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虞山拂水岩下，有一座土质的坟茔，若不是挺立的墓亭，断难以引起世人的注意，墓后石碑则更向人们昭示了墓主的不同寻常。一块是清人钱泳所书的青石碑“东涧老人墓”，一块是民国花岗石碑“钱牧斋先生墓”。原来长眠在此的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宗师钱谦益，不远处就是他的宠妾柳如是长眠之所。
钱谦益是苏州历史上的才子，更是明清文学史上的巨擘。然而他的一生，却颇多争议，“综其一生，身受党祸，名列二臣”，遂有“世因鄙薄其人，并及其诗”者。但是，我们今天若对他的诗文作品和传记资料作细致的钩稽和考订，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钱谦益作为一代文学宗盟的风范，也能隐然从中感受到他一生的“苦心忍志，退藏晦密”。
头角崭露
明神宗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农历九月二十六日，钱谦益出生在江苏常熟一个笃信佛教的家庭。其父“满招损，谦受益”之意，以谦益名之，成年后便以受之为字。
在父亲的传授下，年幼的钱谦益不仅学习八股制艺的写作技巧，更涉猎了许多史籍，眼界开阔，独具识见。十五岁时，钱谦益就写出了让老儒击节称赞的史论《留侯论》、《伍子胥论》。也就在这一年（万历二十四年，1596），钱谦益随父至无锡，受到了东林党代表人物顾宪成的接见，并呼之为“小友”，耳提面命，向他传授了东林学派的学术精髓。
万历三十四年，二十五岁的钱谦益首次到南京参加乡试，得中南直隶应天府乡试第三名。万历三十八年，钱谦益第二次赴京参加会试。在会试顺利题名之后的殿试中，钱谦益颇得时任首辅大臣的主考官叶向高的赏识，并欲置定为状元。发榜前，司礼监太监和宫中权要都向钱谦益报喜，就在钱谦益踌躇满志时，到殿前传胪时，状元竟变成浙江人韩敬，而钱谦益却变成了探花郎。这次意外的变故，背后折射出的是晚明时期政坛激烈的党争。叶向高、王图、孙承宗等主考官皆为东林党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对钱谦益特别欣赏，想借科举取士之机网罗人才，壮大门户，遂极力提携钱谦益，这自然要受到反对派的阻挠，宣党头目安徽宣城人汤宾尹，通过暗箱操作，贿赂宫中的秉笔大太监，将状元的名字换成自己的门生韩敬。钱谦益自初入仕途开始，因与东林党人的这一层关系，就立即被卷入到晚明党争的旋涡中，正如钱谦益在诗中所谓：“一从吾党游，磁铁永相取”也。
身受党祸
进士及第后，钱谦益授职翰林院编修，与首辅叶向高共事。不久之后，名属东林党的钱谦益受到排挤，长期被投闲置散，居于家乡常熟。对于这段经历，钱谦益在《嫁女词》中有云：“归宁十余载，道路阻且长。”
天启元年（1621），明熹宗任命钱谦益充任浙江乡试的主考官，满怀着为皇家延纳人才的热情，钱谦益来到浙江。殊不知，当年与他争夺状元的韩敬就是浙江人，为报十年前东林党人弹劾免职之仇，就和秀水人沈德符密谋，以浙江乡试科场舞弊、“关节受贿”等罪名来诬陷、弹劾钱谦益。虽然最后结案时钱谦益的通贿罪名得以洗刷，但他还是引咎辞职，踏上了回乡之程。浙闱遭陷这一“莫须有”的案件一直阴魂不散，伴随着钱谦益的一生，日后每一次党争，对手都会翻出这笔糊涂旧账，作为攻击的把柄和口实。
天启四年，钱谦益再度被召入京。此时正值东林党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斗争正酣，钱谦益在京中与东林党中的杨涟等人交从甚笃，阉党就把他列为东林党中的“天巧星浪子”，并以浙闱旧案为借口，弹劾钱谦益，将他削职回乡。
直到崇祯帝继位后，铲除阉党，重新起用东林党人。在存世的东林党人中，无论学识还是资历，钱谦益都足以被推尊为“南箕北斗”。崇祯元年（1628）七月，带着满心的欢喜，钱谦益在进京之路上踌躇满志，在诗中激动地说道：“重向西风挥老泪，余生何以报殊恩？”但是，刚到京城不久的钱谦益，就因为朝廷会推阁臣而受到了竞争对手周延儒和温体仁的攻击。温体仁向崇祯帝进呈上书，重提浙闱旧话，说钱谦益是“盖世神奸”。崇祯帝偏信的诬奏，旋即革除钱谦益的官职，命其著籍还乡。乡居数年之后，钱谦益被乡人张汉儒诬陷，温体仁遂欲借机置钱谦益于死地，将他押解进京。经过争辩和朋友的营救，钱谦益虽然得以脱洗罪名，最终也只落得个削籍而归。他在诗中把无比的沮丧、悲切倾泻而出：“秘殿风高白日阴，天阶云物昼沉沉”；“孤臣却立彤墀内，咫尺君门泪满襟”。
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下，明王朝在风雨飘摇中迎来了他的末日。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帝在煤山（今北京景山）自缢身亡。此时，钱谦益和很多士大夫一样，奢望依恃长江天堑，在南都拥立新皇帝，暂且与满人隔江对峙，再作后图。钱谦益带着希望，来到南京，本想凭借拥戴潞王朱常淓而复官，迎来自己宦途的崭新天地。但是，在阮大铖的策划和江北四镇的安排下，福王先于潞王来到南京，抢先登基。在无比失望中，钱谦益选择回乡观望。第二年，钱谦益补南明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历经宦海沉浮历练的他竟写下了《矢愚忠以裨中兴疏》之类的文字，极力夸赞马士英、阮大铖之流是“皆慷慨魁垒男子也”。他甚至还让宠妾柳如是向阮大铖移席奉酒，以博阮阉之好感。即便是这样谄媚与投靠，阮大铖还数欲置他于死地，而他的所作所为也遭到了清议的唾弃和鄙斥。
南明时期的所作所为，使钱谦益多年积聚起来的声望和清誉大打折扣，而随后的降清仕清，名列二臣，更使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颇受争议和诟病的一位文学家。
结缡柳姬
就在钱谦益身陷波澜起伏的仕宦风波的时候，让他聊以自慰的是结识并迎娶了江南名妓柳如是，黄宗羲曾这样说：“柳姬定情，为牧老平生极得意事，缠绵吟咏，屡见于诗。”柳如是，本名杨爱，浙江嘉兴人，十岁时被人卖入青楼，初为吴江盛泽镇归家院名妓徐拂的侍婢，后被周道登买为侍妾，因众妓之嫉，再度逐出卖入河房。自此之后，她曾先后与张溥、陈子龙等复社、几社中的名流交好，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柳如是对党社中人的正义活动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对他们也极为同情和支持。在经历了辗转变故之后，她决定把钱谦益作为自己托付终生的人。钱谦益得此红颜知己，不无感慨地说：“不虚此生矣！”
说及钱柳姻缘，颇具浪漫和传奇色彩。崇祯十三年（1640），柳如是身着儒服，女扮男装，驾扁舟来虞，初访钱谦益于其新居半野堂，造钱投名刺，隐去杨爱之本名，易“杨”以“柳”，易“爱”以“是”。刺入，钱谦益以为俗士，借故不见。次日，柳如是作诗投赠，诗内微露色相，钱谦益得其诗大惊，诘问门房：“昨投刺者，士人乎？女人乎？”守门者曰：“士人也。”钱谦益颇感诧异，遂急登舆访柳于舟中，见之，则嫣然之美女。柳如是将自己所作的七言近体诗请钱谦益就正，钱赏其诗，爱其书，邀入半野堂一叙，絮语终日，二人作合、证盟由此开始。崇祯十四年（1641），六十岁的钱谦益不顾家人的反对和舆论的指斥，与年仅二十五岁的柳如是举行正式的合卺婚礼，由是开始了钱柳长达二十余年浪漫而艰苦的岁月，在钱府的我闻室、绛云楼、红豆山庄中，充盈着钱、柳缠绵恩爱的温馨。
名列二臣
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在攻克扬州之后，直逼江南，北兵渡江，弘光帝、马士英、阮大铖等纷纷出奔。在危急的关头，柳如是劝夫君殉国，钱谦益“谢不能”，而柳如是则“奋身欲沉池水中”，愿与夫君一起保全名节，终因家人“持之不得入”。野史中甚至有钱谦益以“奈何水太凉”而拒的说法。
五月中旬，豫亲王多铎率军攻入南京，钱谦益以南明礼部尚书的身份随南都总督赵之龙、内阁大学士王铎等人，率文武官员举行迎降仪式。在豫亲王剃发令颁布之后，钱谦益迅速地剃了头发。为了讨得清人的欢欣，钱谦益在向豫亲王献上数名江南美女和一份厚礼之后，还向多铎献策：“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烦用兵。”极尽献媚之能事。虽然钱谦益在随后给常熟知县曹元芳所写的信中口口声声说自己完全是为了“保境安民”之计，但是这些美丽的借口和幌子都难以掩饰他贪生怕死的本性、洗刷覥颜乞活的污点。在生命之虞得以缓释之后，儒家的道德训戒在钱谦益的脑海中又逐渐浮涌而出，再加上士大夫舆论的指责和鄙嗤，钱谦益的内心在经受着一场激烈的道德拷问。就在豫亲王召见降臣时，钱谦益从洪武门入，忽然下跪，向阕四拜，泪流满面，深深地自谴道：“太祖高皇帝三百年王业，一旦废坠，能无痛心！”
钱谦益与诸多降清的旧臣按例北上，到北京就任清廷的职务。柳如是留居南京，坚决不肯随行，表现出凛然的正气。顺治三年（1646）的正月，钱谦益授职内秘书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充修《明史》副总裁。钱谦益在北京饱尝冷落之后，对自己变节降清的悔意也与日俱增，任职仅六月，他便以老病乞骸骨，在获准后回乡。
秘密抗清
南归之后，钱谦益一方面要饱受士大夫舆论的指责，一方面在柳如是的劝说下，暗中与南方、海上的抗清志士秘密联络。顺治三年（1646），江阴人黄毓琪在舟山起师抗清，钱谦益暗使河东君（柳如是）至海上犒师，此乃牧斋《秋兴诗》中所谓：“闺阁心悬海宇棋，每于方罫系欢悲”；姚志卓兵败后图再起，钱谦益遣柳如是“尽橐以资之，始成一军”。
因曾给卢世《杜诗胥钞》作过序，顺治四年（1647）三月，卢世、谢陛案发生后，钱谦益也因此而受牵连，被捕入狱，押解北上，关入刑部大狱。柳如是扶病随行，上书陈情，曲为斡旋，誓愿代死或从死，更有“传言行贿三十万金，得幸免。”
顺治五年五月，黄毓祺反清案发。钱谦益因曾留黄毓琪宿于家中，且许助资招兵而受牵连，再次被捕，系狱金陵。柳如是全力奔走，倾家营救，请托斡旋。钱谦益秘密联络抗清义师的举动同时也得到了南京的许多遗民的同情，纷纷援手相助，在众人的努力之下，钱谦益得以免祸，释放出狱被管制在苏州，寓居在拙政园中。直到顺治六年，才彻底获赦归里。
黄毓祺案之后，钱谦益的抗清之志并未消退。返回常熟后，他与柳如是移居红豆山庄，表面上息影居家，暗中通过它的两位门生———瞿式耜、郑成功，与西南永历政权和东南海上的反清复明势力秘密联络。顺治六年（1649），瞿式耜留守桂林，钱谦益秘密致信，为瞿式耜筹划军事部署；顺治十三年（1656），郑成功北征失利，退兵至崇明岛，钱谦益自常熟白茆驾小舟前往会见，共商复起之计。
钱谦益的晚年为支持抗清耗尽精力和资财，康熙三年（1664）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此时家中早已是高筑债台，一贫如洗。就连临终前的奄奄一息中，八十三高龄的他还要为挣取自己的丧葬费而殚精竭虑，想方设法赚取润笔。钱谦益病故之后，遂引发了激烈的家变，柳如是不堪钱氏族人追逼钱财，污辱人格，自缢而亡，结束了坎坷而壮烈的一生。
在钱谦益去世之后，黄宗羲在《八哀诗》中悼念这位亡友时这样写道：“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凭裀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这无疑也是对牧斋老人一生最全面、也是最好的总结和评价。
著述留世
钱谦益身后，似乎也并不消停，可以说是厄运连连。名列二臣的经历非但成了许多人对他诟病的焦点，更成为乾隆皇帝禁毁他所有著述的借口。但是，即便是经过了严厉的禁毁，在钦定铁案、众口足以铄金的时代中，依然有许多文士、学者对钱谦益的文学史地位和学术史地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毕竟他在明清之际诗坛学界的宗盟地位是难以掩抑的。时至今日，我们对钱谦益的评价也不能因其大节有亏而简单粗暴地抹杀他卓特的学术文化成就。
钱谦益学问淹博，泛览子、史、文籍与佛藏，因而他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后人所称诵的是其文学的创作，这些成就都集中展现在其《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吾炙集》、《苦海集》 等作品集中。他论诗倡导“转益多师”，主张学习唐宋，写学问、性情兼备的“有本”之诗，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身体力行，力扫明代前、后七子的拟古颓风，为清诗的发展开创了全新的局面。入清以后所作的诗歌，更寄寓了深隐的亡国哀思和沧桑的身世之感，托兴深婉，哀感顽艳与激楚苍凉合而为一，尤有特色。以他为宗师，形成了清初重要的诗歌流派———虞山诗派。
钱谦益凭借“绛云楼”丰富的藏书，潜心著述，写下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私人完成国史，但是顺治五年，绛云楼遭火灾，只有写成的明臣志传数百本因堆在楼外而逃此劫难。在万念俱灰中，钱谦益将残存的志传稿售与了吴江人潘檉章，在钱稿的基础上，潘氏和吴炎通力合作，写出了《国史考异》、《明史记》等重要的史籍。而钱谦益自己所著只有早年完成的《太祖实录辨证》、《开国群雄事略》。
较为幸运的是，在绛云楼火灾前一年，凝聚着钱谦益心血的《列朝诗集》已交由常熟刻书家毛晋刊刻。此书仿金代元好问《中州集》的体例，将采诗、庀史合为一体，名虽为一代诗歌之结集，实乃“借诗以存史”也。“以诗存史”的学术门径同样也体现在钱谦益的另一部学术名著《钱注杜诗》中。他笺注杜诗，以史证诗，在笺注中暗寓明代的时局和自己在政治上的遭际。《钱注杜诗》不仅是清代杜甫诗歌注本的杰出代表，成为今天研究杜诗的必备典籍，而且钱谦益所开创的“诗史互证”的路径对今日的学术研究也颇多启益。（杨旭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