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明式家具主笔：海岩
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工商繁荣，文化活跃，知识分子日益逃避现实，沉溺生活享受——咏叹山水，崇尚自然，回归田园，以为永恒。将心灵从社会转向自然、从政治斗争转向对艺术的玩赏。明代是中国历史上造园运动最热情的时期，也是士族豪门造屋筑宅最热情的时期。文人对家具从设计到制作的全程参与，把自身的风尚志向和对乾坤万物的理解，把长幼尊卑的规则与天理人欲的融会，全都浓缩在家具的造型及材选之中。从明式家具中我们至今仍可清晰地揣摩天圆地方的哲学思辨，体验中国社会的等级伦理，感叹中国匠人的聪明才智，领悟中国文人的心理寄托。
海岩
原名侣海岩，著名作家、编剧、收藏家、企业家，高级经济师，1954年11月7日出生于北京。现任锦江国际集团董事、高级副总裁，锦江国际集团北方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北京昆仑饭店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硕士生导师、兼职教授。海岩以编剧和作家为众人所知，除此之外，他还有酒店集团老总、大学教授、高级设计师、收藏家等多重身份。海岩曾经这样总结自己：一流的室内设计师，二流的酒店管理者，三流的作家，四流的编剧。更是九流的收藏家，一流的家具爱好者。
如果想把中国传统家具艺术的伟大成就表述清楚，就必须重点讨论中国家具艺术的最高峰“明式家具”和与“明式家具”双峰并峙的“清式家具”。因为中国家具艺术最杰出、最经典、最具影响力的代表，就是明式黄花梨家具和清式紫檀家具。
如前所述，中国家具的诞生与进化，有三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如果把中国家具最早的形态“席”算在其中的话，中国家具的起源，则可上推到五千年之前。秦汉以前席地而坐，西晋之后向高发展，至唐五代之后，垂足而坐渐成主流。宋元时期家具制作更有长足进步，已经初现明清家具的雏形。
明代是中国家具艺术出现飞跃式发展的历史时期，家具的形式与功能日趋完美统一，明代黄花梨家具更将中国家具艺术带入化境。清代康雍乾三朝又将风格鲜明的清式紫檀家具推上另一个高点。明式黄花梨家具、清式紫檀家具和从清中晚期开始盛行的广式红木（酸枝）家具，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硬木家具的主流风貌。
今天人们所谓的中国古典家具，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明清家具。元代之前的家具大多取材于软木，易损难存，传世甚少。虽然根据唐代陈藏器所著《本草拾遗》记载“花榈出安南（越南古称——作者注）及南海，用作床几，似紫檀而色赤，性坚好”，证明黄花梨制器至少在唐代已经出现，但黄花梨大量用于家具制作，并在工艺、造型、用材上皆达到让今人都难以企及的水准并可传之万代的，应以明代为始。如上所述，中国明清硬木家具是世界上最注重材质魅力的家具，这与中国人历来的审美习惯一脉相承。
古人对金玉名石，丝绸绢帛，以及诸如此类，也有同样的情感投入，无不追求其质地的美丽耐久和稀有纯粹。中国是唯一使用黄花梨和紫檀这样珍贵木材制作家具的国家，并且历经数百年不倦不悔的智慧投入，不仅使家具的功能性极其科学，而且把自然界赋予树木的天然优美，融入人类的哲理追求，为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找到形神兼备的表达形式。从明代中期开始，黄花梨就成为中国文人家具的首选用材，一直受到上流社会的追捧和崇拜。明代范濂在《云间据目钞》中说：“隆、万以来，……纨绔豪奢，又以椐木（榉木——作者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黄花梨——作者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也说：“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以嘉、隆、万三朝为始盛。”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黄花梨的风行在明代的中晚期，几乎到了令时人痴迷的程度。明代中晚期至清代早期（公元1550—1750年）共约二百年时间，目前被公认为明式家具的“黄金时代”。
明式家具很早以前也给西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明式家具中的“三弯腿”就比西方古典家具的“三弯腿”产生要早，或可揣测西方家具借鉴于明的蛛丝马迹。可以肯定的是，明式家具是西方现代家具的鼻祖，所谓“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也”（明•文震亨《长物志》），那种不事雕琢的造型与线条，对西方现代家具的极简风格显然具有启蒙价值。四百年前的明式条案与今天西方现代家具的条案有着克隆般的相似，几乎同出一辙。而中国古典家具独特的榫卯结构，从中国古代的建筑工艺承袭而来，更使中国古典家具在功能及纯粹的层面上出神入化，这种不必依靠钉和胶的组装结构，无疑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一个特殊贡献。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但犹如哥伦布征服非洲一样，各种文化的交流常常始于血与火的战争。清末欧美列强入侵中国，遂使中国优秀的漆饰家具和硬木家具大量传入西方，开始了在海外的百年流传。现在，西方许多著名的博物馆都有黄花梨及紫檀家具的藏品，世界各地的藏家都以拥有明清古典家具为荣，甚至在有的知名博物馆里还专门辟有明清家具的专馆。
百年以来，明清家具特别是黄花梨家具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形象、一个代表性的符号，与中国的书法、绘画、陶瓷、织绣、金石等比肩并列，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条不可缺少的分支，经过了中国数百年、世界百余年的流传，已在世界文明史上获得了无可争议的认知。
公允地说，在明代之前，占据中国家具最高等级的，无疑是漆饰家具。有明一代，宫廷最高等级的家具，也是漆饰家具，硬木家具作为文人时尚，只是当时的一支。但硬木家具自清末传入西方后，百多年来，西人颇好之。中国古代文人“空故纳万境”的老庄哲学，与西方“少即是多”的审美风潮极其贴合。自20世纪后，多位西方收藏家和研究者，对以黄花梨为代表材质的明式硬木家具予以格外关注，著述频出，不仅极大影响了西方收藏界对中国家具的认识，也对中国收藏界关于中国各类家具历史地位和传承价值的认知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逐步形成了明式黄花梨家具和清式紫檀家具在世界范围内大大高于其他家具收藏价值和市场价格的格局。
在中国的诸多传统器物类文化遗产中，世界认知度最高的，就是瓷器和家具。
中国其他优秀文化，如书法和金石篆刻甚至更古老的玉文化等，西人欣赏起来，总是不得要领。《平复帖》一拍上亿，对世界上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很难解其精华；而中国的山水画、花鸟画多为写意，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的人也难以甚解。最容易和其他文化快速产生直观共鸣的，就是瓷器和家具。除明式家具外，明代也是制瓷技艺的兴盛一朝，永宣青花、成化斗彩、嘉万五彩，皆被后人奉为至宝。
众所周知，树木就其种类而言，多至难以胜数，而我们的祖先为何偏对黄花梨、紫檀和红酸枝等几种硬木情有独钟？为何在明代创造出黄花梨神话，又在清代将紫檀推向至尊？这些现象是无机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都值得仔细地探讨和求证。
在人类浩瀚的发展过程中，无数偶然的浪花汇成了必然的历史长河。从历史的必然性上看，明式家具的诞生，或有如下因缘：
一、明代是中国最后一个汉族皇权的封建王朝，以儒学为主干的古代文化已经非常成熟。释道两家也在学理上大成于世。明代的知识分子享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无疑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学术修为。黄花梨家具之所以诞生在明代，显然与士族阶层的学养及审美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密切相关。
二、古代中国是一个封建国家，多数时期闭关锁国，严防夷族乱华，警惕海外文明的输入影响中国的政权和思想。明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开通了明代海上贸易的通道，丝绸之路亦开始复兴。明隆庆朝更开放海禁，打破“片板不下海”的国策。在这种中外交流空前活跃的背景下，海外硬木经商贸路径得以进入北京的皇宫和江南文人的大雅之堂。
野史传说中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受永乐皇帝朱棣的指派，去搜寻当时盛传藏身海外的建文皇帝朱允，以除后患。这近乎戏说的情节无论真伪，可以肯定的是，郑和下西洋的初衷，主要不是贸易，更不是哥伦布式的掠夺，而是中华帝国在向周边各国展示实力、炫耀文明，带去中国的瓷器、丝绸等无数丰富的物产和技艺，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文化输出。宝贝送完之后，空船而归时需载重物以抗风浪，据说就以硬木来压仓。有的史学家据此认为，这就是硬木最早进入中国的途径之一。
三、明代实行以银代役的制度，促进了手工业和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出现了商品经济的雏形。
四、明代中期以后，政治黑暗，朝廷腐败，许多在统治阶级内部残酷党争中失意的文人厌恶政治，抽身官场，转而寄情于艺术创造和物质享乐，这使得当时的文化中心和时尚中心也随着知识精英们的足迹远离京畿，南移苏杭。苏杭不仅水米富庶，且得漕运之便，无论制瓷、织绣、金石、书画还是家具制作，一时风起云涌。许多知识分子竞相投身，醉心于此，古代文化的许多伟大成就，就在这一时期异彩迸放。历史上常见的“政治越黑暗，文化越光明”的现象，可以在明代找到充分的实证。
五、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的进步使木工工艺获得了革命性的飞跃。在明中期以前，木工工具主要为锯、锛、斧、凿等，明中期以后，刨子一类的工具开始普及，为硬木细作扫除了技术障碍。明代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描述了各类刨子的特征：“横木为翅，手执前推”之横刨；“刃阔二分许……为细木者”之线刨；“一木之上，衔十余小刀，如蜈蚣之足”之蜈蚣刨……各司其职，各擅其长。
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工商繁荣，文化活跃，知识分子日益逃避现实，沉溺生活享受——咏叹山水，崇尚自然，回归田园，以为永恒。将心灵从社会转向自然、从政治斗争转向对艺术的玩赏。明代是中国历史上造园运动最热情的时期，也是士族豪门造屋筑宅最热情的时期。而精美的园林和高屋大宅又对良材美器的家具陈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人对家具从设计到制作的全程参与，把自身的风尚志向和对乾坤万物的理解，把长幼尊卑的规则与天理人欲的融会，全都浓缩在家具的造型及材选之中。从明式家具中我们至今仍可清晰地揣摩天圆地方的哲学思辨，体验中国社会的等级伦理，感叹中国匠人的聪明才智，领悟中国文人的心理寄托。
编辑/徐晓倩发布/yi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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