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学者，还是文化名人，对于显而易见的错误不加复核的向大众传播，其实都是造谣者，只不过有的人属于主动造谣，有的人属于无意思的被动造谣。“宋朝年收入达到上亿贯铜钱”，就是一个非常典型、源远流长的谣言。
从黄仁宇以学者身份所写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所宣传的：
宋代的记载显示，到11世纪中期每年国家的预算已经达到12600万缗到15000万缗之间。
再到高晓松在《晓说》中胡说八道所说的宋朝和明朝的财政收入差距是一亿五和几百万的差距。
再到现在打着文化名人名号的吴钩所写的《宋：现代的拂晓时刻》所写的：
而两宋的岁入，基本上都保持在一亿（贯石匹两）以上。
以上，都是不负责任的谣言。
而谣言重复一千遍，似乎也成为了事实，导致现在网络历史圈很多人对于宋朝的经济情况进行毫无上限的猜测。其实，宋朝由于自身的军事至上体制需要大量的经费，在商业上管制很少，也很活跃，但是远远达不到后世所说的那么富裕。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时刻，宋朝的财政都是收不抵出的，并没有后任猜测的那么所谓站在了现代的拂晓。
春景货郎图
对历史数据的滥用是危险的，它常常用貌似客观和理性的数字来掩饰其背后的简化、模糊和不确定性。任何对于历史的量化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不考虑前提条件而随意玩弄数字游戏，最终会成笑柄。并且，在理解任何量化数据时，一定要确定自己真正弄清楚这个数据的实质，才能使用。
对于历代中国人口数字、土地数字、财政收入等量化数据的理解，尤其需要谨慎，不然就会像高晓松等不学无术者一样，说多少错多少，说是讲历史，其实是讲文学。
对于宋朝财政收入数据的理解，必须厘清两个基本概念：标准财政单位和通货膨胀。这两个基本概念清楚了，将会少很多关于“富宋”的疑惑。
对于宋朝标准财政单位的理解，常常有两点误区，而这两点误区，在经典谣言”北宋岁入最高的时候是一亿六千万贯，南宋到孝宗朝政权稳定后是8000万贯。（折合4000万两）”中就体现的淋漓尽致：
1、将贯、匹、两、斤、条、株、颗这个混合的统计单位作为宋朝一年的“贯”的收入。
例如所谓的“北宋岁入最高的时候是一亿六千万贯”就很典型，按照《宋史·食货志》的记载：
天禧末…………而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
这就是很典型的混合统计单位，因为古代的财政收入一直是以实际用途为第一价值的，无论是皇帝还是财政官员都不太在乎其货币价值。这是谈论古代财政史的一个最基本的知识，约等于数学中的九九乘法表，只需要翻一翻《宋史·食货志》就能一目了然。例如中的熙宁五年的数据：
《宋史·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
再例如也有《宋史·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中所说的：
岁约获五十余万斤、条、株、颗。
但是这么基本的知识，无论是黄仁宇还是高晓松，都一无所知，实在让人感到遗憾。至于为什么黄仁宇、高晓松都将宋朝的收入定到一亿五千万贯，其实来自还是《宋史·食货志》：
皇佑元年，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
海船纹青铜镜（现藏国家博物馆）
之所以会出现一亿多收入的情况，是因为王安石变法之后，改变了统计口径，以前只统计钱财收入，而王安石开始使用贯、匹、两、斤、条、株、颗的混合统计单位。例如王安石变法之前的至道年间，《宋史·食货志》记载为：
至道末，天下总入缗钱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
至道末年（公元997年）的两千多万，到天禧末年（1021年）的一亿五千万，国家收入短短二十四年翻了七倍，稍微想想就知道必然是统计口径出现了变化，而不是实际收入翻七倍。
因此，如果有人再向你推销什么“宋朝财政收入上亿贯”，你直接跟他说：
去《宋史·食货志》里面把单位看清楚再出来哔哔。
成都交子·汇通天下（四川美术馆）
2、宋朝的标准财政单位是“贯”，而不是铜钱贯。
黄仁宇就是在这个上面栽了大跟头，直接认定有宋一朝的财政收入都是由铜钱“贯”计量的，从而导致其谈论宋朝财政的时候，基本每一句话都是槽点。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从来没有出现过所谓的“以铜钱缗（贯）作为标准的财政计量单位”。北宋时期铜钱是主要货币，但是由于北宋货币的割据性，成都府、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等四路是专用铁钱的，而陕府西路和河东路铜铁钱兼用；而到了南宋，纸钱的“缗”或者“贯”才是基本的财政单位，铜钱几乎很少用，且纸钱的“缗”和铜钱的“贯”两者的价值逐渐分流到不可以道里计。因此所谓的“南宋到孝宗朝政权稳定后是8000万贯。（折合4000万两）”，就是典型的犯了第二个错误，误把“贯”当成铜钱“贯”来计算，而纸钱的一“缗”有些时候连十分之一铜钱“贯”都不值，两者安能直接等价？
宋“太平金宝”金钱
很多人认为南宋经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基于一个误区：误把货币发行量当做实际购买力，将货币价值当做永恒不变的常量，而忽视伴随南宋从始到终的通货膨胀现象。
其实，按照他们吹南宋经济的思路，我们现在可以直接认为委内瑞拉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发展最好的国家，毕竟短短数年，其以货币计算的国内经济已经实现了千百倍的增长，这是真正的吊打世界。
宋朝仓皇南渡之后，由于铜矿枯竭、北方产铜区的丢失，南宋政府在1136年即使收敛了民间的铜器，也只铸造了铜钱40万缗，并且很多都是折十折五的大钱。南宋的经济基本靠纸币支撑，铜钱弱化到了边缘。而纸币和铜钱的计量单位虽然都是缗（贯），但是两者越到后来相差越大，到了第十八界会子的时候，二百贯还不够买一双草鞋，而到第二十六界会子的时候，币值已经贬值为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六。
为了将这种通货膨胀表现得更加直观，可以看全汉昇在《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中的“宋末纸币流通数量图”：
宋末的通货膨胀
可以看到，从宋孝宗到宋理宗，其流通纸币的数量近似指数型增长，这种大规模的滥发纸币，来源于南宋对外作战的军费所需，其直接后果是纸币价值直线下降。
以滥发的纸币和其他朝代的真金白银作比较，我认为没有任何意义。
这种忽视通货膨胀而只做简单的数学大小比较的方法，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推导。例如日本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著名汉学家桑原骘藏因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南渡时宋朝东南岁入不满千万，而到淳熙末年增加到六千五百三十多万缗，就归功于对外贸易的强盛，其实则绝大部分是通货膨胀的关系。
而关于明朝财政，误解同样很多，很多人都向高晓松一样，认为明朝的常规年收入只有几百万两白银。
这个误解是把所谓的户部太仓库收入当做全国总收入。但是，将太仓库的收入当做明朝的总收入，只能说对明朝的财政体系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明朝的户部不是如今的财政部，它的收入只是整个明朝中的一块，其它各部门，例如兵部、工部、礼部，以及皇宫大内都有自己收入不菲银库。
明洪武八年“马良造”五十两银锭（来自博物中国）
明朝中后期，税赋分两大块：实物和非实物（白银）。即使在一条鞭法推行了之后，实物征收（例如供给宫中的白粮）依然是十分庞大的一个数字（在1600年左右，每年解送至宫中府库的各种供应，价值四五百万两白银。一部分供应由田赋而来，一部分则来自于对里甲的征索（《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并且，即使是白银征收，也不仅仅有太仓库这一项。除了太仓库，兵部太仆寺、工部节慎库、皇宫的内库等，其白银收入也十分庞大。
兵部太仆寺：
其实际收入至正德八年增至近18 万两，嘉靖七年达36 万余两，之后增长更快，相继突破40 万、50 万、60 万、70 万大关，至隆庆二年高达78 万余两，隆、万以降有所减少，但仍保持在40 万至60 余万两之间。而常盈库中的存银量在正德初就达一百万余两，至嘉、隆之际高达一千余万两。
工部节慎库：
节慎库岁入工部四司各种名目的银两总数在八十万两以下。例如隆庆三年的记载：该库每岁收银七八十万两。
皇宫的内库：
最大的进项是漕粮折色的金花银，最开始是四百万石漕粮每石折色0.25两，总计100万两。万历年间又加了二十万两。并且，后来的官田折色也一起解收至内库。另外，马尼拉大帆船进口的白银，政府也是有收税的，只不过按照明朝惯例，税并不高，“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东西洋考》），这部分银子也是解收到了内库。
明崇祯八年“御马监”象牙腰牌（来自博物中国）
对于非实物收入，仅供奉给皇宫的白粮，在江南五府就为20万石。其它的例如皇木、贡茶等，开销也是十分巨大。
并且，由于明朝地方政府的财政基本属于自己负责，除了一部分税粮留存作为经费以外，一些其它的物资征派和差役的白银折纳，也是自己的收入。例如：知府轿夫费银二十两；布政使司笔筏银十八两等，这些都是要加派到里甲之中。
经济史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一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亿五来概括宋朝财政、几百万来概括明朝财政，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就像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彭小瑜所说：以极简的方式谈历史是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