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一词出自《礼记·王制》：“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意思是大乐正考核学有所成的造士，选拔优秀的人才上报于天子，并推荐给司马，这些人称为进士。隋炀帝大业年间（605）始置进士科目，自此之后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1300年间科举考试是最主要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考试是分级逐层进行的，通过院试称为生员（即民间所说的秀才），通过乡试称为举人，通过会试、殿试（殿试只定名次，不会黜落考生）称为进士，进士无疑是王冠上的明珠，代表了科举功名的最高成就。与现代高考不同的是，进士是功名的尽头，就算你对名次不满意也不可以重考。考中进士的多寡也代表了一个地方文化教育的水平，所以最为人们看重。因为文字资料的缺失，黄县明代之前科举考试的情况已经很难搞清楚了，这里只能谈谈明清两代黄县进士的情况（黄县明代县志已佚，但通过《题名录》《碑录》之类的资料还可找寻出明代黄县进士的踪迹）。
明洪武九年（1376），登州升为登州府，至此山东布政司领府六：济南府、兖州府、东昌府、青州府、莱州府、登州府。史称“西三府东三府”。清初因之，雍正十二年（1734），升武定、沂二州为府，十三年升泰安、曹两州为府，这样六府成了十府，但莱州府、登州府辖地没什么变化。明代莱州辖掖县、潍县、昌邑、平度州、胶州、即墨、高密二州五县，清代不变，直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将胶州升为直隶州，下辖即墨、高密二县，莱州府领州一，县三。登州府明代辖莱阳、福山、蓬莱、文登、黄县、宁海州、栖霞、招远一州七县，清代加上海阳、荣成变成一州九县，但地盘还是原来的大小。海阳明代为大嵩卫，雍正十三年（1735）裁卫设县，割莱阳、乳山等各一部归入，因其地在黄海之北，故名“海阳”。荣成明代为成山、靖海两卫，雍正十三年裁卫设县，割文登东部并入，“始皇尝射大鱼于荣成山，山在邑境内，故命名因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莱西原属莱阳，1961年分治，同属烟台地区，1983年莱西改隶青岛市。在明清两代，莱西都归在莱阳县内（莱西的方言亦属烟威方言区，反倒是现今归属烟台的莱州，所操持的方言却并不属于烟威方言，而是与昌邑等地的方言比较接近，属于青州方言区）。
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具体办法，《清史稿•选举志》说的明白：“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三年大比，试诸生于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试举人于京师，曰会试，中式者为贡士。天子亲策于廷，曰殿试，名第一、二、三甲。一甲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乡试第一曰解元，会试第一曰会元，二甲第一曰传胪。悉仍明旧称也。”
据专家研究，明代科举共89科进士约245595人，清代科举共112科进士约26849人，明清两代山东考中的进士总数位居江浙闽赣之后，位居第五。
张增祥的《明清时期山东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一文，认为山东明代进士为1825人，其中莱州府为186人，掖县60人；登州府为146人，莱阳55、蓬莱32、黄县18、招远12、文登12、栖霞5、宁海州5。清代进士为2260人，其中莱州府为329人，掖县36人；登州府为335人，名列十府第二，莱阳77、福山53、蓬莱50、文登44、黄县32、宁海州32、栖霞21、招远3、海阳17、荣成6。
刘希伟的《明代山东进士的区域分布研究》一文，认为明代山东进士总数1832人，其中莱州府倒数第二，为184人，掖县为57人；登州府倒数第一，为134人，莱阳50、登州卫20、黄县17、蓬莱12、文登9、招远9、福山7、栖霞5、宁海州4、登州1。
赵丽美的《明代山东进士群体研究》一文，认为明代山东进士总数为1710人，其中莱州府为173人，掖县为55人；登州府为132人，莱阳49、登州卫18、黄县16、招远9、文登6、福山6、栖霞5、宁海州5、莱州卫人3、宁海卫1、登州卫福山后御所1、靖海卫1、廖州守御千户所1。
张泗洲的《清代山东进士地域分布初探》一文，认为清代山东进士为2259人，其中莱州府进士330人，掖县37；登州府进士总数340人，莱阳70、福山54、蓬莱51、文登38、宁海州33、黄县33、栖霞21，这七个超过20人的县加起来为300人，余下招远、海阳、荣成三县合计40人。
因为专家各自使用的统计文献和统计方法的不同，所以统计出的数据肯定有所差异，但大差不差，无伤大雅。综合起来看，登州府的进士数明代位列六府之末，莱州府位列倒数第二，到了清代，登州府一跃而为十府第二，莱州府亦位列上游，这里有很多影响因素，比如济南府位于山东省的行政中心，有着天然的地理地利优势，登莱两府位于胶东半岛东端，交通不便（那个时代即便坐着骡车，去一趟济南也得半月二十天，要是打荣成走，一个月也不够）。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经济发展情况，北宋末年开始的宋金对立，以及继之而来的金朝、蒙元入主中原，山东成为主要战场，备受蹂躏。明朝建立时，山东人口仅为525万，为开垦山东的大片荒地，明朝制定了一系列奖励垦荒的政策，逐渐恢复经济。明朝永乐年间运河重新疏通，临清、济宁、聊城等地受益于大运河经济，成为人烟稠密的商埠。反观登莱两地，明初实行禁海政策，“片板不许入海”，直到隆庆元年（1567）方始解除海禁，史称“隆庆开关”。清初虽亦实行海禁，但康熙中叶即海禁开放，胶东半岛沿海贸易迅速发展，有鱼盐之利和海上贸易之便，必然带来经济的发达。经济上的优越地位，也必然带来较高的生活水平和良好的办学条件，这是登、莱两府在清代科学考试中多出进士的基本条件。而大运河在清中期后淤塞严重，特别是咸丰五年（1855），黄河决口夺大运河经大清河入海，大运河南北断航，这给沿岸的经济带来巨大打击，科举考试成绩也随之下滑。
影响科学考试成绩的另一个因素，则是县学的规模，毕竟参加考试的人多了，考中的可能性也会增加。明清两代，士子未经考试的称童生，须经本州、县与本府的考试，再参加由学政主持的院试。士子通过院试入学者为生员，朝廷“免其丁粮，厚以廪膳”，不用纳税粮，还可享受廪粮、膏火，“各衙门官以礼相待”，也就是俗话说的秀才见到县官不用下跪磕头。府设教授（正七品），州设学正（正八品），县设教谕（正八品），定例进士以教授用，举人以学正、教谕用，各设训导（从八品）以佐之。康熙九年（1670）清政府确定大府府学20名，大州、县为大学15名，中学12名，小学7名或8名。雍正二年（1724），“令督抚学臣，查明实，在人文最盛之州县，题请小学为中学，中学为大学，大学照府学额数录取。”按此令，山东的历城等二十八个州县，原为大学（莱州府为掖县、胶州，登州府为蓬莱、莱阳），今照府学额各取进20名；新城等三十州县，原为中学（莱州府为高密、即墨，登州府为栖霞、宁海、文登），现改为大学，各取进15名。这是掖县师范、蓬莱师范、莱阳师范、文登师范的肇始，也是“文登学”蜚声全国的助力之一。此时黄县仍为中学，生员名额12名，参加乡试时肯定要吃些亏。
除此之外，地方传统与社会习俗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简单说就是是否重视科举重视文化。黄县明清两代都属登州府，地寡人众，“丰年之谷不足一年之食”，却号为“东海富庶之区”，其原因即在于商业繁盛，居民多习贸迁之利。黄县旧志记载“黄地狭人稠，有田者不数家，家不数亩，养生者惟贸易为计”，“故民多逐利四方，往往致富，远适京师，险涉重洋。奉天、吉林方万里之地，皆有黄人履迹焉”。县志上还说“总黄民而计之，农十之三，士与工十之二，商十之五”，士农工商，国之四民，其地位也是顺序而下，而黄县的经商人口竟然相当于士农工三者的总和，这在过去是很少见的。当其他地方的人还在恪守耕读传家的传统，做着“晴耕雨读”“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梦时，黄县人已经祭起了自己的买卖经。但也正因为黄县人重商，做买卖走南闯北的多了，静下心来读书的自然少了，所以对文化教育并不是特别重视，像有清一代富甲天下的丁百万家族，也仅仅考中四名进士，而且名次都比较靠后。同治版《黄县志》记载黄县明代进士为16人，人数尚在登州府排名第三，只落后于莱阳和蓬莱。
同治县志进士榜
清代至同治十年（1671）进士为22人，后光绪年间又考上12个，这样清代总共考上34人，进士数在登州府仅与宁海州（牟平）并列第五名。原本从清代开放海禁始，黄县经济较前有了极大发展，号称“金黄县”，但经济进步，科举退步，这很能说明问题。黄县明清两代合计考中进士50人左右，远落后于莱州府的掖县，在登州府位居莱阳、蓬莱、福山、文登之后为第五位，属中游水平。50人的进士总数，如果放在全国范围看，就更乏善可陈了，江、浙、闽、赣的一些州县，动辄就考中上千名进士，黄县连他们的零头都不够。黄县人以善做买卖闻名，但黄县商人却并没有像山西商人、徽州商人、浙江商人那样形成晋商文化、徽商文化、浙商文化，归根结底还是与文化底蕴的欠缺有关系。一切取决于文化，文化是根，根深才能枝繁叶茂。不管做什么，没有文化的支撑是做不大也走不远的。
无独有偶，目前黄县经济总量连续几年在全省排名第一，在全国百强县排名中也长期名列前十，但高考成绩也是连续多年在烟台排名靠后，这与明清以来“重商轻文”的习俗是有关系的。看来文化教育自有其稳定的传承或者说是惰性，想要改变非一朝一夕之功。而黄县的经济要想更好更长远地发展，也是必须要补上文化教育这块短板的。总之，经济与文化就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人之两足，是缺一不可、不可偏废的。
附录一：同治版《黄县志》载明代清代（截至同治十一年）进士
明
王纲：（正统丙辰科，有《传》）。张伦：（成化己丑科，有《传》）。
王时中：（弘治庚戌科，有《传》）。姜闳：（癸丑科，有《传》）。
张浚：（正德甲戌科，有《传》）。张子立：（浚之子，嘉靖丙戌科，有《传》）。
王三聘：（辛丑科，有《传》）。呼为卿：（癸丑科，户部主事）。
陈廷芝：（壬戌科，湖广道御史）。张名藩：（伦之曾孙，万历甲戌科，有《传》）。
王继光：（丑丁科，有《传》）。林文英：（庚辰科，有《传》）。
李有实：（己丑科，有《传》）。王道一：（乙未科，有《传》）。
徐九鸿：（戌戊科，饶州府推官）。范复粹：（己未科，有《传》）。
国朝
戚良宰：（顺治丁亥科，池州推官，历兵部督捕司主事，福建福宁道副使）。
范乃蕃：（壬辰科，稾城知县，历兵部职方司主事，户部贵州司员外郎，江南司郎中，湖广永州府知府）。
戚延锡：（辛丑科，罗山县知县）。王文龙：（辛丑科，新平县知县）。
贾蕃男：（辛丑科，户部主事）。邹衍泗：（辛丑科，慈利县知县）。
姜其垓：（康熙壬戌科，会试第二名，有《传》）。
张一恒：（壬戌科，中蓬莱籍，沭阳县知县，有《传》）。
贾煜：（乾隆壬申恩科，有《传》）。
姜重霱：（壬申恩科，天长县知县。按：是年乡、会试同举行，重霱由本年举人，中本年进士）。
（以上见《旧志》。张一恒新增）。
李作楫：（庚辰科，郏县知县）。丁元鹏：（丙戌科，有《传》）。
贾允升：（乙卯恩科，有《传》）。张振德：（嘉庆壬戌科，中蓬莱籍）。
王允中：（丁丑科，有《传》）。
贾桢：（道光丙戌科，一甲第二名。由翰林院编修累官礼部、吏部尚书，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总理兵部事务，予告大学士，赏赐全俸）。
邹子俊：（丙戌科，济南府教授）。
贾樾：（辛丑科，翰林院编修，武英殿协修、纂修，国史馆协修）。
刘自清：（甲辰科，江西长宁县、和县署，龙泉县知县）。
逄希澄：（庚戌科，有《传》）。丁培镒：（咸丰壬子恩科，有《传》）。
赵汝臣：（同治戊辰科，翰林院检讨）。
附录二：光绪年间进士
王锡蕃：光绪二年（1876年）二甲第18名进士，翰林。散馆授 编修。两任顺天乡试同考官，湖南乡试主考官，侍读学士，福建学政。
王衍璞：光绪三年（1877年）三甲第116名进士。官至刑部主事。
赵汝翰：光绪九年（1883年）二甲第20名进士，翰林。散馆授编修，历任功臣馆、文渊阁、国史馆、武英殿协修，詹事府右赞善。
戚善勖：光绪九年（1883年）三甲第32名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诏赠太仆寺少卿。
王景檀：光绪九年（1883年）三甲第175名进士。
王守训：光绪十二年（1886年）三甲第115名进士，翰林。选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历任中书舍人，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修国史文艺志篇。
丁述曾：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甲第65名进士。历任内阁主事，签分农部，诰授中义大夫。
赵蔚坊：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甲第74名进士。官至吏部主事。
张庭诗：光绪十五年（1889年）三甲第116名进士。历任四川乡试同考官，沂州府日照县教谕，昭化县知县。
单梦祥：光绪二十年（1894年）三甲第61名进士。历任广东长宁、丰顺等县知县，兼理嘉应州知州。
曲江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甲第9名进士。历任吏部主事，员外郎，浙江督粮道。
丁毓骥：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甲第27名进士。历任法部主事，江苏司行走，加四级。
王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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