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是大唐名相，曆經武則天、中宗、睿宗、玄宗四朝，期間三任宰相，是開元盛世的奠基者，是一位優秀的封建士大夫。
（姚崇）
在很多人眼中，優秀的封建士大夫，大都是仁義與道德的楷模，可以智慧超群，可以大義凜然，但與權謀卻不怎麼沾邊。因為權謀是包裹真相之後的欺詐；是為達目的帥弄陰謀與手段，充滿了不擇手段的意味，這怎麼能與姚崇這樣的好人挂上鈎呢。
其實權謀并不是小人的專利，君子也會。漢代劉向曾将這樣評論：“夫權謀有正有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而姚崇正是使用權謀為百姓盡心的人，比如他任内著名的消滅蝗蟲事件。
開元之初，唐玄宗勵精圖治，一心實作大唐中興，他啟用姚崇為相，決心在帝國的各個方面進行改革。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風順，上天給他們君臣二人制造了很多障礙，不是水災就是幹旱，更為嚴重的開元三年（715），波及山東、河北、河南三個糧食主産區的蝗災。
（玄宗）
在古代，科學技術落後，人們無法對蝗蟲有一個客觀的認識。而蝗蟲的威力是巨大的，像烏雲一樣鋪天蓋地，所過之處，田野、青山頓時寸草不生，變成黃土、秃山。
面對這種情況，人民隻能焚香禱告，祈求上蒼保佑；封建士大夫則笃信天人感應之說，認為這是上天的警告，需要皇帝反躬自省；皇帝則惴惴不安，查究政策上的偏失，要麼罷免大臣，大赦天下。而一片片糧食果蔬則被蝗蟲盡情的肆虐着，大量人民将面臨饑餓與死亡的威脅。
面對這一切，姚崇上書玄宗，要求動員百姓們集體滅蝗。但玄宗卻不敢輕易表态，存在很大的顧慮。因為蝗災是上天對他的警示，一旦滅蝗不是在得罪上天嗎！
而姚崇之是以由此提議，并非他有穿越的本領，掌握了科學知識。而是他并未将蝗災歸為天人感應一列，而是歸為害蟲一類，不消滅害蟲，人民将顆粒無收，如果行動起來，是有希望的。
對玄宗的顧慮，姚崇展現了智慧的一面，他并沒有發揚封建士大夫死谏的精神，要麼拿辭官威脅，要麼血濺朝堂。而是對玄宗提出了兩點：
其一，《詩經》記載：“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是将害蟲用火燒死；漢光武帝劉秀也曾下過指令，消滅蠶食莊家的害蟲。這就為滅蝗提供了依據，天人感應是前人留下的理論，《詩經》更是儒家經典，是無可辯駁的。
其二、滅蝗一事，用宰相碟文下達指令，就算上天要懲罰，也與天子無關，百官要追問，也是宰相的事情。這便解決了玄宗的後顧之憂。
姚崇将該想到的都想到了，如此智慧，玄宗便同意了他的要求。
（玄宗劇照）
然而，與姚崇同朝為相，一向對他俯首帖耳的宰相盧懷慎也提出了異議，認為殺死那麼多的蝗蟲，有傷人和。
可以看出，盧懷慎是一個心存慈悲的正直士大夫。對這類人，勸說隻是多費口舌，姚崇果斷采用了權謀之術，勸将不如激将。
姚崇說：“殺死蝗蟲你于心不忍，難道餓死了人你就忍心？你如果怕滅蝗招來災禍，我一人做事一人當，不用你承擔責任！”經姚崇這麼一說，他盧懷慎反倒成了一個不知為民着想，自私自利之徒了。這在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于是，盧懷慎隻得同意。
指令下達後，很多地方官員抵制，鬧得最兇的就是汴州刺史倪若水。他說：“蝗災是天災，需要皇帝修得才能免禍。後漢皇帝劉聰也曾滅蝗，結果越滅越多。最終導緻亡國，前車之鑒，宰相這樣的指令我不能執行。”
姚崇對他毫不客氣的說：“一，後漢劉聰是匈奴人，德不勝妖，而當今皇帝是聖主，妖不勝德，你怎麼敢拿劉聰跟陛下比呢？你是懷疑陛下的德行嗎？二、如果德高可以免禍，你也是個道德高尚之人，為何你的汴州也會有蝗蟲呢？難道你的道德很鄙劣？”兩頂帽子一頂比一頂大，倪若水噤若寒蟬，趕緊組織滅蝗。
就這樣，姚崇幾乎以宰相一人之力，改變了整個朝堂。使蝗災對人民造成的傷害降到了最低，并沒有發生大面積饑荒與流民。
滅蝗這件事情上，姚崇的智慧反映在了他務實的精神與擔當的勇氣上。他知道民生是國家的根本，清醒地将蝗災與天人感應劃清界限。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還将責任一力承擔，顯示出了大整治家的豪氣與風範，是一種為國為民的大智慧。
而在執行的過程中，姚崇靈活地運用了權謀，根據每個人不同的心理，針對性地使用了對策，非常高效地解決了問題。
姚崇的權謀完全是建立在他的大智慧之上，不但展現了原則性，更展現了靈活性，是以，名相姚崇是權謀與智慧的完美結合。
文：熊魚自笑
淺見寡識，以就正于方家。
參考資料：《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