏紀》載：“（孟夏）行春令，則蟲蝗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漢代，《呂氏春秋》的十二紀被編寫為《月令》，成為儒家的經典。蝗蟲災害，就正式作為政治失誤所引起的天的譴責。每逢大的蝗災，國家要舉行相關的祭祀，比如酺祭，即祭祀危害群眾的神。君主和有關官員則要檢討自己，整饬自己的德行。蝗蟲不過境，往往就認為是當地官員有德的表現。
王充曾經從理論上批判蝗蟲不過境是當地官員有德的說法。但是王充的反駁，幾乎無人理睬。雖然如此，捕蝗的事，似乎仍有發生。王充在批判擊鼓可以使天放晴的時候說道：
蝗蟲時至，或飛或集。所集之地，谷草枯索。吏卒部民，塹道作坎，榜驅内于塹坎，杷蝗積聚以千斛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況徒攻陰之類，雨安肯霁？（《論衡·順鼓篇》）
這種把蝗蟲驅入陷坑的作法，是捕蝗的重要手段之一。不過這大約隻是零星的行為，不能引起社會的廣泛注意。是以從漢代起，對付蝗蟲的辦法，就主要是修德和祭祀。其間也曾有政權組織過滅蝗，比如前趙劉聰麟嘉二年曾經組織過捕殺，效果可能不太好。而史書的記載，則着意渲染這次捕蝗的後果：“六月，境内大蝗，平陽雍冀尤甚。靳準捕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沒千餘家。東宮災，門合宮殿蕩然。”（《晉書·劉聰記》）而這次捕蝗，也成為後世蝗不可捕的例證。
唐代貞觀年間，京城附近曾經出現大量蝗蟲。唐太宗對蝗蟲說，你吃我的莊稼，就是害我百姓。假如百姓有過，也全是我的責任。假如你真的有靈，就吃我的肺肝，不要吃百姓的莊稼，并吞下了這粒蝗蟲。據說這一年，蝗蟲未能形成災害。這個事件，在曆史上曾引為佳話。
開元初年，又發生了蝗災。群眾隻知求神祭蝗，不敢捕殺。宰相姚崇上奏說，《詩經》上說的“秉彼蟊賊”“付畀炎火”，說明捕蝗是恰當的。而且蝗蟲害怕人，容易驅趕。況且土地都有自己的主人，讓他們拯救自己的莊稼，一定會盡力的。讓他們在田邊挖坑，夜裡在坑邊設火。蝗蟲會飛，一定會投火而來。讓百姓們邊燒邊埋，可以把蝗蟲消滅。古代捕殺的效果不好，大多是百姓們不認真執行指令的結果。
為了督促捕殺，使指令真正得到實行，朝廷派出了捕蝗使者，分赴各地。
汴州刺史倪若水建議說，消除天災，應該依賴德行。過去劉聰捕蝗不成，反而危害更甚。是以他抗拒捕蝗使者，不執行指令。
姚崇寫信給倪若水說，劉聰是僞政權，他的德行戰勝不了妖孽。現在是明主在上，妖孽抵擋不了天子的指令。古代說主官賢明，蝗不入境。假如說修德可免，那麼那些有蝗蟲的地方，是不是主官都沒有德行！現在你坐視蝗蟲咬吃莊稼，忍心不救，假如是以而導緻饑荒，你這做刺史的将如何交待？
倪若水害怕了，積極組織捕殺：“乃行焚瘗之法，獲蝗一十四萬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勝紀。”（《舊唐書·姚崇傳》）
這時朝廷上害怕了。“時朝廷喧議，皆以驅蝗為不便。”（《新唐書·姚崇傳》）于是唐玄宗又問姚崇，該怎麼辦？姚崇說，平庸的儒者拘泥經文，不知道變通。有的事情，雖然違背經文但是合乎儒家之道的，也有違犯儒家之道而必須臨時權變的。過去在魏代，東京地區蝗蟲還不甚嚴重，忍心不去捕殺，造成嚴重饑荒。後秦時代，蝗蟲甚至連草木都吃光了，牛馬隻好互相啃吃對方的毛。現在飛蝗滿天都是，加上它們繁殖又快。黃河南北的群眾，家裡都沒有餘糧。一年不收，就要流離失所，這是關系國家安危的大問題。捕蝗即使不能完全消滅，不也強似養着它們讓它們為害百姓嗎？唐玄宗覺得說的有道理。
這時，宦官盧懷慎對姚崇說，凡是天災，都無法用人力消除。況且殺蟲太多，傷害了天地間的和氣，請您認真考慮。姚崇回答說，過去楚懷王為保護廚子，吞吃了飯裡的水蛭，反而醫好了沉疾；孫叔敖殺死了會給人帶來災禍的兩頭蛇，獲得了天降的福氣。這都是殺蟲免禍的先例。現在蝗蟲幸而可以捕殺，假如縱容，莊稼就會被它們吃完，百姓怎麼辦？為救人而殺死害蟲，假如有禍，就讓我承受罷了，不會連累您的。
于是滅蝗的工作繼續展開。
這是一件影響深遠的科學與迷信思想的鬥争。因為神是不存在的，是以有關神祇的教義，幾乎沒有不自相沖突的。在這個問題上，昊天上帝如果存在，是保護蝗蟲，還是保護百姓？二者必居其一。這是姚崇敢于離經叛道的所在。其次就是要有為國家、為百姓不惜犧牲自我的高尚精神。這樣一種精神，是科學發展的動力之一，也是科學精神的有機構成部分，是以在這裡專門加以叙述。
開元以後，對于蝗蟲是否捕殺？仍然存在着嚴重的鬥争。因為中國古代，和其他民族一樣，畢竟是宗教思想統治、大事都相信神祇的時代。在以後發生蝗蟲的時候，所謂修德、祭祀，仍是儒教采取的基本手段。但是姚崇的這次鬥争，也揭開了由國家組織捕殺蝗蟲的序幕。五代時期，就不隻一次的由國家組織捕蝗，也沒有再遇到嚴重的阻力。并且從宋代開始，人們對蝗蟲的認識，也在繼續深入。政治的力量，也可以用來促進科學事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