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學者，還是文化名人，對于顯而易見的錯誤不加複核的向大衆傳播，其實都是造謠者，隻不過有的人屬于主動造謠，有的人屬于無意思的被動造謠。“宋朝年收入達到上億貫銅錢”，就是一個非常典型、源遠流長的謠言。
從黃仁宇以學者身份所寫的《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财政與稅收》中所宣傳的：
宋代的記載顯示，到11世紀中期每年國家的預算已經達到12600萬缗到15000萬缗之間。
再到高曉松在《曉說》中胡說八道所說的宋朝和明朝的财政收入差距是一億五和幾百萬的差距。
再到現在打着文化名人名号的吳鈎所寫的《宋：現代的拂曉時刻》所寫的：
而兩宋的歲入，基本上都保持在一億（貫石匹兩）以上。
以上，都是不負責任的謠言。
而謠言重複一千遍，似乎也成為了事實，導緻現在網絡曆史圈很多人對于宋朝的經濟情況進行毫無上限的猜測。其實，宋朝由于自身的軍事至上體制需要大量的經費，在商業上管制很少，也很活躍，但是遠遠達不到後世所說的那麼富裕。實際上，在絕大多數時刻，宋朝的财政都是收不抵出的，并沒有後任猜測的那麼所謂站在了現代的拂曉。
春景貨郎圖
對曆史資料的濫用是危險的，它常常用貌似客觀和理性的數字來掩飾其背後的簡化、模糊和不确定性。任何對于曆史的量化都是有前提條件的，不考慮前提條件而随意玩弄數字遊戲，最終會成笑柄。并且，在了解任何量化資料時，一定要确定自己真正弄清楚這個資料的實質，才能使用。
對于曆代中國人口數字、土地數字、财政收入等量化資料的了解，尤其需要謹慎，不然就會像高曉松等不學無術者一樣，說多少錯多少，說是講曆史，其實是講文學。
對于宋朝财政收入資料的了解，必須厘清兩個基本概念：标準财政機關和通貨膨脹。這兩個基本概念清楚了，将會少很多關于“富宋”的疑惑。
對于宋朝标準财政機關的了解，常常有兩點誤區，而這兩點誤區，在經典謠言”北宋歲入最高的時候是一億六千萬貫，南宋到孝宗朝政權穩定後是8000萬貫。（折合4000萬兩）”中就展現的淋漓盡緻：
1、将貫、匹、兩、斤、條、株、顆這個混合的統計機關作為宋朝一年的“貫”的收入。
例如所謂的“北宋歲入最高的時候是一億六千萬貫”就很典型，按照《宋史·食貨志》的記載：
天禧末…………而天下總入一萬五千八十五萬一百…………；
這就是很典型的混合統計機關，因為古代的财政收入一直是以實際用途為第一價值的，無論是皇帝還是财政官員都不太在乎其貨币價值。這是談論古代财政史的一個最基本的知識，約等于數學中的九九乘法表，隻需要翻一翻《宋史·食貨志》就能一目了然。例如中的熙甯五年的資料：
《宋史·食貨志下八·互市舶法》
再例如也有《宋史·食貨志下八·互市舶法》中所說的：
歲約獲五十餘萬斤、條、株、顆。
但是這麼基本的知識，無論是黃仁宇還是高曉松，都一無所知，實在讓人感到遺憾。至于為什麼黃仁宇、高曉松都将宋朝的收入定到一億五千萬貫，其實來自還是《宋史·食貨志》：
皇佑元年，入一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四；
海船紋青銅鏡（現藏國家博物館）
之是以會出現一億多收入的情況，是因為王安石變法之後，改變了統計口徑，以前隻統計錢财收入，而王安石開始使用貫、匹、兩、斤、條、株、顆的混合統計機關。例如王安石變法之前的至道年間，《宋史·食貨志》記載為：
至道末，天下總入缗錢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八百…………；
至道末年（公元997年）的兩千多萬，到天禧末年（1021年）的一億五千萬，國家收入短短二十四年翻了七倍，稍微想想就知道必然是統計口徑出現了變化，而不是實際收入翻七倍。
是以，如果有人再向你推銷什麼“宋朝财政收入上億貫”，你直接跟他說：
去《宋史·食貨志》裡面把機關看清楚再出來哔哔。
成都交子·彙通天下（四川美術館）
2、宋朝的标準财政機關是“貫”，而不是銅錢貫。
黃仁宇就是在這個上面栽了大跟頭，直接認定有宋一朝的财政收入都是由銅錢“貫”計量的，進而導緻其談論宋朝财政的時候，基本每一句話都是槽點。無論是北宋還是南宋，都從來沒有出現過所謂的“以銅錢缗（貫）作為标準的财政計量機關”。北宋時期銅錢是主要貨币，但是由于北宋貨币的割據性，成都府、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等四路是專用鐵錢的，而陝府西路和河東路銅鐵錢兼用；而到了南宋，紙錢的“缗”或者“貫”才是基本的财政機關，銅錢幾乎很少用，且紙錢的“缗”和銅錢的“貫”兩者的價值逐漸分流到不可以道裡計。是以所謂的“南宋到孝宗朝政權穩定後是8000萬貫。（折合4000萬兩）”，就是典型的犯了第二個錯誤，誤把“貫”當成銅錢“貫”來計算，而紙錢的一“缗”有些時候連十分之一銅錢“貫”都不值，兩者安能直接等價？
宋“太平金寶”金錢
很多人認為南宋經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基于一個誤區：誤把貨币發行量當做實際購買力，将貨币價值當做永恒不變的常量，而忽視伴随南宋從始到終的通貨膨脹現象。
其實，按照他們吹南宋經濟的思路，我們現在可以直接認為委内瑞拉是當今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也是發展最好的國家，畢竟短短數年，其以貨币計算的國内經濟已經實作了千百倍的增長，這是真正的吊打世界。
宋朝倉皇南渡之後，由于銅礦枯竭、北方産銅區的丢失，南宋政府在1136年即使收斂了民間的銅器，也隻鑄造了銅錢40萬缗，并且很多都是折十折五的大錢。南宋的經濟基本靠紙币支撐，銅錢弱化到了邊緣。而紙币和銅錢的計量機關雖然都是缗（貫），但是兩者越到後來相差越大，到了第十八界會子的時候，二百貫還不夠買一雙草鞋，而到第二十六界會子的時候，币值已經貶值為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六。
為了将這種通貨膨脹表現得更加直覺，可以看全漢昇在《宋末的通貨膨脹及其對于物價的影響》中的“宋末紙币流通數量圖”：
宋末的通貨膨脹
可以看到，從宋孝宗到宋理宗，其流通紙币的數量近似指數型增長，這種大規模的濫發紙币，來源于南宋對外作戰的軍費所需，其直接後果是紙币價值直線下降。
以濫發的紙币和其他朝代的真金白銀作比較，我認為沒有任何意義。
這種忽視通貨膨脹而隻做簡單的數學大小比較的方法，往往會帶來災難性的推導。例如日本京都學派的創始人之一、著名漢學家桑原骘藏因為《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載南渡時宋朝東南歲入不滿千萬，而到淳熙末年增加到六千五百三十多萬缗，就歸功于對外貿易的強盛，其實則絕大部分是通貨膨脹的關系。
而關于明朝财政，誤解同樣很多，很多人都向高曉松一樣，認為明朝的正常年收入隻有幾百萬兩白銀。
這個誤解是把所謂的戶部太倉庫收入當做全國總收入。但是，将太倉庫的收入當做明朝的總收入，隻能說對明朝的财政體系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明朝的戶部不是如今的财政部，它的收入隻是整個明朝中的一塊，其它各部門，例如兵部、工部、禮部，以及皇宮大内都有自己收入不菲銀庫。
明洪武八年“馬良造”五十兩銀錠（來自博物中國）
明朝中後期，稅賦分兩大塊：實物和非實物（白銀）。即使在一條鞭法推行了之後，實物征收（例如供給宮中的白糧）依然是十分龐大的一個數字（在1600年左右，每年解送至宮中府庫的各種供應，價值四五百萬兩白銀。一部分供應由田賦而來，一部分則來自于對裡甲的征索（《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财政與稅收》））。并且，即使是白銀征收，也不僅僅有太倉庫這一項。除了太倉庫，兵部太仆寺、工部節慎庫、皇宮的内庫等，其白銀收入也十分龐大。
兵部太仆寺：
其實際收入至正德八年增至近18 萬兩，嘉靖七年達36 萬餘兩，之後增長更快，相繼突破40 萬、50 萬、60 萬、70 萬大關，至隆慶二年高達78 萬餘兩，隆、萬以降有所減少，但仍保持在40 萬至60 餘萬兩之間。而常盈庫中的存銀量在正德初就達一百萬餘兩，至嘉、隆之際高達一千餘萬兩。
工部節慎庫：
節慎庫歲入工部四司各種名目的銀兩總數在八十萬兩以下。例如隆慶三年的記載：該庫每歲收銀七八十萬兩。
皇宮的内庫：
最大的進項是漕糧折色的金花銀，最開始是四百萬石漕糧每石折色0.25兩，總計100萬兩。萬曆年間又加了二十萬兩。并且，後來的官田折色也一起解收至内庫。另外，馬尼拉大帆船進口的白銀，政府也是有收稅的，隻不過按照明朝慣例，稅并不高，“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公私并賴，其殆天子之南庫也”（《東西洋考》），這部分銀子也是解收到了内庫。
明崇祯八年“禦馬監”象牙腰牌（來自博物中國）
對于非實物收入，僅供奉給皇宮的白糧，在江南五府就為20萬石。其它的例如皇木、貢茶等，開銷也是十分巨大。
并且，由于明朝地方政府的财政基本屬于自己負責，除了一部分稅糧留存作為經費以外，一些其它的物資征派和差役的白銀折納，也是自己的收入。例如：知府轎夫費銀二十兩；布政使司筆筏銀十八兩等，這些都是要加派到裡甲之中。
經濟史的内涵是很豐富的，一一個似是而非的一億五來概括宋朝财政、幾百萬來概括明朝财政，是沒有任何價值的。就像北京大學曆史系教授彭小瑜所說：以極簡的方式談曆史是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