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隐龙
相对来说，南宋对商业更为重视，其对地方的管理也相对松懈。这一切因为南宋亡于蒙古而被视为教训，于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于进行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一次改革的显著特征，是极度的中央集权和保守倾向。朱元璋对内实行恐怖统治，处死了大批官吏，同时取消了宰相这一权力最大的官职；对外又禁止开疆拓土，将周边一连串国家列为不允许征讨的地区，这是因为在他眼中，明朝的领土范围已经达到了饱和点。
财政方面的改革就更让人意外。朱元璋制定了堪称琐碎的制度：人力与物资被精确到县，全国人民编成班轮流服役；仓库管理更精确到了每一石谷米、每一根蜡烛。整个国家的资源，事无巨细地都要送呈皇帝审查。在黄仁宇看来，朱元璋的顶层设计相当于宣布，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农村：它不需要商业，也无意让国民经济多元化，丰富政府组织以应对未来的发展则更无必要。
朱元璋事实上的继承人朱棣，局部地改变了朱元璋的改革意图。他开始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并且出兵进攻越南。从个人来看，朱棣可谓称得上赫赫武功，但他的作为已经超过了明朝可以支撑的范围，于是在他死后，后继的君主们便不得不全方位收缩，以避免朝代的灭亡。
朱元璋的改革财政税收过于迁就农村的习惯，但一旦与全国的税收网络相关联，就会造成极大的运算成本。比如说以实物交税，明朝因此充满了复杂错乱的补给线，又因为缺乏银行等金融机构，这些税收的流通、转换本身就伴随着消耗。又因为这一僵化的制度很难改组，于是国家的财政机器在面对远远超过其运算能力的数字时，时常陷入困境，其实有崩溃的危机。可以这样说，朱元璋的改革，用于治理一个农村甚至是一座城镇，或许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治理一个国家？这玩笑就开大了。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不算贫穷的明朝，却最终亡于政府的破产。明明有足够的潜在税源，却经不起税收的动员，就算征上来了税，也发放到不需要它的军队手中。这些制度上的基本弊端再混合上南北经济的巨大差异、白银市场的日益复杂，最终使得明朝无法真正动用人力物力抵御外敌入侵。于是1644年，满洲人入山海关，最终一步步地灭亡了大明帝国。
清朝前期的几任皇帝均奋发有为，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段难得长久的康乾盛世。但是，继承了明朝体制的清朝，也并没有能力针对明朝政府的种种弊端进行改革。清朝的皇帝们依然没有设立一个中央金库，全国的收支仍是由收税人零星的交授，一切统计都无从核实。说到底，大清帝国与大明帝国一样，虽然疆土更大、人口更多，但依然还是一个巨型农村。
技术上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帝国越大，治理的难度就越呈几何式增长。农民只能集体化管理与指挥，官僚们也不会互相竞争以追求技术上的进步——宋朝的改革教训还在呢！这个第三帝国想要稳定社会，只能着眼于意识形态的和谐，所以这样的国家缺乏结构上的实力以改组成现代国家；面对即将到来的冲击，它也注定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
这也不能全怪明清两朝。还是那句话，中国太早步入大一统了，很多基层社会的制度与技术因此失去了发展的机会，中央政府能将千百万的农村集合在一起已经非常不容易。在这样的环境下，意识形态比科技重要，文化比经济重要，官吏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重要。所以，明清第三帝国，的确称得上是一个停滞的帝国。
这样的帝国，在遇到西方殖民帝国的挑战时，其失败当然可想而知。中国历经三大帝国时期，依然没有进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中国只是由无数农村组成的巨大集团，这样的国家财富、人口、资源再多，也很难抵御一个先进敌人的侵略。于是，太平天国运动、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等一连串的事件，终于将第三帝国推上的绝路。清朝末期，皇帝愚昧无知又缺乏自信，底层则成了无法管制的暴民，好不容易迎来了中华民国的建立，却又步入了军阀混乱的局面。这其中的动荡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但“数目字管理”依然没有实现，中国距其真正的改革也始终还差一步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